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任重而道远
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美国金融风暴不仅动摇了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对欧洲、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金融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金融危机再一次告诉人们，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预见和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出现了发展方向的迷失，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
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个人名义在其央行官方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话题推到了历史性的世界高度。
在特殊的语境下，周小川提出的创造一个“超主权国际储蓄货币”的提议得到了全世界经济学界、各国首脑政客及媒体的强烈关注和讨论。
周小川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之所以得到全世界的共鸣，就是因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适应当前金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缺陷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与之国际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重大改革。
然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各种势力的复杂交错，种种自私习惯的存在注定了这是一场艰难痛苦的任重而道远的战略事件。
其实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想法并不是新鲜事物。正如周小川文章中说的，这是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曾经提出建立国际清算联盟“Clearing Union”，并创建一种独立于一国主权货币之外的新货币（bancor）为全球提供流动性。遗憾的是凯恩斯的方案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但是因种种缘由，特别提款权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在之后的国际经济活动中，特别提款权在使用广度和使用深度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也正是因此为今天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和伏笔。
既然“地球人”都知道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件多么必要和多么的紧要事情。全世界的经济精英们完全可以抽出时间坐下来磋商设计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蓝图，共同解决世界性的经济问题。然而这个世界不完全是“经济世界”，人类不完全“是经济人类”。野心、贪欲、私利及这些人性的衍生品质还充斥着世界的各个角落。
但是解决类似于这次全世界性质金融危机等其他所遇到的问题，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秩序。
当前，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好几个改革思路，有多版本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蓝图：
1．经济学家们的改革设想。
目前，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国际货币金融新体系的改革设想主要是：应该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提出的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结合21世纪的新形势构建国际金融新体系，这一新体系的目标是：第一，构建没有货币霸权的全球货币体系；第二，构建支持国家内部发展的国际贸易关系；第三，创造能够刺激各国提高本国就业和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全球经济环境。
2．欧盟改革设想。
第一，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职能和资金规模。第二，金融监管不留“死角”。任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都必须受到适当而充分的监管或监控，以往监管松懈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和所谓避税天堂首当其冲。第三，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建立在可问责和透明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更加全面的信息系统来确保金融交易透明，彻底改变助长冒险行为的安排。第四，加强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系统。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必须能够对风险进行评估，并建立预警系统，以避免危机重演。
3．中国政府倡导的改革设想。
第一，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监管，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应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第三，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当然，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自己提出了概念性的方案：
第一，将美元直接转化为世界货币，将美联储转变为世界中央银行，可以比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让各国共同参与管理美元。
第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货币，按照人口和GDP等规模确立各国在世界中央银行的股份和投票权。
第三，世界主要大国（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 简称WCU），世界货币单位背后的基础是上述大国的一揽子货币再加上黄金。各国货币和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管理世界货币单位和世界储备的机构（准世界中央银行）。这可能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佳方案。
第四，积极稳步推进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应该加速和周边国家的金融货币合作，特别是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为今后进一步谈判构建世界货币做好准备。中国尤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和国际货币“战国时代”的形成。
第五，维持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变。最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有所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路和蓝图并不缺乏，而且各国行动的动力也是积极高涨。但是改革行进的阻力也不可低估。
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出于政治原因，创建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不会一帆风顺。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获得了巨大的金融、经济甚至政治优势，它们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支持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改革方案。美国当前虽然深陷危机，但其强大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并未遭受根本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都无法获得与美国相匹敌的主权信誉和实力，而这两个因素是支撑国际储备货币生命力的关键因素。即使在当前深受危机影响的背景下，仍然可以看到没有哪个国家和投资者仓促地把美元换成其他资产。事实上，中国、日本等美元储备大国仍然增持美元资产就是最好的证明。
另外，现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多基于政治目的，而对于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来说，在各国经济都困境重重时，仍然要“矬子里面拔将军”，持有美元还是相对偏好。同时，通过政府间制度安排等非市场途径来弱化美元地位，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涉及到美国是否愿意慷慨退出，以及退出成本怎么分担的问题。况且，美元垮台的受损者不仅是美国，东亚等净储蓄国也首当其冲。应该说，长期来看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未曾“病入膏肓”，除非发生国际势力格局的剧变，它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改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非易事，但并非不应讨论和逐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反映。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沿袭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来的，是经过一定的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惯性，其变革很难仅仅通过市场的力量，其改革是各国经济实力的较量和博弈的结果。要想在较短时间内，不经过艰苦的努力就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变革，是不现实的。
从目前来看，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维持。因此，很多政策的选择仍需要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思考。但毕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已经清晰，相信未来各国之间努力磋商重整全球金融格局，加强金融监管和建立IMF平等议决机制，达成积极的共识。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建立发挥全球财政和央行的职能，这将是未来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任重道远。
不平坦的保“8”之路
2009年，中国将首次出现两位数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
金融危机爆发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中央决策层经多次论证终于在政治局常委会经济工作会议上把2009年的工作基调定位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在这之前中央把2009年国内经济增长目标定位在8%。
一位参与制定2009年经济目标的人士说，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一个底线。若低于8%，我们将遇到更大的困难，许多发展问题、社会问题都不好解决。
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基调和经济目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党中央全面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明确具体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会议总揽全局，求真务实，鼓舞信心，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凝聚全国力量、协调各方行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国家统计局于4月16日发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虽然对中国以往增长速度而言，这个数字不很光鲜，但相对于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负增长的状况，这个成绩实属不易。虽然经济形势出现积极变化，但结果好于预期。
如果以全年实现经济增长率8％的要求，一季度GDP仅有6.1％的增速，显然不能算是很好看的数字。之所以人们会对未来经济走势作出乐观预期，主要是看到了这6.1％背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首先，这一数字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在进一步加深蔓延、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的形势下取得的，就像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所言“是很不容易的”，显示了我国经济抵抗外部危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我国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政策，已经初见成效，经济运行正在出现积极变化。
虽然从第一季度的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了中国经济处在乐观状态。决策层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的最低限目标仍有很大信心。但是国内的经济学家们仍表示担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日前表示，根据近期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一些代表性企业的调研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正在呈现恶化的趋势。按照目前的评估，其冲击程度不会低于1997金融风暴。从特定金融产品扩展到金融机构，进而扩展到全球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从金融体系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阶段。
造成部分人对危机估计过低的原因在于金融危机的传导需要时间。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的调整幅度显著大于美国市场的调整幅度，这除了去杠杆化导致的资金流出原因外，也显现出投资者对于这种即将传染到来的金融危机的深刻担忧。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中国内地市场2009年不会出现通缩情况，但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可能有困难。
吴敬琏认为，内地早前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方案可以帮助中国经济，但对促进消费所占比例很小。他建议，分配这笔款项时，应优先考虑促进消费的措施，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及人力资本的投入等。他相信，中央应继续放宽货币政策。他还说，难以预测人民币走势，因为汇率是依据供求关系。而早前中央大幅减息，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过往中国是靠收购外汇增加货币供应。
面对全球金融海啸冲击，中国的改革步伐是否会因此放慢？吴敬琏表示，中国的改革步伐在金融海啸下反而应该加快。他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在金融海啸下所面对的困难，便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由以往靠投资及外需，转变为提升国家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关键时期，必须重视三个层次的问题：财政和货币政策、帮助小企业以及振兴产业。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今年宏观调控的最大目标，而8％的GDP增速被视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底线。
如果从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逐一分析，一季度进出口24.9％的大幅下滑显示，依靠外需实现“保8”目标难度相当大。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说，外需环境的恶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掣肘。中央各部委均下调了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测指标，这表明今年国际形势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
从国内消费来看，交行研究部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虽然一季度我国消费增长仍保持较高速度，但消费已经呈现环比增幅放缓的趋势，而且受居民收入增长限制，未来消费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而且，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实践显示，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逐步下降。据此，他认为，消费增速在2009年将保持稳中有降的态势。
从2009年国家的经济基调看，投资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是政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和希望达成的结果。那么在资金推动下的投资大幅增长，更可能成为“保8“的关键力量。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出现复苏，大规模的新增信贷将起到“准财政政策”作用，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也有不少专家预测，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双重驱动下，我国二季度经济将进一步向好，GDP增速将反弹至7％之上。
在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下，甚至已经蔓延到国际经济实体的危机，影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很多，特别是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主要体现在外部需求的持续萎缩、行业产能的过剩、企业经济效益的下滑、财政收入的下降以及就业压力的加大等多方面。经济学家们对2009年经济增长保 “8”有所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