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汉族。浙江绍兴人，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5年春，柔石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当时鲁迅先生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一周一次。因为有很多外系的学生也来听鲁迅先生的课，去迟了，往往只能站在教室外的过道里听。所以，每逢鲁迅先生讲课，柔石必早早赶到教室。鲁迅先生讲课广征博引，语言幽默生动，语调平缓有力，常引得堂内发出笑声。鲁迅先生带有浓重绍兴口音的普通话，与柔石家乡的宁波话有许多近似之处，他听来感到特别亲切，并详细地作下笔记，不放过先生的每句话。
1928年9月，柔石在王方仁、崔真吾带领下拜见了当时住在上海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的鲁迅先生。而这一会面可说是柔石这一生的转折点。
柔石向鲁迅倾诉了自己对文艺的深深喜爱，以及创作《旧时代之死》的思想动机，并将他随身带的书稿，恭恭敬敬地呈给鲁迅观看。鲁迅应允定当仔细阅读这部书稿。
景云里23号临近宝山路，非常嘈杂。当时恰好同弄的18号空出，鲁迅便把它租下，并邀请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三弟（周建人）一同居住。当时柔石、王方仁和崔真吾三人也无固定住所，鲁迅就介绍他们租下了刚刚搬出的23号。此后，柔石与鲁迅、周建人两位长者朝夕相处，几人时而议论社会现状，时而交谈文化心得，柔石因此受益匪浅。
鲁迅悉心审阅了《旧时代之死》的书稿，赞之为“优秀之作”。他把柔石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让他们出版这本书。同一天，他又读了柔石的小说稿《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看见稿上署着“柔石”两字，疑问地凝视了一下。柔石当即解释说，这笔名取自家乡方祠前一道小桥上题刻着的“金桥柔石”四个字。他儿时搞不清这四字的含义，现在感到为人处世，应该刚柔相济。鲁迅会心地微笑着问：《易经》有“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老子》又有“守柔曰强”之说，你知道么？鲁迅觉得这小说写得不差，决定放在他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第一卷第五、六期连载发表。柔石自学校毕业后，除了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外，在像样的杂志上公开发表作品，这还是第一次。
当时，王方仁与柔石、崔真吾都无固定的经济收入。1928年10月的一天，王方仁提出合伙办刊物和出版图书的建议，说景云里居住着众多文化名人，他哥哥的教育用品社可帮助先垫付印刷的油墨、纸张，还可帮助代售。崔真吾与柔石很感兴趣，就去与鲁迅先生商量。鲁迅早于1925年在北京时，就曾扶助韦素园兄弟与李霁野、曹靖华等几位青年创办《莽原》周刊和未名社，所以对此事也表示支持。几经商议，大家决定创建一个文艺社团，出版一种刊物，每人的股金为50元。当时柔石交不出钱，还是鲁迅帮他垫付。为使启动资金能够更加充足，鲁迅还介绍许广平也参加了一股。这样鲁迅用自己的稿费，实际负担了全社五分之三的资金。鲁迅想起《文选·陆机＜文赋＞》中“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话，提出把这个文艺社团命名为朝花社，拟办的刊物也就名为《朝花》周刊。
《朝花》周刊第一期于1928年12月6日面世。这虽然只是一个16开8版的小刊物，鲁迅却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精心选用了英国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幅画来饰刊头，又为刊名“朝花”书写了美术字。他手把手地指导柔石说：办刊物既要求文章内容扎实，版面设计、编排形式也要生动活泼，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给人压抑感。他还主张版面可以选登一幅以木刻为主的外国美术作品，这在当时国内文艺刊物可说是个创举。柔石在鲁迅的指导下初做编务，还常常到文具社、印刷所跑制图、校字之类的杂务，热情很高。
早在学生时代，柔石就爱好美术。如今看到鲁迅亲手书写了雅致的美术字“朝花”二字，并找来恰当的名画作饰题，一种同调共鸣的惊喜感油然产生。他想方设法搜集整理国外有关木刻的资料，一心做好鲁迅的助手。《朝花》周刊第八期于1929年1月24日出版，柔石与鲁迅合编的《艺苑朝华》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和第二辑《谷虹儿画选》，也以朝花社的名义于26日印成。这两个集子的出版，开创了我国介绍国外进步木刻艺术的先河。
一次，柔石听鲁迅介绍说，英国著名木刻家吉宾斯对于黑白的观念常有意味深长的独创。为求印刷效果的逼真，他径自去信向吉宾斯求商。结果吉宾斯夫人来了复信，并附寄三幅黑白木刻拓片。柔石高兴地把拓片和信件都交给了鲁迅。鲁迅为之妥善保存。这宗珍贵的历史文物，见证了鲁迅与柔石倡导中国木刻运动的劳绩。
朝花社这套《艺苑朝华》文艺丛刊，按当时的计划，一共要出12辑，即还要出《新俄画选》、《法国插图选集》、《英国插图选集》、《近代木刻选集》等。可惜柔石不懂经营，王方仁那个开教育用品社的哥哥，给朝花社供应的纸张，多是从拍卖行里兜来的次货，油墨也是廉价的，用来印制木刻图版，影响了质量和销路。他为朝花社代售书刊，还常常借故不付书款。朝花社经济上遭受极大损失，柔石只得用自己的一点稿费去抵债。鲁迅曾愤慨地说：“我这回总算大上了当”，最后他“以百廿元赔朝花社亏空”。1930年1月朝花社“社事告终”。然而柔石所展现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鲁迅的称赞与信任。他对柔石的评价是：“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柔石自得到鲁迅的关爱后，更加“忠心于文艺”。1929年是柔石著译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他创作了《二月》等中短篇小说20篇、散文随笔3篇、独幕剧2部、诗歌3首、翻译作品17篇，共约三十余万字。1930年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希望》，并发表了短篇新作《为奴隶的母亲》。
1930年5月，经冯雪峰、黄理文介绍，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29岁。
1929年10月初，共产党员、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冯乃超会见了柔石，说起自己过去由于对鲁迅“缺乏了解，以至错误地批评了他”的负疚之情，表示很想去见鲁迅，但又心怯。柔石告诉冯乃超：鲁迅不是这样的人。柔石热情地带冯乃超去见鲁迅，鲁迅满面笑容地接待了他，彼此取得了谅解。这次会见消除了进步文艺团体之间的隔膜，为筹备成立“左联”铺平了道路。
这以后，柔石更加倾心尽力，和冯雪峰一起照料鲁迅的生活与安全事宜。冯雪峰曾说：“我那时感觉到，鲁迅把柔石简直当作家人似的，就是偶尔看电影、游公园，或参观画展、出席会议，也总是邀柔石一同参加。”鲁迅到内山书店看望内山完造，经常与柔石同行。平时，柔石常到鲁迅房中，征询有些什么要代办的事，帮助处理一些诸如寄信、寄书、汇款、取款，以及给青年作者退稿或赠书等杂务。两人之间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载及近百次。以致后来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深情地说，柔石是他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办点私事的人”。还说：“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
1931年1月17日，柔石参加完左联执委会后，下午在东方旅社，和李云卿、林育南、冯铿、殷夫等一同被捕。在龙华监狱，他被钉上重达18斤的“半步镣”，但仍设法通过送饭的狱卒，带出一封转交给冯雪峰的信，信中三次提到的“大先生”即指鲁迅，要他注意安全。
2月7日，柔石和23位战友被国民党杀害。鲁迅闻知柔石牺牲，彻夜不寐，悲愤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惯于长夜过春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