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困难的反动环境中继续进行争取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顽强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成就就是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
在这个时候，整个历史环境都是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早在50年代末，反动的冰山终于被摧毁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活跃，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
恩格斯这时仍旧住在曼彻斯特，并且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该死的生意经”上。他无法直接参加建立“国际”的工作，也不能直接参加“国际”的领导机关——总委员会的工作，但他还是很积极地帮助马克思领导“国际”，并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作斗争。马克思把“国际”内部的情况，把他在总委员会中进行的斗争系统地告诉恩格斯；他在各种问题上都向恩格斯征求意见，不止一次地请恩格斯为总委员会的会议准备某些材料，例如恩格斯曾起草的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联合会的详细报告，这个报告由国际总委员会于1869年作为总委员会的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的报告发表。
恩格斯在揭露拉萨尔派的“普鲁士国王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这样的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报》简直已被俾斯麦所收买。历史完全证实了这种怀疑。
在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之后不久，恩格斯在1865年出版一本专门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详尽地批评了拉萨尔派。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即改组普鲁士军队的问题，这时在德国已经特别尖锐起来，并成了1862年就已经爆发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的所谓“宪制冲突”的根源。
恩格斯拿这次冲突作为具体例子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对待有产阶级中相互攻讦的两派，即地方及政府一方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方。
和拉萨尔派相反，恩格斯证明无产阶级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支持普鲁士的反动政府和地主。为了和资产阶级斗争，反动派有时也会向工人献媚，向工人做一些让步，甚至可以实行普选，例如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政府只有在给资产阶级找寻新的敌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肯做这种让步。一旦工人运动变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政府就要加紧迫害工人运动，力图把它消灭。
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在宪制冲突中的行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普鲁士资产阶级表现得如此缺乏勇气，甚至在这个并不以勇敢见称的阶级的历史中找不到有类似的情形。他证明资产阶级由于惧怕独立的工人运动，一天天地倾向于和帝制妥协，准备着像在1848年一样地再背叛自己。工人应当揭露资产阶级软弱的和不彻底的政策，而如果资产阶级由于懦怯而背叛了自己，工人政党也应当不顾资产阶级而继续进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即争取出版自由、集会、结社权等等的宣传。“自然，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工人政党都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尾巴，而要作为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出现”。工人政党将向工人说清楚他们的特殊的阶级利益，“并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中（这种风暴现在会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地定期重现）准备行动”。
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根据60年代德国的条件把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拟定的策略具体化了。
1867年，马克思的天才著作，他多年的巨大理论工作的成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这对爱森纳赫派在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中取得这些成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马克思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
除了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他还要做领导“国际”的繁重工作。这样同时进行异常困难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根本破坏了马克思的本来就已经受了损害的健康；此外，物质上的困穷给予他的压力即使不比以前大，也不比以前小。虽然恩格斯的帮助，从他做公司代理人，后来又做股东那时起，是大大地增加了，但是随着马克思的孩子们的成长，他的家庭的需要也增加了；此外，现在和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时候也不一样了，他忙于“国际”的工作和自己的经济著作，几乎完全失去了稿费收入。因此，现在家里的东西连衣服都要送去典当，弄得门也出不了，甚至由于没有钱买稿纸而不能写作。
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有一次马克思又要找恩格斯帮助，写信告诉他说：“你可以相信，我宁愿斩断自己的大拇指，也不想给你写这封信。一想起一个人有半辈子要靠别人生活，简直叫人灰心丧气。支持我这样做的唯一的思想，是我们两人在经营一件合伙的事业，而我是把我的时间用在这一事业的理论的和党的方面。”
出于对朋友的热爱和忠实，出于党员对党的伟大领袖的无限关怀，恩格斯每次都急忙给马克思以帮助。他给马克思的信开头通常都是告诉他寄去了多少英镑，这些信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的家庭的关怀是最令人感动和无微不至的。恩格斯由于马克思的健康急剧恶化而感到极大的忧虑，他和医生们商量，劝马克思来曼彻斯特休养，认真治疗疾病，因为这种病是极可能引起致命的结局的。
“假若你愿意为我和你的家庭做一件使人称心的事情，那就去把你的病治好。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整个运动会怎样呢？如果你这样干下去，那你一定会弄到这个地步的。我确实日夜都感到不安，除非我能使人不出这种事。每一天，只要我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担心，并且想着，也许你的情况又变坏了。”
列宁在他写的马克思的传记中着重指出：若不是经常有恩格斯在经济上慷慨援助，马克思就不但不能把《资本论》完成，而且一定会困死在贫穷的压迫之下。
在《资本论》的写作上，恩格斯的帮助并不限于在物质上关心马克思，马克思在一些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上通常都和恩格斯商量，在信中陈述自己的结论，征求恩格斯关于某些问题的意见。马克思还时常在许多实际的经济问题上请教他的朋友——恩格斯，因为恩格斯对这些问题是很有研究的。
马克思在科学工作上过分严谨，在他还没有确信他已经读过每一本书，已经认真考虑过每一个反对意见以前，他就不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为了这一点，恩格斯经常友爱地责备他。
恩格斯知道马克思的这种工作特点，由于这种特点，《资本论》第一卷的付排就无限期地延迟了，他就经常催促马克思，要他不等《资本论》其余各卷完成就出版第一卷。
当马克思开始从汉堡收到校样的时候，他就把它转寄到曼彻斯特去，以便听取他的朋友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种意见是最宝贵的。
1867年8月16日，马克思通知恩格斯，他已经看完了《资本论》的最后一张（第49印张）校样。序言已送出去了，马克思写道：“这样，这一卷是完成了。这一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完全要归功于你！没有你对我的自我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三大卷的全部巨大工作的。拥抱你，衷心地感谢你！……敬礼，我亲爱的忠实的朋友！”
《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最大的事件，而且是对整个工人运动、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关于《资本论》，恩格斯这样写道：“从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时候起，还不曾有过一本对工人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书。”
《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灭亡和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深刻的科学观点武装了工人阶级。在《资本论》中科学的共产主义得到了最深刻的和最全面的论证。这一天才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
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足以称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续篇。他在这一著作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以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一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由于马克思的严格的科学论证，仅仅诬蔑和咒骂是不行了，于是资产阶级科学界就……对《资本论》的出版保持沉默，只当它还没有写成。
为了冲破资产阶级报刊用来包围《资本论》的这堵沉默的围墙，恩格斯并不限于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工人机关报刊或接近于工人运动的机关报刊上发表《资本论》的通俗的书评。他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托人给某些资产阶级报纸寄一系列批评性的书评。1867年9月11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问他：“你考虑一下，为了把事情推动起来，我是不是应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写文章批评这本书？”马克思答道：“你从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这本书的计划是最好的军事手段。”
为了实现这个“军事计谋”，恩格斯利用某些志同道合的亲近朋友的帮助，把论文寄给他们作为榜样，以便他们能够在以后用不同的形式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恩格斯在当时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展开对这本书的讨论，并迫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发表对这本书的意见。
结果，恩格斯终于达到了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一系列书评的目的。在这些书评中，恩格斯显示了藉批评的形式把马克思的观点传达给读者的惊人本领，以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对的毕竟还是马克思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实际上，这些书评的锋芒是针对着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恩格斯想尽办法挑逗他们对《资本论》发表意见）和拉萨尔的理论观点的。
《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恩格斯认为不仅是马克思的生平的转折点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命运的转折点的开始。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希望：马克思的稿费收入会增加一些，恩格斯也有可能永远结束商业生活，靠他脱离企业时可以分得的一笔不多的钱和稿费收入同马克思一起生活。当时，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经吐露过这样的话：“我对任何东西也不像对摆脱这种该死的商业生活那样热烈地渴求。”
但是，从《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又过了两年多，恩格斯才实现了他的这个愿望。
1869年7月1日，恩格斯终于写信给马克思：“真好呵！从今天起再不搞这个宝贝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马克思对于从“埃及的幽囚”中逃出来的恩格斯报以热烈的祝贺。直到在恩格斯很高兴的这一天，他的朋友们才了解，在营业所里度过的这些漫长的岁月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时，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杜西）正在恩格斯家做客，以后她在回忆起这个可纪念的日子时说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当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到营业所去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的喊着：‘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候他时，看见他从房子对面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他挥舞着手杖，满脸笑容地欢唱着。然后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地大摆宴席，喝香槟酒，沉醉在幸福中。那时我很小，还不懂得什么，可是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就不能不流泪。”
多年来压在他肩上的重担终于放下了，这种欢乐的情绪，在恩格斯给亲友们的信中也可以感觉到。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感到高兴。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
特别使恩格斯感到高兴的，是在欧洲的暴风雨日益临近的时候，在可以感到重大的政治事变即将发生的时候，他能完全空闲下来从事科学的和政治的活动。1869年7月10日，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我用不着告诉您，我摆脱了这个该死的生意经并且能够再干我自己的工作是多么高兴，特别是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现在，发生在欧洲上的事件一天天地尖锐化而且将有那么一天会完全出人意外地喷发出暴风雨的时候。”
但是恩格斯为了结束自己的事务还必须在曼彻斯特逗留一个时期。由于他那时有了空闲的时间，他便着手进行爱尔兰历史方面的严肃的科学工作。为了更进一步认识爱尔兰这个被压迫的国家，这时恩格斯在他的妻子莉希·白恩士（已逝世的玛丽的妹妹）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陪同下到那里去旅行。
恩格斯对爱尔兰发生兴趣绝不是偶然的。当时爱尔兰问题在“国际”内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统治阶级人为地挑拨起来的英格兰工人和爱尔兰工人间的民族纠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软弱无力的秘密。他们认为“国际”的任务是唤起英国无产阶级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和仁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身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英国无产阶级去为爱尔兰的独立进行积极的斗争，因为爱尔兰的分离、它内部的土地革命都会是对英国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有力的打击，并推动英国本土的革命的开展。而英国的革命对大陆各国的革命运动又会发生强有力的影响。
列宁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提供了最伟大的，到目前为止还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的典范：一个压迫别人的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以及他们关于波兰、印度和中国的文章是列宁和斯大林进一步研究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础。
恩格斯着手研究爱尔兰的时候，正是爱尔兰问题由于爱尔兰土地运动的新高涨的英国政府对爱尔兰革命者芬尼亚社社员的血腥镇压而特别尖锐化的时期。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恩士，如恩格斯所说的，是“一个具有革命信念的爱尔兰女人”，热烈地同情自己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积极地帮助逃避追捕并在恩格斯家里寻求种种帮助的爱尔兰革命者。恩格斯给予芬尼亚社员以一切援助，并同时批评他们那种阴谋策略和搞“阴谋小集团”的做法，批评他们和广大的爱好自由的爱尔兰人民群众缺乏联系。
恩格斯认为爱尔兰问题具有巨大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因此，他想写一本关于爱尔兰历史的巨大著作，以便说明这个国家变成为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的过程，变成为“英国大地方的堡垒”的过程。恩格斯在1869年10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从爱尔兰的历史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一个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
恩格斯本打算把这部著作分四章来写，结果只写了第一章《自然条件》和第二章的一部分《古老的爱尔兰》。
恩格斯未能完成爱尔兰历史方面的著作。恰如他所预料的，巨大的政治事变在欧洲很快地成熟了。这些事变使得他在很长一个时候不能从事理论工作。这就是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
1870年7月19日，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爆发了。7月23日，国际总委员会就特地向各国工人发表了马克思就普法战争写的一篇宣言。
马克思号召工人不要让战争因普鲁士的侵略意图由防卸性的战争变成为侵略性的、掠夺性的战争。马克思在引证德国和法国工人所通过的一系列的宣言和决议时满意地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先进的工人已能站稳正确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单是这一件史无先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对未来可以抱有更大的希望。这个事实表明，跟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耳贵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同样是要由劳动者统治的。”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
恩格斯在1871年8月1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给德国工人及其政党拟定了在普法战争的复杂条件下所应采取的策略如下：必须严格地分清民族德意志的利益和王朝普鲁士的利益；反对吞并亚尔萨斯——洛林；一俟共和的非沙文主义的政府在巴黎掌握了政权就努力争取和平；经常强调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的一致。他们都不赞成战争，不互相交战。马克思完全赞同这一路线，并以这种精神指导德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普法战争一开始，恩格斯就定期地给《派尔·麦尔新闻》（《Pall Mal Gazette》）投寄评论军事行动的通讯。恩格斯的这些《战争简评》的文章轰动一时，因为论文中关于军事行动进一步展开的预言，过了几天就一字不差地证实了，例如，恩格斯关于法军将在色当战败的预言就是这样。这些论文由于发表时没有署名，竟被认为是出于某一个大军事专家的手笔。
马克思曾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如果战争再继续一个时候，你很快就会被公认为伦敦第一个军事权威。”
恩格斯的论文在他那些知道这些论文是谁写的朋友中引起了热烈的赞美。
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给恩格斯送了一个“将军”的头衔。这个外号在他的亲近的朋友中一直保存了下来。
1870年9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来到了伦敦，并住在从马克思那里最多10分钟就可以走到的地方。现在，两个朋友可以经常见面，可以一起讨论他们以前不得不主要靠通信来进行讨论的一切问题了。
恩格斯每天都到马克思那里去，他们或者出去散步，或者呆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如爱琳娜·马克思所述说的，他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各走一条对角线，走到屋角再回头，好几小时地谈论着各种不同的问题。有时一个问题要一连这样会面几次才能讨论完毕。
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尔·拉法格说道：“我想起他们关于阿尔比哥派的争论，这次争论长达几天之久……为了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在每次见面后各自都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对他们说来，任何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
“马克思不断称赞恩格斯无所不知、称赞他头脑灵敏惊人，能够那样容易地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而恩格斯则赞扬马克思的分析和综合能力。”
恩格斯在迁居伦敦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被选入“国际”总委员会。他现在极其愉快地埋头于政治的和组织的工作。他和马克思一起领导着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尖锐地批评那些不积极参加这个运动而且根本不努力反对英国对外政策的英国工联主义者，即“国际”中的那些工联主义者会员。在1871年1月底召开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提出了揭露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总委员会中引起了长时间的热烈争论。
恩格斯在他的《战争简评》的文章中抨击俾斯麦政府实行掠夺政策和“用普鲁士式”的野蛮方法来进行战争。他向为了打击明目张胆侵入国境的侵略者而拿起武器的法国游击队队员致敬。
在1870年9月4日的革命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警告法国无产阶级在普鲁士军队侵临巴黎大门的形势下不要过早地起义，劝告他们广泛地利用共和国所提供的公开机会来竭力加强自己的组织，这是胜利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但是，当事变的过程、已展开的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刚一引起了3月18日的革命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无产阶级领袖的满腔热情急起帮助“准备翻天覆地的”巴黎工人，成为英雄的巴黎无产者的群众斗争的参加者。
3月21日恩格斯就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详细地报道了巴黎的事变。他根据巴黎的来信报告说：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参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人，虽然不在“名流”之列，但是在工人阶级中是很有名的。在这次会议上，按照马克思的提议通过了号召工人支持和声援巴黎公社社员的决议。
在总委员会4月1日的会议上，恩格斯做了关于巴黎斗争经过的报告，指出了“公社”所犯的主要错误之一：“……选举以后只说不做。本来应当在凡尔赛还很弱的时候向它进攻，却错过了好机会，现在看来凡尔赛占了上风，并正在压迫着巴黎人。”但是恩格斯指出：工人“比过去历次起义都组织得更好”。
恩格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领导下所展开的紧张工作，即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和法国工人去帮助革命的巴黎。
恩格斯把革命活动看做是生活中最大的快事，他在国际中展开了巨大的实际组织工作。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大批流亡者从巴黎奔向伦敦，这时恩格斯是负责总委员会对流亡者的资助工作的中心人物。
作为许多国家的通讯书记，恩格斯总是尽快地帮助每一个和自己的压迫者进行尖锐搏斗的无产阶级队伍，他组织了对安特卫普的雪茄工作和布鲁赛尔工人的罢工运动的广泛援助，他号召伦敦工人支援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的罢工、萨坦德制桶工人的罢工、瓦伦西亚制革工人的罢工等等。每经这样一次罢工以后，都有新的无产阶级队伍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行列。
恩格斯刚好是总委员会中那些最难领导的支部的书记。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巴枯宁主义的秘密组织像网一样分布着，而且这些国家里的“国际”支部的领导人往往受着巴枯宁的影响。
在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向各国支部领导人发出的指示和通知书中，他广泛地宣传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耐心地不懈地解释工人阶级的科学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委婉地纠正各支部领导人所犯的某些巴枯宁主义的“毛病”，并向巴枯宁及其代理人进行猛烈的斗争。
恩格斯早在给“国际”西班牙联邦委员会的第一封信中，就说明了巴枯宁主义者所宣传的不要过问任何政治的错误和危害性，并同时指出：使无产阶级能摆脱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旧政党影响的最好方法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应当执行独立的政策以便达到解放工人的目的。
恩格斯写道：“有产阶级，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不仅用自己财产的力量，即通过资本剥削劳动来奴役劳动人民。放弃跟我们的敌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斗争就是放弃了最强有力的斗争手段之一，特别是放弃了像组织和宣传这样的斗争手段。”
由于要召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71年9月），恩格斯展开了巨大的工作；他是会议议程委员会的主席。恩格斯在他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演说中向代表指出，放弃政治是荒谬的、有害的，特别是在已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更是荒谬的和有害的。“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变得再明显不过的时候，还有人要我们不去干预政治！”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有产阶级的集体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且达到最终目的——消灭阶级，就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伦敦代表会议在决议中谴责了各种宗派组织，并扩大了总委员会的职权。
恩格斯用全力反击巴枯宁主义者对“权力”、“权威”、集中和纪律的进攻。他在给都灵支部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革命更有权威的东西，我觉得，如果像革命时那样利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那就正好是实现了权力的行为。巴黎公社就断送在缺少集中和权力上……而当人们向我说，权力和集中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谴责的两个东西时，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若不是对革命无知，就只是口头上的革命家。”
恩格斯在他一系列的书信和文章中批评了由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混合而成的巴枯宁的理论观点，首先批判了他的国家观点。巴枯宁认为应当消灭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因而也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而是那必须被消灭的国家，在未来的社会里将以“国际”的组织来代替它。恩格斯在给“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德奥多·库诺的信中说明这一类观点的错误和危害性时写道：“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没有任何权威，因为权威，也就是国家，是绝对的祸害。（如果没有一个最终决定的意志，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这些老爷又怎样经营工厂，管理铁路和驾驶轮船呢？自然，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人也不再统治少数人了。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团都是自治的，但一个社会，即使只有两个人，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肯放弃自己的某些自治权，又怎么能够存在呢？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却又一声不响了。”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给了巴枯宁主义者彻底的打击。为了准备这次代表大会，恩格斯积极地进行活动。他担任了代表大会的章程起草委员会的主席，并在7月2日总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议扩大总委员会的全权，赋予它在下次代表大会以前开除个别支部和联邦委员会的权力。他和许多支部广泛地通信，并在信中不倦地揭露巴枯宁的公开和暗藏的代理人，竭力弄清哪些人是优秀分子并把他们团结在总委员会周围，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计算每一个表决权、每一张委托书，以保证马克思的拥护者在代表大会上有团结而可靠的多数。
使恩格斯特别操心的是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他曾经不得不多次地、尖锐地批评他们对“国际”的“有名无实的关系”，批评他们漠视自己的国际义务。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坚决要求李卜克内西以积极的行动来准备代表大会，以便保证德国工人在代表大会上能够获得更充分的代表权。恩格斯在1872年5月2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事情严重起来了，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拥有的力量，否则你们就会逼得我们独立行动，逼得我们把社会民主工党看做是和我们不相干的并且对‘国际’漠不关心的组织。”
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和第一国际的解散，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来到了，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它带有“和平的”性质和没有革命。“西方已经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东方尚末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地点，西方进入了迎接未来的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
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注意力的中心转移到下面两点：在个别的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训练这些政党使它们能够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决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培养了这些政党的领导干部，在他们制定纲领、战略、策略时提供意见，并周密的估计到每一个国家的特点、经济情况、阶级力量对比，估计到妨碍这一国家内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建立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那些障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帮助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时所注意的，主要是为争取党的社会成分的纯洁、为清除党内各种各样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为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斗争。
自从第一国际解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和统一作用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也更为复杂了。对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经常进行实际领导，对公开或隐蔽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必须进行斗争，现在，这一重担主要是落在恩格斯的肩上了。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时期时写道：“由于我和马克思的分工，在定期刊物上，尤其是在和敌对观点斗争时陈述我们的见解的任务就由我来担负了，这样，就使马克思有时间完成他的伟大的主要著作”。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到的发表于定期刊物的文章也包括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在内，现在这些书信大部分由恩格斯来写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争取在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特别注意德国的工人运动。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工人运动的重心暂时已转到了德国。
德国工人在巴黎公社以后领导了国际无产阶级并最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恩格斯在他的许多书信和论文中曾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一事实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国工业的发展比英法来得更晚，也更蓬勃。1848年后在德国开展起来的产业革命，给农民和手工业者带来了破产，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为了能在世界市场上和资格较老的工业国家竞争，德国的企业主必须在技术上改进自己的企业并压低工人的工资。这一切都促使阶级关系尖锐化，促使工人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更深刻和更迅速地革命化。
除了产业革命的深入和由此引起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之外，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运动能起先锋作用的原因还在于：这一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它的先躯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未有过的纲领。
但是，尽管具备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德国工人政党的形成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独立的工人政党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反对他们企图控制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经常和侵入党内并表现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恩格斯在他的书信以及在发表于工人报刊的许多文章中对拉萨尔派继续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同时帮助爱森纳赫派纠正路线的错误，反对他们理论上的幼稚和政治上的错误。
爱森纳赫派理论上幼稚的一个例子就是1872年医学博士米尔柏格在他们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Volksstaat》）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
由于当时德国已完成了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住宅问题便显得特别尖锐，成了在报刊上进行广泛讨论的题目。在这一讨论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社会骗子”都浮到表面上来了，米尔柏格就是其中的一个，而爱森纳派竟允许他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言论，这使恩格斯非常吃惊和愤怒。恩格斯向爱森纳赫派抗议发表米尔柏格的文章；并写了许多论战性的文章来驳斥米尔柏格，这些文章后来编成了《住宅问题》这一小册子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研究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在法国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以及运动的内部过程。恩格斯认为，巴黎和外省之间的脱节是上次革命运动的一个根本缺点，外省不仅没有支持革命的巴黎，甚至还直接反对巴黎。恩格斯指出，1871年以后“革命的巴比伦”和外省的那把剪刀已开始合拢，革命的后备军，首先是农民，已开始奋起，这是当时的一个好现象。
恩格斯认为另一个现象是巴黎公社的经验致命地打击了过去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这就使法国工人易于抛弃卓越的特殊的法国社会主义，掌握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
但是，就在这时开辟一条使马克思主义走向法国工人群众的道路也绝不是没有斗争的。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继续维护着陈旧的已被实践证明是破了产的理论。某些法国社会主义者由于本国的革命传统而妄自尊大，他们不愿意从德国人马克思手中接受革命理论——这类因素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除领导工人运动外，还继续他们的理论工作，他们认为理论工作是自己为党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写信给贝克尔说：马克思和我都必须进行完全确定的科学工作，这种工作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只好肯定地说没有别人能够而且愿意担当起来的。我们必须利用世界历史上现在这个安静的时期来结束这个工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件重新把我们抛到实际运动中的漩涡中去；尤其是我们应该利用这个短暂的空闲时间来发展运动，这个同样重要的理论方面，即使稍微发展一下也是好的。
马克思这时的主要理论工作是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个工作现在愈来愈频繁地被马克思的病打断了。
至于恩格斯，他一面从事着普及马克思主义并在报刊上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敌人攻击这样巨大的工作，一面深入地研究了自然科学。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就已经开始抽空研究自然科学；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他就着手写作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巨著。他写好了这本书的“导言”，但是由于必须对杜林的著作进行批判，以致不得不停止这个工作。在写完《反杜林论》之后（1878年6月）恩格斯又回过头来写自己的著作，写了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几章和许多零篇的札记及草稿。可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搁下了这一工作；因此，这一著作也就一直没有完成。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埋没了30年之久，直到1925年才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和俄文出版。
《自然辩证法》虽然并没有完成，但就思想的深刻和丰富而论、就其全部理论意义而论，仍然是一部卓越的著作。
这本书的“导言”包含从文艺复兴时代到达尔文为止的自然科学发展的出色的概述。恩格斯追述辩证的自然观如何在反对形而上学观点的斗争中一步一步给自己开辟道路。恩格斯在这里强调实践的作用、生产的作用，因为归根到底生产是制约着科学的发展的。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给当时的自然科学所得到的结论做了哲学的概括，指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辩证地进行的，所以认识自然界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恩格斯探讨物质运动的各种不同方式、它们的统一和互相转化、它们的质的特点，他给自然科学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分类。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始终和伪科学、和僧侣主义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恩格斯批判唯心主义者和庸俗唯物主义者，反对形而上学粗糙的经验主义，他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自然科学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切部门中反对旧学说的信徒，支持当时科学中一切新的进步的东西。
恩格斯用最先进最革命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自然科学的现状，他向前看得很远，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成效的科学假设，预料到一系列最新的科学发现。例如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不同，恩格斯坚持这样的观点：原子是复杂的，原子并不是简单的最小的物质粒子。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个观点。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出色的短论中，恩格斯指出劳动在人的机体的形成方面、在语言的起源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形成方面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就这样，恩格斯根据大量的材料在自己的著作中树立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卓越的榜样。虽然在关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个别细节上，由于后来这些科学又有了巨大的进步以致恩格斯的某些论点变得陈旧了，可是《自然辩证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旧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哲学价值。
恩格斯这本出色的著作《自然辩证法》，列宁并不知道。然而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好像是恩格斯所开始的研究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一样。列宁在这本书里唯物地概括了恩格斯逝世后的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所获得一切有价值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没有能完成自己的著作《自然辩证法》。1883年3月14日发生了迫使恩格斯暂时放下也永远放下了完成这一巨著的工作的事件。这就是马克思的逝世。
3月14日晚，恩格斯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打电报通知了朋友和战友们。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一动也不动的躺在安乐椅上，他的面孔永远僵硬不动了，但我仍然不能想像，这个伟大的天才已经不再运用他那有力的思想来丰富两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恩格斯通知贝克尔说：“我们党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止跳动了。”
马克思的逝世对恩格斯来说是双重悲痛的事件。由于马克思的逝世，他不仅失去了他所终生从事的运动的天才领袖，也失去了第二个“自我”，失去了全部自觉生活中的同伴，失去了忠实的朋友和斗争中的战友。
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安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在朋友的墓前发表了动人的演说，描绘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科学功绩和他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为一切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奋斗的自我牺牲的英雄的一生。恩格斯以下面的预言结束了自己的演辞：“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他一生最沉痛的日子里，在把马克思逝世的消息通知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并没有丧失锐气，没有为这沉重的打击所压倒。
他在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给贝克尔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大概是1848年以前的老战士中的最后两个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子弹呼啸着，朋友们倒下去了，但这对我们两个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子弹打中，那就让它打中吧，但是希望能命中要害，不要让我们长时间地受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