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献上的“家”和“户”严格说是不同的。家是社会的名词，表示具有共同血缘，一起生产，一起居住和一起消费的人群；户则是行政的术语，为政府征收赋税，召集徭役或兵役的单位。官方的记录大多是户，不能原原本本地用来作为研究家庭机构的根据；但参证各代的制度与法令，辅以民间或新出的史料，历代的户口记录还是能够适度地反映家庭结构的。
历代官方的户口资料固然不尽可信，但也不宜一味轻疑。各个朝代的情况颇不一致，和当时的赋税制度、授田政策以及行政效率密切相关。譬如汉朝，凡人有赋，征收人头税，每年八月案比，校正户口，人口记录应该相当信实。后汉初期，县府“案比”，江革因为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因此博得“江巨孝”的美名（《后汉书》“江革传”）。可见两汉户口校正是“疲癃咸出”的。实施均田政策的时代，像北魏的授田，连奴婢和牛只皆在授予之列，原无隐瞒人口的必要。同时政府按口授田，也不能妄予，故年年“貌阅”；由现存的敦煌户籍簿册看来，唐朝户口登记是非常精细的。有些朝代赋税之征敛以户为单位，而非以口，诡户尚有可能，漏户则无必要；这时的官方资料仍然可以作为研究家庭结构的参考。
两千年中全国户口总平均数大约5人，符合通常说的“五口之家”。从战国李悝以下，谈人口的学者，如汉初的 晁错、中唐的杜佑和南宋的李心传都看到这一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得很详细，他说：“两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10户为48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10户为52口，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10户为58口有奇”（卷十七，甲集）。近来有人作文说明传统家庭是小家庭，和古人的认识正相符合。
然而中国土地广袤，地形复杂，历史绵延悠长，各个时代固然不尽相同，同一时代各地的歧异性也非常严重。譬如汉平帝元始二年的郡国户口平均数，低于3.5口者8，低于4口者21，高于6口者10.最高为交址郡，8.07口；最低为梁国，2.76口。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天下10道户口平均数，河北道高达6.88口，岭南道只有2.35口。若再就州府考察，贝州最高，达到8.35口。宋代户口平均数偏低，但徽宗崇宁年间保州可有8.38口，太原府7.99口，同时浚州则只有1口而已。所以我们说，全国户口总平均数5口虽然是大致的趋势，却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无法透视历史的实情，不能作为讨论传统家庭结构的唯一或主要的依据。然而我们以本书第51页表平均数作为蓝本，参证可靠资料的众数，不难发现两千年来的家庭结构也发生过几次转变。我国家庭结构的基本类型有两种，一是“汉型家庭”，家口平均数约5口左右；一是“唐型家庭”，平均数高达10口。这两种类型虽只有5口之差，但家庭成员的身份差别就很大了。汉朝与唐朝各代表两种类型，故取朝代以为名，和政治史的断代并不完全吻合。宋元以前的家庭结构大抵是这两类型的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