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恩格斯竭尽全力为马克思的天才开辟道路并帮助自己伟大的朋友写作《资本论》，马克思逝世以后，他更毫不犹豫地放下了自己的科学工作，将其余生来完成由于马克思的病和死而中断了的工作——《资本论》的出版。
恩格斯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关于这些手稿，马克思在逝世前不久曾经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过：恩格斯应该把这个手稿“整成个东西”。接着应当出版的就是《资本论》第三卷以及第四卷的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且不谈许多其他篇幅较小的著作了。
恩格斯在开始整理《资本论》手稿时已经63岁，因此，他常常担心完不成这项工作。要从事这一工作就必须辨认马克思的潦草不清的笔迹，整理这些手稿并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整体，这除了恩格斯是谁也做不到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便病倒了，几乎有半年的时间不能够整理《资本论》，他写信给拉甫罗夫说：“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笔迹和个别字以及整个句子的缩写。”恩格斯通宵不停地抄写手稿，企图这样来弥补因生病而失去的时间。结果病很快就复发了，因此，医生又禁止他伏案工作。于是病中的恩格斯就决定，如他所说的，“采取英勇的措施”。他请了一名助手，每天从早上10时到下午5时躺在沙发上向这个助手口述手稿。
但是，抄写手稿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主要和最困难的部分。此外，还需要进行很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一工作除恩格斯之外也是没有人能够完成的。除了个别的论述得很详细的部分外，在原稿里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却只有一个大纲。某些片断由于后来的加工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手稿。恩格斯必须仔细地研究原稿，研究如何编辑个别的片段，必须进行许多补充，当然主要的也还是文体形式上的工作。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强调指出他是尽量“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来完成这些任务的。
1885年2月，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整理工作并把它送去付排。
接着恩格斯立刻开始了第三卷的口述工作。他写道，包含有许多最后结论的第三卷“将在整个经济学中引起彻底的变革”。马克思的这个著作“是一部光辉的杰作。这是对旧经济学的真正空前的摧毁。现在我们的理论才有了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能够顺利地和任何敌人进行斗争了”。
第三卷的最后编辑工作需要恩格斯付出极大的劳动。他必须把这卷的材料加以整理安排，并做了许多必要的更动和补充（对这些更动和补充他每次都加以详细的说明）。恩格斯非常仔细地并以极大的热情来整理马克思的异常珍贵的遗稿。他写道，马克思的遗稿对他来说是“在科学研究中获得最大愉快的泉源”。他在写信给贝克尔时说：“要整理马克思这样每一个字都贵似黄金的人所留下的手稿是需要花费不少劳动的。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重新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列宁谈到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所进行的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时，写道：“……这两卷‘资本论’确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
恩格斯为整理《资本论》第三卷，几乎工作了10年之久。这不仅是由于这一著作卷帙浩繁和极其复杂，不仅是由于恩格斯的视力衰退，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恩格斯在进行《资本论》第二和第三两卷的出版工作时还担负了许多其他的工作。
除了1886年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和第二卷的再版工作，同时也还要准备出版和翻译马克思的其他许多著作（《哲学的贫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以及他自己的著作，并给这些著作写序言。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世的这12年当中，恩格斯自己所能写成和发表的理论著作是为数极少的。恩格斯把其中最大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原来马克思曾经想写这样一本书，并为此收集了材料，但是没有来提及写作他就逝世了。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曾做了摘记并附有批评意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利用了这些材料。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研究唯物史观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恩格斯在这本书里阐明了人类社会遥远的过去，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古史、家庭的起源及其各个发展阶段和形式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主要之点，它的中心就是对国家的产生、发展和将来衰亡的条件所做的历史的分析。恩格斯分析了从原始社会起的人类各个历史时期，而这一分析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根据这一分析，恩格斯阐明了阶级产生的过程、国家的起源、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点和形式。
除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外，我们还必须指出恩格斯的出色的小册子《费尔巴哈论》（1888年出版）。这本小册子包括了恩格斯批评施达克《费尔巴哈论》一书的一系列的论文（1886年发表于《新时代》《Neue Zeit》杂志）。恩格斯在这本小册子里扼要地说明了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学说，以及这些学说对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观点的形成所起的影响，同时也揭露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缺点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恩格斯在这本著作里和在其他著作里一样，也是从两个哲学营垒——唯物主义营垒和唯心主义营垒——的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问题的，从而也就捍卫了哲学的党性。
恩格斯在90年代初期写给鲍·恩斯特、约·普洛赫、弗·梅林、海·施塔尔根堡和其他等人的信，也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反对庸俗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硬说经济要素才是历史过程中唯一的积极动因，而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只不过是消极结果，对历史毫无影响。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论断就导致了对历史的宿命论的看法，即把历史看做没有人的参与和不通过人的活动而进行的自动过程。恩格斯阐明说，经济要素的自动作用并不存在，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在历史过程中经济条件只有在最终的意义上才是决定性的条件，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政权，却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写给卡·施米特的信中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话，那末我们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
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回头来写完他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著作和《自然辩证法》就逝世了。他也没有完成他在马克思去世后所拟定的那个庞大的写作计划。
恩格斯本来还打算写一本详细的马克思传，写一部关于1843-1863年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一国际的历史。可是他仅仅发表了一篇简短的马克思传、一些论文和序言。恩格斯在这些论文和序言里叙述了他和马克思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共同斗争的最初阶段。
这样，虽然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战线具有巨大意义，虽然他知道没有人能够在理论方面代替他和马克思，但是他还是没有来提及完成他所想要写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准备出版《资本论》第四卷的原稿。
如果考虑到恩格斯在这整个时期中在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所进行的艰巨工作，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里解释他编辑这卷的工作进展迟缓的原因时写道：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增长，各方面要求于他的帮助，大大超过了不致影响他的理论工作的限度。恩格斯写道：“但我这样的人，既然50多年来都在这个运动中活动，那末因此产生的各种工作，对于我，就是一种不能规避必须立即执行的义务。”
他在给贝克尔写的信中这样说：“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预定要做的事情——我演的只是配角——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出色的主角。当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而演主角时，就不免会有失策的地方，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可是只有在革命风暴更猛烈地来到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到失掉了像马克思那样视野广阔的人，在需要坚决行动时，他总能找出正确的道路，并立即将矛头指向应当打击的目标。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永远是正确的。”
要知道在这个时期领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如何伟大如何复杂，就必须估计到，这个运动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各国的斗争条件和斗争性质都彼此不同。为了领导各个社会主义的政党，恩格斯仔细地和全面地研究每个国家的情况，注意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报刊事业，为社会主义的报纸写指导性的文章，和一些社会主义者进行广泛的通信，并在伦敦自己家里接待许多访问者。
列宁写道：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人继续担负着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的重任。无论是那些虽受到政府的迫害，但力量仍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或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须仔细考虑斟酌自己行动步骤的社会主义者，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过意见，请求过指导。他们都从年迈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宝库中得到过指示。
恩格斯在和改良主义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时，并不限于只提出忠告和给予指示，而是坚决顽强地为实现这些忠告和指示而进行斗争，他密切地注意每个政党的活动，并坚决果断地要求它们改正路线中的错误。
论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恩格斯特别严厉地批评了运动脱离工人群众、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英美的具体条件。
恩格斯注意到英国和美国的特点，在那里无产阶级由于种种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在政治方面只是跟着那个以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闻名的资产阶级的尾巴跑。
这些国家里党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在政治上唤醒工人运动，把它推动起来，即使在不高的理论基础上，也应该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只要能冲破资产阶级影响这堵堤坝就行。
因此，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了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不善于把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运用于美国的具体条件，而企图从上面强迫落后的和对任何理论都漠不关心的美国工人接受这个理论。
恩格斯认为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8年的策略，“参加工人阶级一切真正带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来考虑他们的实际出发点，把他们逐渐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并向他们指出每一次所犯的错误，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的错误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主义宣言》中的话说，他们必须在目前的运动中坚持运动的将来”。
这就是恩格斯所要争取在美国建立先进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唯一实际的、适合美国条件的道路。这就是他耐心地和顽强地教给美国社会主义者的策略。
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跟美国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国家里，到了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早就预料到的工人运动的活跃终于来到了。英国丧失了以前的工业垄断地位，进入到使广大的工资低微的工人群众物质状况急剧恶化的经济萧条阶段，这就是工人运动活跃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然而，虽然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了，80年代前半期产生的社会主义组织却是一些彼此极端仇视、对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的派别。这些组织的领导者——鼓动者和“冒牌的党的领袖们”（如恩格斯所写的）——成了无军之将。他们有些像1849年巴登进军中罗伯特·勃鲁姆的有名的队伍，这个队伍是由一个团长、十一个军官、一个号兵和一个战士组成的。
在英国，恩格斯也努力培养出一批理论上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批和群众性工人运动有联系并能奠定真正工人政党基础的干部。他和妄图垄断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眼光狭小但野心极大的社会主义派别”——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及其领袖海德门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后来事实证明，恩格斯把海德门看做一个毫无原则的野心家是完全有根据的。
恩格斯参加了领导分裂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家里召开了这个组织的左翼反对派的会议。但是，当社会主义者联盟（这是1884年末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分裂而形成的）尚未在实践中证实它的路线是正确的以前，恩格斯也并不急于和它团结。不久社会主义者联盟便滚到无政府主义的泥坑里去了，而恩格斯的拥护者也就都离开了这个联盟。
恩格斯也同样坚决地反对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是悉尼·韦伯和萧伯纳一类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等人。他们自命为社会主义者，而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支派而已”。“这是一帮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利欲薰心的钻营之徒直到多愁善感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他们只是因为慑于工人统治的威胁才联合起来，并且为了预防这种危险，保证领导权属于自己，属于‘有教养的人’，决心什么都干。”
恩格斯自己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他把一批社会主义者，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他的丈夫艾威林以及跟着他们走的无产者如托马斯·曼、约翰·白恩士等团结在自己周围。艾威林夫妇根据恩格斯的主张和指示，在伦敦工人区——东头——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在争取8小时工作日和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口号下，在激进工人中进行了鼓动。艾威林夫妇、白恩士和托马斯·曼在组织80年代后期的罢工斗争和建立非熟练工人工联的工作中起了卓越的作用，而他们的领导者就是恩格斯。
当许多主要国家尚未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时，当欧洲和美洲的政治形势尚未尖锐到非把组织新“国际”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日程上来不可时，恩格斯拒绝一切要求着手建立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为时过早的。
恩格斯所想象的新的“国际”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这个“国际”“将无条件地提出我们的原则”，它将“不仅是一个宣传的机构，而且必然是一个积极活动的机构”。恩格斯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真正的国际”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19世纪80年代末，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就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法国可能派和海德门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积极准备建立国际组织。这时，恩格斯为了打破这些组织机会主义国际的企图，就又像青年人一样地投入了战斗。
恩格斯为了粉碎这个计划，为了与可能派的代表大会相对抗，让法国工人党所建议的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获得成功，三个多月以来他放下了其他工作，狂热地展开了活动。他在他的通信中痛责法国人——盖得和拉法格，因为他们在准备代表大会时，动作迟缓，犹豫不决。李卜克内西也受到了恩格斯的谴责，因为他不是代表有影响的德国党来坚决反对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从而动员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也起来反对这个代表大会，而是按照自己所固有的习惯企图使敌对的双方互相调和，梦想把这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此外，恩格斯藉伯恩施坦和爱琳娜·马克思的帮助在英国积极地展开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运动。
恩格斯认为，为建立第二国际而展开的斗争是第一国际内旧的斗争的继续，是海牙代表大会斗争的继续。他在给左尔格的信里写道：“这里的敌人还是那些敌人，不同之处只是用可能派的旗帜代替了无政府派的旗帜；这里同样是为了换得细小的让步，主要是为了领袖们能取得一些肥缺（市政委员会委员，劳动介绍所理事等）而向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原则。甚至连策略都是一模一样的。”
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是保证巴黎代表大会获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可能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联盟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担当领导角色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力图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个企图同样遭到了恩格斯的坚决回击，而这些人的面目早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就被马克思揭穿了。马克思指出他们已为资产阶级和政府所收买。恩格斯动员社会主义者的力量来坚决回击工联领袖们的这种野心，号召社会主义者用实际行动表明，“具有阶级觉悟的大陆上的无产阶级，是决不想去受那些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世界秩序的人们领导的”。
恩格斯一面和改良主义者以及调和主义者进行了斗争，一面在“国际”里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像纽文葛斯一类的“左派”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拥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把无政府主义者开除出国际的决议。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以每年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节日的决议。恩格斯认为这个节日是战斗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的行动，他在1890年5月1日为《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追溯了《共产党宣言》在面世以后的经历，并且指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1848年以来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恩格斯回想起42年以前当他和马克思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时，响应者还寥寥无几。但是从那时起，工人运动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恩格斯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节就是这个发展的证明。最后，他这样写道：“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资本家和地主们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虽然恩格斯已经上了年纪，但是每个“五·一”节他仍然坚持参加英国工人的游行，并登上作为讲台的四轮车发表演说。本来，恩格斯是不大愿意在大庭广众中讲演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大行的”演说家。
恩格斯亲自出席了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即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在大会闭幕时，他先后用英、法、德几种语文发表了演说。恩格斯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对他的热烈的欢迎所深深感动，他在演说中曾经指着马克思的像声明，他认为这种热烈的欢迎不是对他个人的，他“只是以一个伟人的战友的身分”来承受这份盛情的，“这个伟人的像就挂在那里”。恩格斯说：“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第一批社会主义的论文以来，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已经由许多小派别成长为足以使整个官方世界胆颤心惊的强大的政党。马克思已经死了，假如他现在还活着的话，那末在欧美两洲是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有权骄傲地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的。”
恩格斯赴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时，顺便访问了维也纳和柏林。恩格斯的这次旅行竟成了胜利的行进。像在苏黎世一样，他在这两个城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指出，他所以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功劳，而应当归功于伟大的马克思，他不过是马克思的合作者和战友而已。他在维也纳时说：“即使50年来，我对我参加的运动做出了某些贡献，那我也不希望任何报答。对我来说最好的报答就是你们（群众热烈鼓掌表示赞成）。对我的报答是整个世界！我们有许多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牢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中，在各个地方，一直到澳大利亚……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个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伟大强国，是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决定一切的强国。这就是使我感到骄傲的地方！”
随着第二国际的成立，恩格斯所从事的党的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更加强了。他密切地注意着新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对任何脱离无产阶级路线的企图都立即给以反击。
恩格斯最担心的是盖得领导的法国工人党。由于90年代初期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党的领袖们就产生了机会主义的动摇，他们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攫取”票的斗争上。为了建立一个人数尽可能多的国会党团，盖得派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竟使他们的代表去和以米勒兰、饶勒斯为首的激进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联合起来。在这个联合的党团中，盖得派只占无足轻重的少数，因此，领导权实际上就转到米勒兰一伙人手里。恩格斯认为这种“政略结婚”是极端危险的，他警告大家提防这种危险，并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服从米勒兰派，因为米勒兰派的实际纲领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激进的”。他指出和这些先生们分裂是必不可免的，并建议准备这个分裂。
恩格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激烈地反对了盖得派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是因为1894年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通过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以及福尔马尔在德国土地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机会主义的演说，而德国党的领袖们也没有加以应有的反击。
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小资产者和农民蜂拥而起的事实证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向我们靠近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领导阶级。但是因为他们随身带来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与意图，所以不应当忘记，如果无产阶级对这些思想和意图让步的话，那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作用。
恩格斯认为南特纲领正是这种极端危险的机会主义的让步，这个纲领不向农民说明“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将像火车压碎独轮车一样地压碎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却答应永远保持农民所有制。
同时，恩格斯强调指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它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意义。为了夺取政权，甚至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也必须到农村去，在那里建立起威望来。但是，恩格斯在向这些党指出农村工作的必要性时，他也反对在选举中无原则地追求农民的票数，反对想把农民中那些按其地位来说不可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企图。
恩格斯着重指出，对农民、对农民中极不相同的集团和阶层必须分别看待。他研究了社会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前和夺取政权以后对小农、中农、富农以及大地主所必须采取的政策。
恩格斯探讨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他并没有打算预先规定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农业轨道过渡的具体形式，因为这些形式要根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的那些具体条件和情况来决定。因此，恩格斯只提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待小农的最一般的（基本的）政策。恩格斯写道：“……显而易见，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不会设想用暴力去剥夺小农（赔偿与否都是一样），像我们不得不对于大地主所做的那样。我们的任务首先在于：将其私人的生产和私人的所有权变为协作社的生产和协作社的所有权，但决不是使用强迫的手段，而是凭藉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那时候我们当然会有足够的办法，向小农显示出他们现在就应该懂得的好处。”
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不仅是对法国党的，而且也是对第二国际其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个打击，首先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个打击。当时，这个党的立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还是先进的。在实施特别法的条件下，由于合法工作和地下工作的结合，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党不仅没有脱离群众而孤立，而且还扩大了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对群众的影响。恩格斯在向《社会民主党人报》（特别法废除不久后这个报纸就停刊了）读者告别的信中总结了德国工人和他们的党反对特别法的英勇斗争。恩格斯在追溯1848年，追溯《新莱茵报》时，关于实施特别法这段时期是这样写的：“这同样是一种革命的时期，从那一刻起，即在维登代表大会上，党又重新恢复了，并重新‘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始斗争。”
统治阶级亲眼看到俾斯麦想藉特别法来使社会民主党脱离群众而孤立的企图破产了，因此，1890年1月25日国会便不拟再延长这个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现在统治阶级转而采取“新方针”，即采取“怀柔”策略，采取向工人运动曲意逢迎的政策。
随着特别法的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条件又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党现在获得了合法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可能性。
由于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党的策略问题又尖锐地提出来了。党内又重新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和70年代末期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实施时所发生的危机的性质几乎是一样的。
首先起来反对党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者“青年派”（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个反对派是由一批以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自居的年轻的文学家和大学生所领导的）。这一反对派不懂得利用合法条件的必要性，他们要求党放弃议会活动，责备党在保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责备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当《萨克森工人报》——“青年派”的机关报——企图宣称恩格斯和反对派是一致的时候，恩格斯对于这种“极端无耻的行为”给予了坚决的反击，并趁此机会详尽而彻底地批判了反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青年派”的理论观点是一种歪曲得不成样子的“马克思主义”。谈到这点的时候，恩格斯提到马克思关于70年代末流行于一些法国人中间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所说过的一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青年派”的脱离实际的冒险策略。用他的话说，这种策略甚至能使一个最强的、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葬送在它的一切敌人的大笑声中，并且完全是咎由自取。
恩格斯嘲笑“青年派”自以为在党内占有很大比重、起很大影响的这种自负和错觉。他给他们指出了一个党员所应该走的道路，指出他们要成为领袖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应该让他们了解：他们所受的那种尚待自己加以彻底批判的‘学院式的教育’，完全不能使他们在党内获得领导干部的头衔和与之相适应的职权；让他们了解：在我们党内，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一个普通战士做起；让他们了解：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光是有写文章的本领或理论知识是不够的，甚至二者都确已具备，也还是不够；让他们了解：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很好地熟悉党的斗争的条件，完全通晓斗争的形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战士的行列中。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的教育’的人们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这是恩格斯还在“青年派”表示否认议会斗争和开始公开反对党以前，就对他们进行的批评。在“青年派”变得更“左”的时候举行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做出了决定：如果“青年派”的领袖们不服从党的决议，他们就必须退出党的队伍。反对派的代表们示威性地退出了党代表大会，最终地和党分裂了，“其中一部分滚到无政府主义方面去了”。
党内的“左”倾分子的活跃和统治阶级转而采取“让步”的这种情况都使得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积极活动起来。恩格斯早已预料到在特别法取消后党内机会主义右翼就可能采取进攻，福尔马尔的言行首先表现了这一点。福尔马尔认为政府的“新方针”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他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用拳头打击恶意。”
福尔马尔认为统治阶级的政府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他就以这种观点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由此在逻辑上就推出福尔马尔放弃革命的结论，推出福尔马尔的这样的论断：将来的新社会一定是“始终不渝的和平发展”的结果。
当时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决不是孤立的。由于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复发了，改良主义的幻想重新抬起头来。甚至党内的一个公认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常常大谈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把任何谈论武装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人都算做是无政府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向恩格斯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和政府发生新的尖锐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会使社会民主党失去刚刚争得的合法地位。但是恩格斯向李卜克内西的这种言论提出了坚决的抗议。恩格斯在1890年3月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你痛斥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一则，随便哪个敌人都不会相信你这种说法，他们不致于蠢到这种程度；再则，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从来不打算像善良的教友派信徒那样，如果有人想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也挨上去给人家打……”
恩格斯越来越频繁地指出党的那位“理论家”——考茨基的特点，这些特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初次和考茨基认识的时候就看出来的。考茨基带学究气、经院习气，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带有庸俗气，最后，如恩格斯在给阿德勒的信中所写的，“和真正党的运动缺少联系”。关于考茨基，恩格斯写道：“……是一个纯粹的学究和经院哲学家，他不但不能把复杂的问题弄清，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
伯恩施坦也同样使恩格斯感到不安。伯恩施坦越来越暴露出：他极力想“摆脱”恩格斯的约束，“摆脱”恩格斯在过去，尤其是当《社会民主党人报》从瑞士迁到伦敦以后每天对这位编辑所起的影响。1893年10月12日，关于伯恩施坦，恩格斯这样写道：“他仍然没有做到他所应该做到的那个样子。他现在热衷于琐碎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像他那位在《国民报》（《Volkszeitung》）工作的英明的叔父了。”
最后，恩格斯说在所有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中评价最高的倍倍尔，虽然有很多优点，可是第一、他没有做党的理论家的足够才能，第二、他在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不是始终表现得那么顽强、坚决和不妥协。
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产生了一种危险：日益猖狂的机会主义分子也会影响到党将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而用以代替旧的哥达纲领的纲领草案。因此，恩格斯认为现在是“干涉”和坚决打击机会主义的最适当的时候了。于是他就提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Neue Zeit》）杂志上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是在1875年专为党的领导者们写的，没有公开发表）。这个提议遭到了党的领导者，特别是《新时代》杂志的编辑考茨基的反对。由于恩格斯声言要在维也纳刊印这个文件，考茨基才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知道，发表这个文件，将会给予机会主义者多么沉重的打击，因为马克思在这个文件里彻底批判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幻想，极其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1月17日给在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新时代》（《Neue Zeit》）杂志第17期将给人们留下一个像炸弹爆炸一样的印象，它将刊登马克思对于1875年的纲领草案的批判。这将使你满意，但在德国却会引起许多人的狂怒和愤恨。”恩格斯说得对，“炸弹使机会主义阵营感到惊慌并的确引起了他们的愤恨。”
考茨基在恩格斯的压力之下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同时却慌忙表明自己不同意马克思对拉萨尔所做的评价。考茨基在《新时代》（《Neue Zeit》）杂志第21期中写道：“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看法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考茨基转载了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arts》）上的一篇反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文章作为“解毒剂”。在这篇看来像出于李卜克内西手笔的文章中，竟有这样的妙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文章和《哥达纲领批判》相反，是庇护那些作为哥达合并大会的基础的机会主义原则的，“大会的目的是使两个派别合并，而不是制定科学原则。应该选择一下，是要开一个制定教义的会议，还是开一个社会主义的合并大会”。这就是对于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追求无原则的、不惜任何代价的团结的最典型不过的表述。这种割裂和团结以后就成了第二国际政党的特点。
同时，社会民主党代表格里林伯尔格尔在国会讲坛上声称：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恩格斯认为必须向机会主义阵营投掷第二枚炸弹——给马克思所著的《法兰西内战》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序言。恩格斯在这篇序言里反对那种不仅流行于德国资产阶级中间而且也蒙蔽了许多德国工人的“迷信国家”的心理。和那种把国家看做是实现永恒真理和伸张正义的工具的观点相反，恩格斯强调指出：“国家只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就是在民主共和国里这种压迫也并不比在君主国里减少分毫。”恩格斯用巴黎公社的经验反驳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巴黎公社证明了：无产阶级必须摧毁整个旧的一贯被用来压迫自己的机器。他教导工人说：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这方面应该学习巴黎公社的榜样。恩格斯用下面这些针对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话结束了他给《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
“近来社会民主党里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诸君，你们想知道这种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群众非常兴奋地欢迎恩格斯的这些议论，可是党内某些主张调和的领袖却对恩格斯表示愤怒和不满，甚至有一个时期和他断绝通信往来。可是恩格斯对于这种示威并不在意。有一次他写道：“如果你们以为，你们的微不足道的刺激能够刺穿我的锻炼得很好的老而结实的皮肤，那你们就错了。”
恩格斯急于给党内的改良主义和“议会痴”以新的打击。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的制定使他再度获得机会猛烈地攻击“乞求和平的机会主义……”和由旧的泥坑“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
恩格斯在批判应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讲座的纲领草案时，详细地分析了纲领中的论证（理论）部分和政治、经济的要求。最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政治要求所做的批判。
恩格斯在具有巨大国际意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主要是向改良主义者、“社会协调”的维护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开火。他揭穿了那些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凶狠的敌人的面貌。恩格斯在晚年仍然以自己所特有的全部革命热情投身于捍卫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和基本的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斗争中。
同时，恩格斯还打击了那样一些人，这些人不考虑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不懂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教育工人阶级，使他们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合法地进行工作的情况下，恩格斯坚决反对那些否认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来扩大社会主义宣传、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加强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团结的人。恩格斯反对那些促使党采取为时过早的行动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家；为时过早的行动只能使社会民主党遭到严重的打击，因为社会民主党正在合法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为将来的革命决战，为社会主义革命争取越来越多的群众。
恩格斯警告党说，社会民主党已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拥护它的票数正在不断增长，这在一定的阶段，将会成为统治阶级的巨大的威胁，以致于总有一天，统治阶级会破坏他们自己所制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转而以武力对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发动内战。
果然，统治阶级很快就开始为它自己所制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而感到苦恼。1894年12月，有人在国会里以社会民主党阴谋组织政变为藉口，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新的法律草案。实际上，一部分统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们自己，并不反对来一次政变，撕毁宪法，废除普选制，比非常法时期还要更加彻底地把社会民主党赶入地下。
1895年3月，正好是国会讲座用来对付政变的法律的时候，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一篇《序言》中证明了当时想来一次政变的不是社会民主党倒是统治阶级。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合法性对社会民主党是有利的，正是社会民主党长时期以来所进行的坚决顽强的合法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才使统治阶级绝望地叫了起来：“法律害了我们！”因此，统治阶级想刺激无产阶级，促使他们采取过早的行动，把他们骗到大街上去，以便使他们葬身于枪炮刀剑之下。
恩格斯在这篇《序言》里强调指出，自1848年和1871年革命以来，街头武装斗争的条件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日益强大的军队在装备上比以前优越得多了，铁路可以迅速地调遣队伍，大城市中新闻街区的又长又直的街道便于使用新式枪炮。
恩格斯在发表这篇序言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德国党的领导方面的意见，他们坚决要求恩格斯考虑由于国会讨论对付政变的法律而引起的国内紧张局势，要求他在这篇序言里有些地方的提法要慎重一些。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3月25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柏林朋友们被那个旨在对付企图推翻现存制度的人们的法律草案吓得动摇了，以致使我的文章有些减色。我对于这种动摇态度，在目前的情况下，毕竟不得不加以考虑。”
可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袖看来，这还是不够的，他们竟然肆无忌惮地把恩格斯的序言加以歪曲。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arts》）没有征得恩格斯的同意就刊登了序言的摘录。这篇摘录，如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所写的，把序言“删改得好像我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乞求和平、遵守法律的人”，不难想象恩格斯在读到这篇摘录的时候是怎样的愤怒。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歪曲他的观点的行为提出强硬的抗议，要求他在《新时代》（《Neue Zeit》）杂志上重新刊登序言的全文，“以便消除那篇摘录给人家留下的恶劣印象”。
发表《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的这段令人愤怒的经过，迫使恩格斯不但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袖提出最强硬的抗议，而且还要就这件事通知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尤其是拉法格。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李卜克内西和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他从我为马克思的关于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论文所做的《序言》中，摘出所有能为他那不惜任何代价乞求和平的、反对暴力的策略辩护的片段，近来这一策略他宣传得很得意，特别是现在当柏林正在准备特别法的时候，宣传得更得意。但是，这个策略，我只是为今天的德国提出的，而且附带有很多条件。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决不能一成不变地采取同样的策略，而对德国来说，这个策略明天就可能成为不合时宜的了。”
后来，伯恩施坦之流的机会主义者歪曲事实并制造无耻谰言，说什么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他临终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些人不惜对一个毕生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无情地揭穿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危险性的人进行骇人听闻的诬蔑。
恩格斯认为能急剧地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斗争条件因而也改变其策略的因素之一就是日益临近的战争。他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备战的情况，注视着马克思早在1870年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中所预言的俄法亲近的情形，注视着组织三国同盟（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情形。恩格斯强调指出，将来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力量都将是前所未见的，将来的战争和所谓“区域性的战争”，即个别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同，将是世界性的战争。
虽然恩格斯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提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某些新现象（股份公司、托拉斯等的产生），但是他不能察觉到当世界向新时代——帝国主义时代——过渡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发生的主要变化，因而也就不能断定未来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斯大林在分析恩格斯著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时指出，恩格斯在说明未来的世界大战的原因时，漏掉了“一个后来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也就是那时已经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为争夺殖民地、销售市场、原料产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一因素，忽略了作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一个因素的英国的作用，忽略了德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因素，这种矛盾当时已经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后来在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发展中起了差不多是决定性的作用”。对这一因素的忽略乃是恩格斯这篇论文的主要缺陷，并且还因此使本文产生了其他的缺陷。在恩格斯这篇论文中并没有“革命的失败主义和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的思想。
恩格斯把德国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最近的将来就会成熟的国家，因而他认为如果沙皇俄国和法国一起战胜德国，那就会使德国工人运动大大倒退。因此，他认为：如果发生战争，德国社会主义者应该起来保卫国家。恩格斯强调指出，只有用革命的办法，只有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仿效1793年雅各宾战争的榜样来领导革命战争，夺得政权，保卫德国才会有真正的把握。恩格斯写道：“简言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十来年以后获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就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15年到20年的期间抬不起头来。”
于是，恩格斯就号召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努力为维护和平而斗争，以便尽量推迟即将来临的战争。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战争。“只有当欧洲各国人民都成为自己国家真正的主人时，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才会出现真诚的国际合作”。
1914年开始的世界大战，和恩格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写的文章中论到的那种战争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可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还是企图假借马克思、恩格斯在截然不同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所采取的立场，来掩饰他们的叛卖的策略，即支持“自己”政府所进行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策略。
由于第一批革命战斗的时期的临近，恩格斯在晚年特别关心俄国国内的发展和俄国革命的前途。国际局势的尖锐化使他对俄国的情况更加关怀。
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证明：农民改革不但没有消除存在于俄国的社会矛盾，而且使这些矛盾更尖锐化了，使保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更令人难以忍受了。关于1861年的农民改革恩格斯曾预言性地写道：“欧洲自由主义报刊所一致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案，只不过是为将来的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在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落后的、专制的、农奴制的俄国是欧洲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于农民的觉醒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他们开始把俄国看做是给予欧洲革命强大推动力的国家。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写道：“俄国是欧洲革命的先进队伍。”
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专心地研究了俄国的经济，研究了俄国的科学和文学。1892年，恩格斯曾写信给《资本论》的俄译者丹尼尔逊，对后者刚寄给他一批俄文书籍表示感谢，他说，在这些书籍中“门得列也夫的著作特别使我感到兴趣”。由于恩格斯熟悉俄国的科学、俄国的先进社会思想，他对于俄罗斯人民的智慧和道德品质给予很高的评价。1893年10月，恩格斯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和具有高度才能的人民”。他相信这样的人民，相信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相信他们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当丹尼尔逊抱怨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给俄国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灾难时，恩格斯就在回信时对他说：“像你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会经得起任何危机的。”对俄国革命青年在寻找科学的真理，寻找真正的革命理论时所表现的顽强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恩格斯曾给予特别高的评价。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曾经指出，他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两书在俄国销路之广是任何地方比不上的。《资本论》的第一种译文是俄文这个事实，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获得许多材料证明俄国学者和俄国革命青年对《资本论》有浓厚的兴趣后，就做出结论说：《资本论》在俄国“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和受到更高的评价”。
恩格斯指出，俄国的不以人们愿望为转移的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国内市场和商品关系的扩大，毁坏并且瓦解着村社；他指出，俄国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加剧，在农村除地主之外，还出现了高利贷者富农、土豪（这些字恩格斯通常是用俄文写的）；他指出，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正在进行着。恩格斯强调指出，在村社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进行得特别缓慢，给人们的痛苦特别多。
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也还是不止一次地谈到村社的命运问题。在许多文章以及和俄国革命者的通信中，恩格斯指出：从他和马克思一起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时起，俄国村社所有制的瓦解过程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俄国发生的这些变化已经使恩格斯不能重复他和马克思在1882年对村社命运问题所做的那个回答了。恩格斯没有断言村社是否还那样完整无恙。他这样写道：但是，要从这种村社完整无恙地保存点什么东西下来，那就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
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者，无产阶级的代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就是俄国革命胜利的保证。恩格斯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坚定不移的、彻底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就是马克思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只要把马克思的理论和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条件结合起来，就能够找出这样的策略。”
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极力纠正《劳动解放社》的严重错误，帮助他们“找到”在俄国条件下所必须采取的“策略”。
恩格斯第一个警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他们提防和马克思学说的整个精神相违背的教条主义和书生习气。俄国文学家、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参加者阿·沃登回忆起1893年在伦敦和恩格斯会见时的情况，他叙述道，在谈话中，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硬地搬用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学说，而应该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对于《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恩格斯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他指出必须对许多问题，首先是俄国的土地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土地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对于地租学说，以及对于俄国的实际革命活动都具有极大的意义。恩格斯认为最好由普列汉诺夫来从事俄国的这一基本问题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
恩格斯既没有活到俄国成立了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也没有活到成为历史转折点（他曾屡次这样预言过）的俄国革命的时候。恩格斯希望还赶得上“看一看20世纪”，还能活到欧洲重新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但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恩格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工人阶级即将到来的胜利，对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共产主义的纪元——的必然到来，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当意大利《新纪元》杂志的编辑请求恩格斯简要地为即将到来的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下一定义，来和被但丁称为“一些人作威作福，而另一些人受苦受难”的旧纪元相对比时，恩格斯就用《共产党宣言》中带预言性的话回答他：“代替那存在有阶级以及阶级对立性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而起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协会。”
虽然恩格斯在无情的飞逝的岁月中已度过了70个年头，但他仍然像青年人一样地朝气蓬勃和愉快乐观。他的身体还是灵活而强健的，胡须稍微有些灰白，头上找不出一根白发，从这一切看来他最多不过20岁。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这样描写70岁的恩格斯：“如果从他的头发看来，他比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年轻。”恩格斯在精神上还更要年轻，他还是那样脑筋灵活、精神愉快、饶有风趣。爱琳娜说，就这方面看来，恩格斯是她所认识的人中间最年轻的。爱琳娜谈起，恩格斯在1888年和她、她的丈夫、恩格斯的朋友萧莱马一起游历美国的时候，他是最愉快、最活泼的旅伴和交谈者。不论什么样的天气他都要在甲板上散步，并且有一个不变的习惯，即遇到路上有什么障碍的时候，决不绕过去，而是跳过去或爬过去。除去游历美国之外，恩格斯还和萧莱马一起在1890年游历了挪威。
恩格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具有巨大的工作能力和充沛的精力。他继续进行着如此巨大的工作，这些工作，就其繁重程度来讲，是十个人都难以完成的。只要看一看恩格斯接到的邮件就会使人惊讶：每天都有一大堆各种欧洲文字的报刊和书信送到瑞琴特公园路的一所小房子里去。他总能抽空看完这些报刊和书信，评论发生的一切事件并回答来信。
恩格斯工作时也仍旧像往常一样地专心致志，干净利落，有条不紊。恩格斯住的地方永远是整齐清洁，秩序井然。“在他的两间宽大和光线充足的房间里，靠墙的地方排列着许多书架，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以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他也同样的非常注意仪表，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好像随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一套衣服能穿得如此久而一直保持原来的式样，看起来仍像新的一样。他自己省吃俭用，绝不乱花一个钱，但是他对党和对求助于他的党内的同志，则无限慷慨”。
恩格斯的家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拜会恩格斯的场所。在这两间房间里，充满了各种语言的声音，特别是在星期日，在这个恩格斯照例接待宾客的一天，这种声音更为厉害。凡是有幸到过这里的人，一生都会记得这些难忘的星期日的夜晚。像拉法格所说的恩格斯聪明机灵，谈笑风生，他给这些夜晚带来了活跃、热烈和愉快的气氛。
尽管来拜访恩格斯的人是如此的多，但恩格斯并不接待所有来拜访的人。许多年来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已惯于警惕地对待陌生的或是值得怀疑的人。对于那些叛变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人，他就毫不留情地把他们赶走。爱琳娜·马克思写道：“有一样东西恩格斯是永远不会饶恕的那就是伪善。一个不老实的人，尤其是叛变了党的人，是永远得不到恩格斯的一点宽恕的。”
虽然恩格斯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有难以估计的贡献，但他仍旧像以前一样，非常朴素和谦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把他当做自己公认的领袖而尊敬他关怀他，但他总是解释说，这主要应归功于马克思。当恩格斯70寿辰的时候，祝贺他的电报、信件、礼物、党报上的文章如雪片飞来。他强调指出，他认为这些荣誉主要不应当归功于他自己。他写道：“我既有幸收割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所种下的光荣和荣誉，我只有保证用我的余生来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在将来尽可能地不负大家给予我的荣誉。”恩格斯并且请求把给予他的荣誉，当做奉献于马克思墓前的荣誉的花圈。
恩格斯以敬仰的心情悼念马克思，以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成就而自豪。他严厉地打击那些企图诽谤和诬蔑马克思从而损害国际工人运动的人。布伦坦诺诬蔑马克思，说马克思在引格莱斯顿的言论时是歪曲了的。恩格斯根据许多文件揭露了这种恶毒的诬蔑。他不仅忠心耿耿地维护着马克思的死后的声誉，而且也同样地维护着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的死后声誉。回击任何对这位女性进行诬蔑的企图。如恩格斯在其墓前演说中所说的，这位女性“不但分担了她丈夫的命运、劳动和斗争，而且是积极地、专心致志地、热情似火地投身于其中”。恩格斯把对马克思的热爱也转寄于马克思的孩子们的身上。当有人非难爱琳娜的丈夫艾威林而间接涉及爱琳娜时，恩格斯为了保护她进行了一场极大的斗争。他在给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道：“马克思生前曾嘱托过我，要我在他死后像他自己那样关照他的孩子，并尽我的力量维护她们，使她们免受任何诬蔑。我要维护她们，哪怕我必须对付50个执行委员会，我也仍然要这样做。”
恩格斯以极其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对待马克思的最忠实的朋友和老女仆——犹如他家庭一员的海伦·德穆特。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回忆德穆特的时候，也说她是“一位最崇高的女性”。马克思死后，海伦（琳蘅）就搬到恩格斯家里来。那时恩格斯在妻子莉希（死于1878年）死后过着独身生活，海伦就替恩格斯料理家务。恩格斯在1890年11月5日，即琳蘅死后第二天，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琳蘅在他和马克思的一生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时写道：“我和她是留下来的最后两个1848年以前的老战士。现在我又是一个人了。马克思在长时期内，我在这七年中间能安静地工作，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她。”
恩格斯因看到他的老战友越来越稀少，无产阶级的老战士都相继去世了而感到忧伤。他自己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还是希望他能够活到“无产阶级获得胜利、阶级对抗和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已被消灭、在各文明国家里和平和幸福已经实现”的时候。他还希望积极参加将来的决战，只是惋惜再不能骑马了。他还希望用他剩下的最后力量来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恩格斯在答谢对他的生日的祝贺的时候写道：“当我不能进行斗争的时候，就让我死去好了。”
然而岁月是无情的。1894年12月4日，他写信告诉左尔格，说他虽然还精力充沛，对工作的渴望丝毫未减，并且还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但是他在这75岁时候，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健壮了。
在恩格斯写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旧病——喉头癌已经损伤了他的身体，以前，医生一直隐瞒着他。很快病情就急剧地恶化了，他感到了剧烈的疼痛。据当时到伦敦来的阿德勒说，恩格斯是“以斯多葛精神，甚至以幽默的精神”忍受这种疼痛的。恩格斯虽然不知道病的诊断情况，可是毕竟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他在死亡面前表现了勇敢镇静的态度。
1895年8月5日晚11时左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世长辞了。
遵从恩格斯的吩咐，他的葬仪举行得简单朴素。参加追悼会的只有从各国来的一些亲近的朋友，一共约有80个人。其中有德国党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辛格尔，有法国党的拉法格，有领导英国工人运动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奎尔奇，有比利时的安赛尔，有俄国的维拉·查苏利奇和斯捷普尼亚克（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有意大利的瓦列拉等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赛姆·穆尔等都发表了演说。
恩格斯的遗体是遵从他的遗嘱进行火葬的，骨灰罐被送到恩格斯心爱的休息地方——伊斯特勃恩海岸。在一个暴风雨的秋日，惊涛骇浪吞没了他的骨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