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最具体的现象是作为统治手段的国家之出现，族群间的敌对意识愈强，内部的服从意念愈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野也愈明显。承袭大汶口文化的典型龙山文化多有象征身份、权威的文物出土，应是这些现象的反映。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第二期墓葬发现成组的玉器，203号墓殉葬品有鸟形、鸟头形玉器和玉珠等相配成组。第一期的黑陶高柄杯和第二期的薄胎高柄杯多出于墓葬，而为居住遗址所罕见。它们是实用器皿，不是明器，分别代表两个时期陶业的最高水平。因为遗址罕见，可能不是日常家具，而是代表特殊地位，专供特殊用途的器皿。这情形和第一期的石钺一样，多见于墓葬，也许是武器，不像日常用具的锛。日照县两城镇发现的玉锛象征意义更大。玉锛呈长方形，扁平，长18公分，上部较窄稍厚，下部较宽稍薄。墨绿色，近似玉质。背面上半段呈乳白斑痕，下半段几乎全为乳白色，背后尚残留墨绿斑痕，色调光泽。同县安尧王城遗址搜集到的玉斧形制与之相同，呈淡绿色。两城镇的玉锛上端正反两面雕刻兽面纹饰，当是后世铜纹样的祖型。这两件莹润精致的玉斧或玉锛当然是礼器，而非生产工具。它们是权威的象征，“国家”这种机构此时大概快发展成功了。
我们重新来检讨传统史籍，对这趋势的发展也可看出一些端倪。“易”、“辞传”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还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还以利天下……；重门击析，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这些发明多在传说的黄帝以前。仰韶文化遗址经常发现石、陶制的纺轮和骨针，那时已从事纺织和缝纫了。裴李岗、磁山和半坡有石磨棒，用来加工壳物，似不比木杵地臼原始。独木舟也该很早就发明的，至于弓箭，人类先经过极其漫长的渔猎时代才开始农业，弓箭之作当更早。河姆渡有水牛，可能是驯养的，仰韶文化只河南高堆、池口寨有牛，与仰韶文化同时的江苏刘林大汶口文化遗址也有牛，至于龙山遗址出的牛骨就更多了；马却罕见，仰韶遗址如高堆，砻山遗址如城子崖数地而已。重门，仰韶文化似未见。郑州大河村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屋，四座毗连，皆独门独户。第一号房子原在东墙开门，后来东侧加盖一间，便将门封堵，改于北墙开门。该号房基中有隔墙分出套间和内间，但仍无重门。反观陕西“客省庄二期”陕西龙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10座房子，双室至少9座，呈“吕”字形。两室中间过道相连，极窄，仅容一人通行，大门开在外室的西南边。考古家推测，由内外两室构成的房屋是“洛省庄二期文化”的普遍房屋形式。重门大概到龙山期才有，和传说的黄帝时代比较接近。
“易经”、“系辞传”作者罗列的这些文明并不是说到黄帝时才有，而是强调这时文物始臻字、图像、衣裳、扉履、杵臼、服牛、乘马、舟楫、簧、生、竽和弓矢等。所谓“作”应是制作，而非发明。这些文物成为文明进展的表征，具有显明的统治意义，“系辞传”或曰“治”，或曰“利”，或曰“济”，或曰“威”，是很有见地的。譬如文字，早在半坡和姜寨的陶器上就有刻画符号，是否文字还有争论。但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莒县凌阳河和诸城2500年前后。单纯的记号可能极早出现，但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广泛人群意识交流的媒介，进而成为统治的手段，则非等到国家雏形萌芽时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