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蒋介石于4月25日下午仓皇离开自己的老家奉化溪口，借道西店镇团堧村下海逃往台湾。
据团堧作家王茂水的《永难忘却的记忆》记载：
当日上午8点半左右，在沿路侍卫兵严密的保护下，三顶椅轿被抬到团堧村头港口沙滩，只见沙滩上到处都是军人。蒋介石则端坐在轿子上看着地图，其长子蒋经国与俞济时同随行的二十几位国民党官员在轿周围攀谈着，等候渡海的船只。
时隔不久，一只小汽艇就从海上向岸边驶来。然而，在小汽艇就要靠埠时，桨叶突然缠住了渔船绳缆，无法驱动。等他们下水处理妥当后，潮位已经不容汽艇靠埠了。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改艇渡为筏渡。可是当时村上的所有竹筏都在海上移蛎作业，一时无法调回，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才从移蛎作业区调来几张竹筏。保长选取了最好的一张竹筏，还铺了从祠堂抬来的两扇门板。
9点半后，蒋介石首先到筏上就坐，接着是蒋经国和俞济时以及两个卫兵。这张竹筏总共载了7人，由村民戴良土撑筏头，戴余茂撑筏尾，其他随从人员也相继上了其他竹筏离岸。坐在竹筏上的蒋介石，一言不发，神色黯然，似有无限的忧伤与怅惘。
竹筏撑了大约40分钟，才慢慢靠拢到军舰边的小汽艇上。随后，蒋介石等人陆续上了小汽艇，再由小汽艇转送到已第三次来迎候的“泰康”号军舰上。这时舰上传来一片热烈的欢呼声：“蒋总统万岁，蒋总统万岁！”至此村民们才知道他们今日见到的原来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
另有记载，蒋介石在等待船只来临前，还在蒋经国、俞济时及几个侍卫陪同下去了大宁寺朝拜求平安、保健康。
该寺住持释永法请求蒋介石题书，蒋即题：“佛光普照，慈航普渡。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蒋中正题。”告别时，他还对释永法说：“中国一定要统一的，我还要回来的。”
事实上，蒋介石此去就再没能回来。倒是在这之前曾风风光光地到访了宁海中学。
据记载，在1935年10月23日下午，蒋介石一行8人，在当时的宁海县长李涵夫陪同下，到宁海中学视察。当时的校长潘以治因患伤寒病在家休整，蒋便在李涵夫的带领下进行了考察。
身体虚弱的潘以治在听闻蒋介石的到来后，随即也赶到了学校。
当时的宁海中学相当破落，且在其边上就是安公祠。蒋介石就问潘以治，为何一个县级中学，竟会如此残旧？潘以治尴尬地答道，学校在资金上还比较困难。蒋当即允诺，我来捐助一点。潘校长闻之甚喜，随即让人拿来一本簿子。蒋介石在簿子上写：“捐赠洋元壹仟圆蒋中正”。
后来，潘以治校长的公子潘正善先生指正，这一千大洋背后却另有曲折：
当时得了蒋介石允诺的潘以治校长自然是欣喜非常，以为钱随时都能拨下来，还对这笔钱的用途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这一千大洋却迟迟没有兑现，会不会是蒋委员长忘记了呢？潘校长便着急了起来，于是找县长李涵夫商量，希望县里能出面催讨这笔钱。谁知李涵夫却直言“我的头没有那么硬”，并指说潘以治与蒋介石同为校长，这钱潘校长当自己直接去讨要。潘校长见县长如此态度，只得离开。
但是为了学校的利益，潘以治又不甘作罢。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亲自去找蒋介石。于是，他给溪口武岭中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对方在蒋介石来时能通知一声。时过不久，那校长便来信，说蒋介石来了。潘以治立即打点行装，前去溪口面见蒋介石。蒋介石深居简出，潘以治无奈，便等待在武岭中学的大门口。终于，潘以治等到蒋介石出来，他立即就迎上去。未等潘以治开口，蒋介石就认出他。他也不卖关子，知道潘以治是为何而来，就吩咐随从带潘去丰镐房领了一千元大洋。
回到宁海后，潘校长用这笔钱在宁海中学建造了11间平房，先做教室，后又改成教师宿舍以及办公室。为了纪念这件事，潘校长还特意在房子旁立了块石碑，记载“蒋中正捐赠”。
时隔一年多，突然有国民党军部的人拿着收据要潘以治签字。潘校长这才知道这一千元大洋是从军费中开支的，并非蒋介石个人捐赠。潘以治顿感气愤，“作为一国首脑居然也说话不算数”。随即他便找人将刻有“蒋中正捐赠”的石碑凿掉了。
不论后人对蒋介石的此次宁海之行评价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在宁海中学的一番训话在当时确实是风行一时。他在训话中所提及的“新生活运动”有关内容，如“礼义廉耻”四个大字，写在大礼堂墙壁上，“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准确”12个字写在教室里，并且在学校里严禁随地大小便，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丢纸屑，互相监督，严格遵守。这一准则，从宁海中学起，很快就扩散到全县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