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到浙江访友，王学进先生送我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新书《敲水蜡烛去》。作者石三夫是新昌县人，已在二〇一二年去世，只活了四十九岁。他去世后，朋友们把他生前撰写的数十篇散文汇集成书，表达思念之情。我捧读一遍，感触良多。
石三夫的散文以当地方言状写故乡的风土人情，大多篇什只有千字左右，往往精练到不能减一字，颇得古文的真传，这样老到的笔墨，时下很难见到。可惜的是，他生前的文名只在故乡一隅为人知晓，毕生都是一个默默耕耘的业余作家。
让我感慨的另一原因，是书中的《记忆》一文与我有关。此文写于二〇〇五年。作者当时读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二、三辑中沈容文章，又从书店购得沈容遗著《红色记忆》，将书与刊中之文互相比较，看出了若干差别，并推测它们与手中之稿还会有若干出入。石三夫不愧是有心人，他的判断全对！因为我正是沈容文稿的经手人之一。
时光回溯到二〇〇三年，某次我去李普家拜访，辞别时李老拿出夫人沈容的一篇散文给我一阅，这就是《热闹的月坛北街》。我读了感到眼睛一亮：真是一篇好文章！当即和李普、沈容二老商量，可否发表？沈老说，你觉得能发就发吧。
于是，我把沈容的文章转给了《温故》编辑冯克力，他看了连连叫好，问我还有这样的文章没有。我又向沈容索稿，原来，类似的文章在她电脑中存了一二十篇。冯克力在《温故》和《老照片》上选发了三四篇，同时，别的媒体也注意到沈容的文章，《南方周末》、《文汇报》都有选发。这时，广西出版家刘硕良先生来京创办出版公司，找我商量选题。我说，沈容的文章很精彩，照片也很丰富。他很感兴趣。我提议将沈容的回忆性文字编一本书，书名《从西柏坡到钓鱼台》。沈老说，还可以加上红岩村。我说，那就叫《红岩村 西柏坡 钓鱼台》吧。
沈容一九二二年出生于江南一个世代为官的大家庭。中学时代参加革命，后就读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先后任《新华日报》记者、军调部翻译、新华社记者。五十年代转到电影、电视界。粉碎“******”以后又到中宣口和******港澳办工作。******、******、刘少奇、朱德、******、叶剑英、刘伯承、沈钧儒、贺龙、廖承志、****、江青乃至******等各路风云人物，她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和目睹。难得的是，她超越了颂圣心态，这些人物在她笔下褪去了人为的光环。沈老告诉我，下笔的时候没有考虑出版，只想让女儿看看，所以写作心态很放松。红岩村、西柏坡、钓鱼台，都是高级领导人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大众传媒和文艺作品里，已经变成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西柏坡曾举办一个展览，请一些老干部去参观，沈老去的时候，发现前后左右虽然有好几个老同志，但四十年代末真正经历过西柏坡现场的，就她一个。讲解员的说明词哪些地方回避了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她一清二楚。因为脑海里保存着现场的原汁原味，她笔下的人物也就有了人间烟火气。这种视角，自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后来，刘先生出版不畅，我建议他将此书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丁宁是我妹妹。丁宁说，这个书名可能需要报批，于是改成了《红色记忆》。
遵李普老之命，我为本书写一篇小序。我说，这本书是一幅完整的人生长卷。沈老回忆生平经历，主旨不是作为光荣炫耀，而是作为历史反思。反思是人类前进的精神动力。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沈老参加革命六十多年，她曾感慨，活过来真不容易。虽然身为老革命，也担任过比较重要的职务，但运动一来，想过老百姓的日子都很难。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避免挨整和保持正直，往往成为两难选择。沈老直面惨淡的人生，如实地讲述其中的酸甜苦辣，展示出她青年时代忘我地投身革命，中年无可奈何地经历政治运动，晚年走向觉悟的心路历程。本书充满生动的细节，故事性强，文笔明快，略带幽默，议论很少，即使有一点，也是点到为止，而很少长篇大论的思辨。这种情趣重于理趣的风格，于一般读者来说，自然更亲切，更有魅力。
沈老的文字，有着鲜明的女性特点。这不只是因为她身为革命队伍里的女性，和其他女同志，包括高级领导的夫人们，有更多的交往，还因为她叙述的细节更能体现女性的特殊视角。她亲身经历过许多重大的历史场面，但对金戈铁马、政治风云，却很少直接着墨。相反，她写了很多吃饭穿衣，儿女情长，以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方面，正是以往历史记载的薄弱环节，却又是复原历史氛围的基本原素，从中以小见大，更能体会历史的真谛。从这本书中，我不光看到沈容是一个老革命，老干部，老记者，老导演，更看到她是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女儿的母亲。说家常话，讲亲情事。她的悲欢，是自家事，又是我们民族二十世纪悲欢的一个缩影，是大历史的一个侧影。
书在出版过程中，沈老病了。开始，听说医生诊断为良性肿瘤，就没有在意。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上，丁宁给李普老去电话，讨论版税方面的细节，方知沈老已经于当天早上驾鹤西去！大作还未面世，已成绝唱！出版社于是赶制了几册样书，送到遗体告别现场。
让人欣慰的是，此书问世后，得到了包括石三夫在内的诸多读者共鸣。石三夫敏锐地指出了不同的出版单位在文字删节上的差别。其实，冯克力也好，丁宁也好，他们何尝不想保持沈老文字的原貌？这种不得已之举，竟给后来的文化史家留下了研究考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