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价目前在深圳、上海已经跌了20～35%，绝大多数城市房地产成交量很小，似乎还有下跌的趋势，可能还需要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调节，让房地产有一个自然到位的过程。
其实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是希望房地产稳定，不希望房价涨也不希望大跌，地方政府更不希望跌，并用购房入户政策托房价，相当一部分开发商硬扛房价。所以，房价在潜在买房人看跌声中却跌不动。各地政府托市要小心，越托房地产的调整时间可能就越长、越慢，房地产和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也越长越慢。
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不出现大跌也是中国银行业金融安全的底线。鉴于房地产市场对国内经济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及行业组织要求政府改变房地产政策，如放开第二套住房信贷优惠政策的限制等。但是，这一政策一旦调整或放松，非但无法托住国内楼市，反而会导致银行体系积累巨大风险。因此，这一政策不宜放开，这是保证国内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的基本底线。当前，国内房价全面理性回归是大趋势，这将有助于释放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需求，对刺激国内经济也有积极作用。
新华时评《楼市调控不是保高房价》中指出，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稳定经济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已开始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房地产业稳步发展更显得重要。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国家将着力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目的是“支持居民购房”，而不是维护高房价。房地产业要健康发展，需要在房价和交易量的合理平衡上做文章。新华社的评论文章道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关键理由。
启动内需是战略，扶持出口是战术
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中国之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受巨大的挑战，在外部需求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已经把2009年的经济基调定位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并把200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位在8%。显然政府已经意识到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在当前新形势下，启动、引导、激活和扩大国内消费，更具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实施一揽子计划为重点，今年要着力抓好七方面工作，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周期是重合在一起。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在外部冲击下，自身发展体制性和机制性的缺陷集中体现出来了。这个缺陷就是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在外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挑战，就是说这样一个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作为一个大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对内部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提高得很快。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尤其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消费率一直上不来，甚至这几年还有下降的趋势。我们的发展方式面临很大的转型。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公共需求业面临着转型。老百姓的需求发展进入到人的自身发展阶段，比如说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交通问题，包括旅游等等，这时人的自身发展新阶段，新的消费需求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体制机制、相关政策不能与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性阶段相适应。公共需求要求我们的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型。
无论是外部的冲击，还是我们内部发展方式的转型、公共需求的转型，都向我们提出来，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仅是应对短期金融危机的应急之策，更是我们国家中长期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启动内需，把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和外需的大国，转向一个内需的大国和消费的大国，启动内需既是保证短期增长的需要，也是我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出路。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首先要成为一个内需大国和消费大国。
我们以前扩大内需的政策之所以收效不明显，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外需旺盛，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的国内经济结构从而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第二，我国储蓄过高，尤其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过高。第三，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够。我们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化的结果虽然有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几亿人进城，但是却是小规模的人口迁移。虽然说农民工进了城，但是都不是城里人，他们的思想观念、消费习惯、消费水平完全是农村式的，因而对扩大内需不利。
全球危机的爆发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完善各种改革和制度，加快完善医疗卫生、劳动保障、妇幼保健、文化教育、工资分配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在花钱时无后顾之忧，从而让他们敢于消费。
中国的经济长远发展再也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外部经济的缓和好转，而是要坚定不移的扩大内需，启动国内消费市场。
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把拉动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并不是放弃出口，把国际贸易弃之经济发展的政策之外，相反中国政府仍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推动扶持出口贸易的增长。毕竟国际贸易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之一，而且曾经是拉动力最大的那架马车。
在全球经济危机特殊的环境下，为了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政策做了些调整，把内需放到首重，同时对国际贸易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国未来要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转型。因此说中国不但不会放弃国际贸易，相反要对国际贸易在政策领域给予更大的扶持。
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外贸出口的扶持意向早已明确。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的《轻工业和纺织业振兴规划》中已明确提出：将继续提高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轻工业规划指出，未来三年轻工业振兴目标暂定为年均增长10%左右，同时将提高631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纺织行业已于今年2月1日开始，出口退税率从14%提至15%。有业内人士透露，纺织振兴规划通过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前往16个省进行了调研，其调研结果将成为上报国务院纺织产业振兴规划细则的重要内容，纺织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极有可能恢复到17%的最高点。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同比下降29%.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在出口的各类商品中，经过去年以来四次调整出口退税率，1月份包括纺织服装、鞋类等部分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已开始企稳。
在金融危机之下，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出口会大大减退，其实，并没有我们大家想像的那样可怕。相关专家分析认为，虽然西方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但越是在危机的时候，大家对于低价产品的需求就会越旺盛。我国加工贸易有特点，国外市场需求导向突出，有市场相对稳定的一面。中国出口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使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还存在。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负责人施特拉克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的出口不会出现明显滑坡，因为中国出口产品以日常消费品为主，这种消费品的销售不会有太大起伏，因此他对中国的出口维持稳定比较乐观。
就中国的出口贸易发展方向而论，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是必由之路，可是，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市场容量的萎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短期内过于强调制成品出口价与量两全其美并不现实。中国的外贸出口企业要改变原来的出口产品，在保证一定份额的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数量外，还要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中去，事前为产业升级换代做准备。在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时候，政府就要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融资方面的支持。
在拉动中国经济向前稳健发展，扩大内需是必要的，启动内需是长期的经济战略。扶持激励国际出口贸易也是必须的，中央政府提供给出口企业以政策和金融的支持，有利于出口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转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术。
莫让超常规救市政策阻碍了经济的复兴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政府采取的流动性政策并不是救助危机的有效工具，“以泡制泡”的超常规政策不仅不能拯救经济，反而成为绑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元凶。因此当前全球必须走出这种“超常规”流动性膨胀政策的误区。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为了对抗通货紧缩，美联储采用了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另一方面下调联邦基金利率。1929～1933年，基础货币增加了20%。大量资金寻求保值增值机会便投向房地产和股市，美国国内出现金融资产价格和数量的急剧膨胀，1934年后美国出现了超过10%的高通胀。
1997年夏季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金融危机使金融资产进一步缩水，从泡沫经济崩溃之初至2005年底，日本资产缩水已经高达1400万亿日元，约合日本GDP的2.5倍。这不仅产生了强烈的负资产效果，抑制了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更为严重的是产生了大量不良债权而导致严重的负债型通货紧缩。因此日本被迫启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日本也因此陷入了所谓“增长型衰退”的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期。
面对这金融危机，美国凭借美元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和经济强权，再一次严重触及货币发行的“底线”，甚至不惜动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开闸放水，大量印刷美钞投放市场。然而流动性一旦释放出来，即使是美联储这样释放货币流动性的机构，也无力掌控。
美国对“经济自我主义”的金融政策一直游刃有余。为了防止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眼下美联储竭尽所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扩大信用创造，解冻信贷市场，甚至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这一超常规货币政策，成为救市的最后贷款人。
长期以来，滥发钞票和发行庞大的国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引擎。因此美元本位制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对作为债务人的美国而言，通胀及货币贬值是秘密的债务消减计划。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制造通胀的代价可以由全世界分担。因此美联储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真正意图就是通过大力扩张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使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再次抵消债务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并不惧怕通胀，美国反而可能是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美国这种以邻为壑的不义之举是将危机恶化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和新兴经济体，实际上已被推到承担潜在恶性通胀和货币无序贬值的边缘。
美国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海量的美元必然像潮水一样涌向全世界，冲击各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其他国家如果实行自由货币兑换制度，那么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会造成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严重恶化。而对于那些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居多），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其国内或者区内必然是本币投放过多，也会造成烈性通货膨胀。同时流动性的持续大量流入，也将导致输入国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加，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然而更可怕的是全世界经济强国都在效法美国。目前除美联储外，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以及瑞士央行均已采取或表示将采取各种非传统措施来刺激经济，要么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要么直接向企业购买债券、商业票据等，甚至对定量宽松政策持谨慎态度的欧洲央行也将其提上议事日程。随着发达经济体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全球基础货币供应将持续上升，新一轮恶性通胀已在悄然酝酿之中。而纷纷效法，扩大财政赤字、放松银根，“以泡制泡”，那么从中长期看势必引发全球更大规模的恶性通胀。
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刺激措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国内的经济刺激措施同国际的经济刺激措施是有重要区别的。因为，刺激措施中总会有一些钱不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投资的，有些投资也会对邻国甚至是全球产生影响。现在很多国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供应和需求上，而对国际的供应和需求照顾不多。在进行这些刺激措施的时候，必须用长远的眼光着眼于长远的需求，要寻求一种平衡，要寻求负债表上的平衡。要确保在寻求负债表上的平衡的努力不要削弱。
需要强调的是，刺激措施必须要关注长远的需求，而不是建造一个过去被事实证明已经失败了的金融或者经济体系，这是在制定经济刺激措施时必须要考虑到的。另外如果需要，必须有一些后续的经济措施，同时必须对微观经济学非常敏感，也就是在失去就业的地方创造就业机会。有一些好的判断措施的标准，美国及其英国日本等国的刺激措施是不负责任的。
在新一轮全球流动性包围之中，中国外汇资产也面临着重大金融风险，为此中国更应善加处理外汇储备结构的战略配置，拓宽强势货币的挂钩范围，增加战略能源、资源、技术储备，并多着眼于自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能结构的平衡，进一步健全完善确保真正启动庞大内需市场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安排，以积极应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恶性通胀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