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枯草
夏枯草，味苦，气温。曰寒者，误。入肺、脾、心三经。专散痰核鼠疮，尤通心气，头目之火可祛，胸膈之痞可降。世人弃而不收，谁知为药笼中必需之物乎。夫肺气为邪所壅，则清肃之令不行，而痰即结于胸膈之间而不得散。倘早用夏枯草，同二陈汤煎服，何至痰核之生。心火炎上，则头目肿痛，而痰即结于胸膈而成痞。早用夏枯草，入于芩、连、天花粉之内，何至头痛目肿乎。盖夏枯草直入心经，以通其气，而芩、连、花粉之类，得以解炎上之火也。尤妙心火一平，引火下生脾土，则脾气健旺，而痰更消亡，鼠疮从何而生乎，《本草》只言其破症坚、消寒热、祛湿痹，尚未深知夏枯草也。
或问夏枯草，近人亦知用之，但不能入之汤剂之内也，今欲用之，不知多寡宜若何耳？夫夏枯草，阴药也，阴药宜多用以出奇，而不可少用以待变也。
百部
百部，味甘、苦，气微温而寒，无毒。专入肺经，亦入脾、胃。止肺热咳嗽上气，治传尸骨蒸，杀寸白蛔虫。洗衣除虱，烧汤洗牛马身，虱不生；烧烟薰树木，蛀虫即死；人家烧烬，尽逐蠓蝇。此物杀虫而不耗气血，尤有益于人。但其力甚微，用之不妨多也，然必于参、茯、、术、归、芎同用为佳。大约用百部自一钱为始，可用至三四钱止，既益肺、胃、脾之气，又能杀虫。倘痨病有传尸之虫者，须用地骨、沙参、丹皮、熟地、山药共用为妙矣。
或问百部，杀虫之药未有不耗气血者，而百部何以独异乎？夫百部原非补剂，不补则攻，然而，百部非攻药也，乃和解之药，而性亦杀虫，能入于虫之内，而虫不知其能杀也。杀虫之药，必与虫相斗，百部不特不斗，而并使虫之相忘其杀也，又何至有气血之耗哉。
或疑百部杀虫，何能使虫之不知？夫百部味甘，虫性喜甘，投其所好，妄甘味之能杀身也。
故食之而不知耳，及至已食百部，而虫之肠胃尽化为水，欲作祟而不能，有不知其何以死而死者矣。
百合
百合，味甘，气平，无毒。入肺、脾、心三经。安心益志，定惊悸狂叫之邪，消浮肿痞满之气，止遍身疼痛，利大小便，辟鬼气时疫，除咳逆，杀虫毒，治痈疽、乳肿、喉痹，又治伤寒坏症，兼能补中益气。此物和平，有解纷之功，扶持弱锄强，祛邪助正。但气味甚薄，必须重用，其功必倍，是百合可为君主，而又可为佐使者也，用之可至一二两。若止用数钱，安能定狂定痛，逐鬼消痈。倘用之安心益志，益气补中，当与参、术同施，又不必多用也。
或问百合能止喘。百合非止喘之药也，但能消痞满耳。喘生于痞满，痞满消而喘胀除，故言痞满，而治喘在其中矣也。
或问伤寒证中有百合病，特用百合为汤治之，而子何以不言耶？曰∶伤寒门中之百合病，即将成之坏证也。言坏症，而百合在其内矣。夫坏症何以用百合。正取其气味之和平，解各经之纷纭，即定各经之变乱也。百合有解纷之功，伤寒之变，然亦必须以他药佐之，未可全恃百合也。
旋复花
旋复花，味酸、甘，气温，无毒。一云∶冷利，有小毒。误也。入心、肝、大小肠。治头风，明目，逐水通便，去心满、噫气、痞坚，消胸结痰涎，定惊怪，止寒热。此物有旋转乾坤之象，凡气逆者，可使之重安，但只可一用，而不可再用。至虚弱之人，尤不宜轻用也。
或问旋复花治气逆甚神，为伤寒要药，但不识可于伤寒之外，而亦治之乎？夫气逆之症，不止伤寒，旋复花之治气，尤于伤寒之外见奇。但伤寒气逆，不必加入人参，而杂症门中之气逆，非人参不能奏功，必须共用耳。
或问旋复花不可独用见奇功，有之乎？旋复花固不可独用也，得代赭石，则能收旋转之功。
凡逆气而不能旋转者，必须用之，下喉而气即转矣。二者不止能转气，而且能安气，亦必须人参尤奇。
或问旋复花谓是走散之药，然乎？夫旋复善转气，非走气也，故气逆者，得之而顺。岂气顺者，反用之而散乎。
大黄
大黄，味苦，气大寒，阴中之阴，降也，无毒。入胃与大肠。然有佐使，各经皆达也。
其性甚速，走而不守，善荡涤积滞，调中化食，通利水谷，推陈致新，导瘀血，滚痰涎，破症结，散坚聚，止疼痛，败痈疽热毒，消肿胀，俱各如神。欲其上升，须加酒制；欲其下行，须入芒硝；欲其速驰，生用为佳；欲其平调，熟煎尤妙。欲其少留，用甘草能缓也。此药有勇往直前之迅利，有推坚荡积之神功，真定安奠乱之品，祛邪救死之剂也。但用之必须看症甚清，而后下药甚效，否则，杀人于眉睫也。夫大黄乃君主之药，故号将军。然而将军无参赞之贤，不剿抚并用，亦勇而不仁。所以，承气汤中，必加人参、当归以助之，其他用大黄者，未有不益之补气、补血之味也。然而，补气之药未可重加，而补血之药断宜大用。盖肠胃燥结，而后瘀滞不行，徒用大黄以祛除，而肠中干涸，无水以通舟楫。大黄虽勇，岂能荡陆地之舟哉。故凡有闭结，必须多用补剂，使之生血以出陈，败瘀以致新也。至于补气之药，似乎可止，不知血必得气而易生，况大黄以祛除，未免损伤肠胃之气。吾先用参、 以补之，气既不伤，且助大黄之力，易于推送，邪去而正又不伤，不必已下之后，再去挽回矣。
但气药可以少用者，恐过助其气，以固肠胃，则大黄有掣肘之虞。然而虚弱气怯之人，当大黄必用之时，万不可执可用之说，减去参、 ，又虞有气脱之虑。总之，补气者，防其气脱；补血者，防其亡阴。要在临症察之，而不便先为悬度之也。
或疑邪盛者宜泻，或用大黄至五六钱不泻者，又奈之何？噫！用大黄又不可拘泥也。邪轻者，少用犹须防其更变；邪重者，多用亦宜豫为图后，总以制之得宜，何忧重用乎。然而少则徐加，多则难以收拾。故邪重者，不妨由少以增多，断不可嫌少而骤多也。
或问大黄用之于承气汤中，少若差错，下喉立亡，何利而用之乎？夫承气汤，乃夺命之药也。不善用之，夺命变为丧命矣。非大黄之过也。且子亦知大黄之功乎。当少腹之硬痛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用大黄泻之，苦楚之境，忽易为快乐之场，不特腹中安然，而身躯手足疼痛解热冤，其功之大为何如乎。倘用芒硝、浓朴、枳实，而不用大黄，虽亦能逐邪荡硬，然必不能如是之功速而效神也。可疑其无利而不用乎。
或疑大黄功多而过亦多，予终不敢信为夺命之药而轻用之也。夫用大黄治至急之症也，缓症可以迟用，而急症断不宜迟。逍遥观望，因循谨慎，而杀人者正多。凡邪入下焦，而上焦喘满、中焦痞闷者，断宜速下。倘手按之痛甚而不可按者，急下无疑，庶几可以夺命。否则，气逆而死矣。胡可虑其亡阴之过，而不收其救阳之功哉。
或曰用大黄误下，往往致不可救，可罔顾其亡阴，单收其救阳之功乎？曰∶亡阴之祸，乃误下之过，非宜下之过也。宜下而不下，与不宜下而下，过正相同。倘虑误下，难于垂援，先预防而用补剂，或投而为佐使，自无误下之愆。即误下，而亦无难急之祸，亦何至有亡阴之失哉。
或疑大黄亦斩关夺门之将，何以又不宜用人参？大黄亦何尝不宜人参哉，第古人用人参于大黄中者绝少。盖用大黄之症，多是下行而不上行。上行之症，邪多裹迁之不定；下行之症，邪有趋散之无忧。用大黄以逐邪，所以止加当归以助其势，而不用人参以防其机也。
或疑大黄逐瘀，而气弱之人，往往随下而辄亡，独不可用人参以扶其气乎？曰∶吾前言大黄未尝不宜人参者，正言气弱之人也。邪在于大肠之中，结燥屎而作痛，非大黄之猛利，何以迅逐其邪，而兼去其燥屎乎，倘其人为虚弱之人，似宜和解为得。然而邪已下趋大肠，和其中焦，而下焦更为急迫，其痛必甚，势必下之为快。然而下之，而气亦随下而俱脱也。苟不用人参以急补其气，则气脱又何救乎。然而与其下之气脱，而后救之以人参，何不先用人参于大黄之中，未下而先防其脱乎。况人参、大黄同用，则人参助大黄以奏功，大黄亦得人参而缓力，但去其燥屎之邪，而不崩其虚弱之气，是两用之而得宜也。
或又问人参用于大黄之中，万一补住其邪，而燥屎不得下，不因用人参而误乎？夫大黄走而不守，人参安得而留之乎。况邪又不在上、中二焦，而在下焦之大肠。邪在大肠，原宜直下，用大黄者，不过顺以推之，而非逆以提之也。顺推而用人参，又安得变顺而转为逆乎。故人参用之于大黄之中，万无补住其邪之祸者也。
或疑虚人不可用攻，古人有先服人参，后服大黄者，可乎？不可乎？此亦权宜之法，而不可为训也。愚意不若人参、大黄同用为佳。先服大黄，恐气脱而不及救；先服人参、恐邪壅而不能攻。惟同用于一时，自然相制相宜，大黄无过攻之虞，而人参无过补之失也。
或问大黄性猛，过于迅速，似乎熟用尚非所宜，何以古人不尚熟而尚生乎？夫人黄过煮，则气味全散，攻毒不勇，攻邪不急，有用而化为无用矣。大黄之妙，全在生用为佳。将群药煎成，再投大黄，略煎一沸即服，功速而效大，正取其迅速之气而用之也。不可畏其猛烈，过煎煮以去其峻利也。
连翘
连翘，味苦，气平、微寒，性轻而浮，升也，阳也，无毒。入少阴心经，手足少阳、阳明。
泻心中客热，脾胃湿热殊效，去痈毒，寸白蛔虫，疮科攸赖。通月经，下五淋，散诸经血凝气聚。但可佐使，非君臣主药，可用之以攻邪，不可恃之以补正，亦可有可无之品。近人无论虚实，一概乱投，为可哂焉。
或问连翘为升科要药，是亦药中之甘草也，吾子以为可有可无，何也？连翘实不足轻重也。
盖败毒必须用甘草；化毒必须用金银花；消毒必须用矾石；清毒必须加用芩、连、栀子；杀毒必须加用大黄。是治毒之法，无一件可劳连翘，无之不加重，有之不减轻。但有之以为佐使，则攻邪有力，又未必无小补也。
射干（射音夜）
射干，味苦，气平，微温，阴中阳也，无毒。入肺、肝、脾三经。散结气，平痈毒，逐瘀血，通月经，止喉痹气痛，祛口热臭秽，化湿痰、湿热，平风邪作喘殊效，仍治胸满气胀，咳嗽气结。此物治外感风火湿热痰症，可以为君，但可暂用，而不可久用者也。久用只可为佐使矣。
或问射干治外感痰喘，喉中作水鸡声者，必用射干汤治之，是射干必用之需明矣。但云可暂用而不可久用者，何也？夫喘症，未必有不伤气者，肺气为邪之所伤，风痰随挟之而上冲。
射干入肺，而能散气中之结，故风痰遇之而消。但有结则散结，无结则散气。肺气前为风痰所伤，复为射干所损，势必实喘而实为虚喘矣也。人不悟其故，以为从前射干之能定喘也，更用射干治之，不益伤肺气乎。此予所以谓可暂用，而不可久用也。推之他病，何独不然矣。
苦参
苦参，味苦，气寒，沉也，纯阴，无毒。入心、肝、肾、大肠之经。治肠风下血，热痢刮痛难当，疗狂言心燥，结胸垂死；赤癞眉脱者，祛风有功；黄胆遗溺者，逐水立效。扫遍身痒疹，止卒暴心疼，杀疥虫，破症瘕，散结气，明目止泪，解渴生津，利九窍，通大便。第过于迅利，宜少用为佐使，不宜多用为君臣。至称益肾、安五脏、定心志，不可信之辞也。
或问苦参非益肾之药，夫人而知之也，但未知其所以损肾之故乎？苦参之不益肾，岂待问哉。沉寒败肾，必有五更泄利之病；苦寒泻肾，必有少腹作痛之 。苦参味苦而寒，气沉而降，安得不败肾而泻肾乎。而五更泄利，小腹作痛，必不能免矣。败泻肾气，而反言益肾，殊不可解，愿吾子勿信也。
牵牛
牵牛，味辛而苦，气寒，有毒。虽有黑、白二种，而功用则一。入脾与大小肠，兼通膀胱。
除壅滞气急，及 癖蛊毒，利大小便难，并脚满水肿，极验。但迅利之极，尤耗人元气，不可轻用。虽然不言其所以不可轻用之故，而概置不用，亦一偏之辞也。夫牵牛利下焦之湿，于血中泻水，极为相宜，不能泻上焦之湿。于气中泻水，未有不损元气者也。李东垣辨之至明，似无容再辨，但未论及中焦也。中焦居于气血之中，牵牛既利血中之水，安在中焦不可半利其血中之水乎。嗟乎！水湿乃邪也，牵牛既能利水，岂分气血。但水从下受，凡湿邪从下受者，乃外来之水邪，非内伤之水邪也。牵牛只能泻外来之水，而不能消内伤之湿。上焦之水肿，乃气虚不能化水，故水入之而作胀，久则与水肿无异，故用牵牛，往往更甚。下焦之水肿，若是气虚，用牵牛迅逐，亦每无功，与上焦正相同。是真正水邪，用牵牛利之，始效验如响。可见，牵牛只可治外来之水，而不能治内伤之湿也明矣，非止治血中之水，而不治气中之水也。然则，外来之水与内伤之水，何以辨之？亦辨之于皮内而已。外邪之水，手按皮肉必然如泥。内伤之水，手按皮肉必随按随起，即或按之不起，必不如泥而可团捻也，按之或起或下。起者又有分别，按之即起者，气虚而犹有命门之火也；按之久而不起者，气虚极而并少命门之火矣。按之如泥者，必须用牵牛以泻水；按之不如泥，而或起或不起者，必须用补肾中先天之气，而又加健脾开胃，以益后天之气，始能奏功。倘亦用牵牛，岂特耗气而已，有随利水而随亡者矣，可不慎乎。予所以表牵牛之功，而并辨东垣论药之误也。
牵牛治外来之水，而不治内伤之湿，余已明辨之矣。然而牵牛治外来之水，又各有异。
夫外来之水，有从下而外入者，有从中而外入者。从下而外入者，乃从脚而入也；从中而外入者，乃从腰脐而入也。世人只知外邪之水，从脚而入，未知从腰脐入也。从脚入者，其脚先肿，人易识；从腰脐入者，其腰重而脐肿，人难识也。水肿不分脚与腰脐，而概以牵牛泻水之湿，毋怪其有不效也。然则用牵牛之法，又乌可不分别之乎。凡治水从脚入者，用牵牛、甘遂以消之。若水从腰脐入者，用牵牛于白术之中，一剂而腰重除而脐肿平，三剂而腰脐俱利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