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
非常喜欢我们老祖先的一个词“种智”。它可以作动词，即种下智慧。也可以作名词，即智慧的种子，或者说是智慧的根本。智慧如此，我想美也同样。曾经以为和谐就是美了，后来发现它不是，它强调的还是形式。有那么一段时间以善为美，但渐渐地发现它仍然不究竟。后来找到“真”那里，觉得到家了。有一天仿古人意造了一个词：“种美”。觉得很得意。这个“种美”应该就是那个“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真”和通常意义上我们讲的“真善美”的“真”不是等量概念。它是一个背后的东西，是时间之洋，原因之洋，也是大美之洋。心向往之，尝试着把它变为实践，写过一些短篇，多数人读过的感受是：清凉、安详、开心，还有人说有一点点治疗的效果。但自己觉得仍然没有触摸到它（种美）的脚指甲，为此羞愧。
曾经喜欢“不平常”的文字，但是很快就发现“平常”才是“不平常”。作为一个作家，需要时刻检点自己的文字，收敛我们放纵的习气，卖弄的习气。要使自己手中的笔具足方便之德。现在，我们有些文字太不方便，让别人读起来吃力不说，更重要的是污染、带坏人，那种文字肯定来自不方便的心灵。在做人上方便别人是一种美德，在作文上可能是一种美学。电影《英雄》里有个情节，音乐可以杀人，我觉得不是演绎。音乐的确可以杀人。文字也可以杀人。当我们每天看着安详的文字，就心平，而只有心平才能气和。而气，在中国就是原始生命力。恶劣的文字通过眼睛，种在心田，无异于毒药。在我看来，文字就是大米，大米养身，文字养心。古人说，量彼来处，计功多少，忖己功德，全缺应供。这几年，每当我喝一口水，吃一粒米的时候，都要在心里默诵这句古训。它的意思是：想想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其中包含着多少造化的慈悲和人的辛苦。再想想我们的德行，配用这些慈悲和辛苦吗？对于文字，我想也同样。
去年，应宁夏人民出版社之约，整理发过的几十个短篇，发现近乎一半的文字是这种德性。它们的命运是被他的主人付之一炬，剩下的文字结集成《大年》，果然得到了读者的喜欢。
先哲讲，定能生慧，也只有定才能生慧。我想文字也同样。定是一条道路。据说走钢丝的人假如心中稍稍有一丝杂念闪过，便会藏身深渊，他需要一种持久的如如不动的定。带着文字行走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在走钢丝。左和右都是死路。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即是那个不左不右。因为能够带读者回家的文字，肯定是那个“不左不右”，因为它是活路。功夫界有个词叫“中门”，当你处在“中”点上时，你也就处在了“力”点上。所以，能够“得定”理应是一个写手必然的追求。定能生慧，定也能够生静，生美。具有定感的文字肯定是透明的，滋润人心的。“开心”这个词大多时候被人们当形容词用了，我觉得它更应该是一个动词，“使心开之”。人们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心没有开。当一个人的文字能够使别人开心，那是不小的功德。但我的文字还有风，还有摇摆，还有浮躁，还不到家，还需要下大功夫修“定”。
一直在想释家为什么那么看重莲花。直到有一天站在一个烂泥溏边，我才明白，莲是花里面的行者，它是一种会修行的花。它生在污泥当中，长在污泥当中，却能够保持自己的高洁。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如何打扫它的心里的污泥浊水的，如何保护它的身口意的。对于莲来说，能够在污泥中完成它的成长、绽放、盛开，已经足够。至于是否有人观赏，那是观众的事。
有两个射手去应试。一个百发百中，一个百发百不中。但师父最终收下了那个百发百不中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师父的答复是，那个百发百中的虽然命中了目标，但他却没有命中。那个百发百不中的虽然没有命中目标，但他却命中了。听上去像在绕口令。且听师父高论：那个百发百不中的，看上去偏离了目标，但他却没有偏离目标，因为箭射出的那一刻他是知道的。而那个百发百中的虽然训练有素，技术过关，但是在箭出弦的那一刻他是“睡着”的。师父的标准是：“知道”。多年来，一直对这个公案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这个师父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家伙。五年前，我开始写一个具有交待性的短篇《水随天去》。当我跟着我的人物水上行行走到某一天的时候，我无比震惊地发现：我们拼着命命中的目标其实不是目标。那个我们千辛万苦追索的目标恰恰就在目标背后，就在“出发”的地方，就在被我们忽略的地方，如同一个淘气的孩子，藏在门背后咧着嘴笑那个自以为找到目标了的傻瓜。那一刻，我对文字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也是在那个过程中，我重新理解了一个词“知道”。只有当你“知”了那个“道”，才是真正的“知道”。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知道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东西，当它看上去非常有力量时，恰恰说明他没有力量。对于圣雄甘地来说，当时的英帝国是有力量的，但是最终，胜利者是圣雄。在我看来，主张非暴力的甘地是有力量的。我一直认为，文字是存在着教科书三种功能之外的第四种功能的。为欲望写作的人肯定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懂得读者內在的需求是什么。不懂得生命最需要的那眼泉水是什么。欲望肯定不是人的天然渴求。就像一个孩子，在外面玩了一天，很尽兴，但是天黑下来了，一个必须的问题横在眼前。是什么呢？回家啊。这才是最根本的（恐怕没有比这更残酷的问题了）。但是天恐怕没有比这更残酷的问题了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这时，道路是需要的，月光是需要的，包括星光，包括母亲唤归的声音。一个作家首先要对文字有一种敬畏感。
我固执地认为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被污染的过程，只不过有些人能够通过污染超越污染，有些人则不能。而写作应该是一个反污染的过程，接近生命本意的过程。中国汉语有一个词叫天性。它是和人性对应的一个词。这些年，人们过于强调了人性，却忽略了天性。而我觉得，作家的使命可能就是传达、传承这个“天性”。只要我们回头去看看那些留传下来的文字，那些像火种一样留传下来的文字，能够让人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生命力。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哪部文学作品是因为人们出于喜悦，出于生命本质渴求而读一百遍（至少对我是这样），但是确有一些文字，是我们愿意每天都诵读的，而且每读一次都有大欢喜，都有新收获，可谓法悦为食。这些文字肯定是传承“天性”的文字，而不是现代人所谓的“人性”的。当然，当天人合一时，人性即天性。但当天人严重的不和谐时，那么人性就不是天性，可能就是别的什么性。
几近不惑之年，才悟透一个问题：一个人只有具足了人格，才能有资格以作家的名义去有情下种，去播下心灵的种子，美的种子。才能把人带到人道里去。非常喜欢一个词：“人味儿”。但是看看我们当下许多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有多少是有“人味儿”的？包括我自己。
好长时间以来，都处在一种零创作状态，这除了自己在写作上一贯的散淡随缘心态外，更重要的是突然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发现我这么多年写下的文字大多是河伯之叹，没有几篇不是“盲人摸象”“指鹿为马”。开始琢磨一个词：整体。这也许是我此生要解决的最大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了。窃以为只有当一个人找到了整体，他的笔下才会没有分别，才会无漏，他的文字所到之处，才会随处结祥云。因为它是理解的基础，沟通的基础，也是心灵的基础。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对于心灵，它既是目的又是源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遵从整体的逻辑，才能从个人逻辑中跳出来。因为“个人”在更多的时候则意味着自私，意味着有求。可以肯定，一个人当他以一种有求心去写作，他已经背弃了写作的原意。这就需要设法找到一个可靠的路径，而要通过分别寻找无分别，通过局部寻找整体，本身就是一件盲人摸象的差事，但是我们又别无选择。所以，我在《大年》的后记中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尚未知道。那就在写作的行脚中，叩门声中等待启示的降临吧。
原载《小说选刊》二○○六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