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长篇小说《迷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月十七日，作者胡发云从武汉来到北京，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聚会，探讨作品的价值与得失。杨东平说，我早就有一个愿望，写一部《九三年》、《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小说，表现亲身经历的“**********”。这件事我没做成，胡发云做成了，我对他很羡慕。杨东平说的是心里话。他年轻时也曾醉心于写小说，后来成了研究教育的专家，硕果累累，名满神州。但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毕竟是两种笔墨，现在让他回去写小说，恐怕比他从事学术研究之前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困难了。
对于如今六十多岁的这一代人来说，“****”无疑是人生中绕不开的重要经历。一进入社会，就遭遇了革命风暴。风云变幻的政治，扑朔迷离的命运，浓缩了一代人太多的喜怒哀乐，让人铭心刻骨。“****”结束后有一种说法，当时最好的选择是逍遥派。不介入矛盾，冷眼旁观，多读点书，积累点知识。这是事后诸葛亮。当时一场大潮卷地而来，是如此的触及灵魂，一般人想躲都躲不开。包括那些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大多也不是观潮派。让那些从小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的青少年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置身事外，其实是不现实的。况且这场运动反反复复，回合太多，就算你躲过了这一波，也躲不过下一波。进入天下大乱的格局之后，一些在组织宣传方面有才能的年轻人，想不出头都不可能。即使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可能在某一段受压，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但形势一旦出现反复，就会脱颖而出。遇罗克就是最有名的例子。如果说有高明与不高明的分别，不过是有人早一点看破了天机，早一点抽身而退罢了。所以，把逍遥派描绘是可靠的青年，把造反派或保守派说成是野心家，并非历史的原貌。
胡发云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初期也曾是逍遥派。出于文艺爱好，和朋友组织了跨学校但无派别倾向的文艺宣传队。随着武汉地区****的大起大落，这支宣传队还是被一大派组织“新华工”收编。活动了一年多才解散。其间感受了血雨腥风，也经历了悲欢离合。十几年前，他写过散文《红鲁艺》，讲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收入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代人的回忆》一书。在当时众多的回忆文章中，这一篇并不十分显眼。如今，他又依据这段人生经历，重新创作了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迷冬》。在散文中一带而过的众多人物，变成了一个个有独特个性、有独特命运的血肉丰满的形象。围绕“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出现的各界人物，不论是遭到歧视的民国遗民，还是打入另册的****诗人，不论是在党内倾轧中失利的当朝官员，还是在“****”初期遭受冲击的文臣武将及子女，甚至参与造反的学生和工人，都在一九六六年冬天到一九六七年夏天的湖城活跃起来。他们处境不同，态度各异，小说不论对哪种人，都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在动荡的风云中传神地展示他们的心理逻辑、行为轨迹和利益诉求。我的感觉是，在此之前，像这样既有社会广度，又有人性深度的表现“****”的长篇小说还没有见过。以往伤痕文学的****叙事大多表述为野心家——造反派得势，老干部——知识分子受害的善恶冲突。一场全民狂热卷入的运动，往往被简化为闹剧。近几年，研究“****”深层肌理的历史学已经在民间悄悄地掘进。相比而言，小说创作仍然踌躇不前。现在《迷冬》出现了，一部史诗已经拉开了序幕。据说作者要写三部曲，但愿在三部曲完成时，能形成波澜壮阔的史诗。
胡发云是武汉人。《迷冬》里湖城的原型实际上就是武汉。武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虽然不如北京、上海，但也是“****”大剧的重要场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第二年又在武汉亲历“七·二〇事件”，正是“****”第一年到第二年的两个重要结点。前一个结点，标志******准备结束自己在****中央的二线位置。后一个结点，标志******号召军队支持革命****的战略遭受空前的阻力和挫折，他只好调整“****”的整体部署，强调两派无条件联合，所谓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小说没有正面呈现上层的政治斗争，而是通过聚焦一群文艺青年和他们的朋友、长辈的命运，感受这段历史中的普通人命运的无常和无奈，再现天下大乱中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博弈。“****”前积累的大量社会矛盾，都在这场风暴中发酵了。
小说的妙趣还在于，作者着笔的重点不是时代的疯狂，而是青年人在严酷的环境中对真、善、美的苦苦追求。一群家庭背景不同、文化素养有异的中学生，通过择优选拔的方式，自愿聚集到一起，结成艺术社团，演出了一幕幕悲喜交加的活剧。这是一代人浪漫而辛酸的艺术史。他们在最需要艺术滋养的青少年时代，不幸地只能接受单一的红色旋律。艺术被革命意识形态推向极端化，只允许颂圣的宣传内容和高调的艺术风格，民族的音乐传统、民间的音乐元素、西洋的音乐影响，都被当成封资修加以排斥。尽管大环境如此不堪，作者还想极力挖掘，在革命宣传的坚硬外壳里，有少许异质的情调在夹缝中寻求伸展。人的多元的天性，还想寻求一点小小的空间。音乐的旋律，能不能独立于特定时代的政治指向？这或许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胡发云这种探索的得失，就留待时间去检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