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
——著名作家权延赤一席谈
（权延赤，男，48岁，身高一米八二，河北汉子，内蒙长大，北京空军部队创作室专业作家，《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走下圣殿的周恩来》等书的作者，电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编剧。从小想从政，后来却从文。一写而不可收。）
你问我怎么想起要写毛泽东，这事有点儿偶然性，也有点儿必然性。
那是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曾在中南海多次陪中央首长跳舞的一位女演员。她说起毛主席的一些小故事，我听了怦然心跳。于是就有了写出来让天下人为之心跳的想法。说是必然，不怕你笑话。我这人向来有些使命感，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否定之风，我心里激动呀，就恨不能跟人干架。你说对毛泽东这样的一代伟人，哪能陷进个人的恩恩怨怨，小肚鸡肠地下结论！他老人家从一个韶山农民的儿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功不可没。我们只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客观地评价他的一生。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任何人都否定不了。但另一方面，毛泽东长期以来在老百姓的心中被神化了，既然是神，当然不能有错误。一旦有了错，心中的神像就有幻灭的可能，我希望能够将毛泽东从神还原为人，还原为人民领袖的本来面目。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的思索凝聚成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我就这样开始了多方采访，写纪实文学。在这之前，我是搞小说创作的。
第一本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出版后，一个月内我收到了三千多封读者来信。其中不少是老干部老教授写来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毛泽东的深情。有位老教师在信中告诉我，他患肝癌已到晚期，多次昏迷，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在病榻上捧读《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竟一直神志清醒，兴奋不已。信的末尾他说：孩子，谢谢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可以闭目了。还有一位地主的儿子，文革中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依然对毛泽东怀着崇敬之情。看了我写的那本书，他寄来一封热情的信，信中宣称：谁要是反对毛主席，我第一个不答应。贺龙的女儿贺小明、陶铸的女儿陶斯亮都分别买了几十本书送给亲朋好友，在她们心中，毛泽东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今天的改革开放，也因为有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这个前提，才有可能进行。听台湾来的朋友说，好多台湾人也爱看这本书，有些人还看得掉了泪。（沉默）
这以后，我又写了《红墙内外》、《走下圣殿的周恩来》等这一类的书，国内外都发行了。各省大大小小的报刊，几乎都转载过部分篇章。转来转去也乱了，好像没什么版权、稿费的概念。常常是我去到某个城市，发现当地三、五家报刊上有我的文章。熟人打电话来时我顺便问问：“怎么没有稿费呀？”对方竟大为惊讶地反问：“你这样的大作家还要这点稿费！”或是拍肩膀打哈哈称兄道弟拉我海吃一顿，吃人的嘴软，吃完了稿费也就泡汤了。（笑）
不少外国记者到了北京就来找我采访我。这内外有别的道理我懂。咱们家和另两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厕所公用。我那三小间一共才80多平方，其中一间半房子还堆满了书，床上地上窗台上全是，叫老外来了不好插脚。所以我总把他们往饭店带，借用公共场所谈完了事。有一回法国的七、八个电视台记者来采访，非要上我们家拍摄，我推辞不掉就带他们去了。好家伙，那点儿地方挤得满满当当。正是大热天我家没空调也没风扇，不是买不起风扇，是我吹不惯那风，贼暖贼暖。临时找出一堆折扇、葵扇，人手一把，老外们笑嘻嘻地拎着猛扇。好不容易拍完了，老外个个汗流浃背，我们家也受了点小损失——五把扇子“牺牲”了。（大笑）
说起住房，我可没少折腾。最高纪录曾达到一年搬九次家，防震棚、招待所、朋友家、集体宿舍，我都住过。妻子女儿也跟着我做吉普赛人。我妻子是个好人哪！她当工人，向来把自已那份活儿看得要紧。有一回她连续加班个把月，得了30元的加班费。回来高高兴兴告诉我，当时我正在看电视，只是不在意地点点头。妻子觉得受了伤害，默默地进厨房忙去了。待到我醒过神来再问她，她止不住声泪俱下：“我知道30块钱你不在乎，可那是我的劳动所得，你应该尊重。你有你的事业，我也有我的事业……”（权延赤说不下去了，两眼满是男儿泪）
不说这个了，咱们换个话题。我这人爱玩爱交际，一半身在文学，一半身在江湖。写东西的时候，多忙也总在白天抓紧时间，晚上便缓缓气，喝点酒。如果聚上几个朋友，那就非得喝个痛快。不是我海量，其实我喝一点儿就醉，但偏偏敢喝，酒风还特正，不玩花样，真往肚子里灌，喝醉了倒头大睡，醒了爬起来再写东西再喝酒。
今后干什么？准备下下海。书当然还要写，我这儿好多精彩的素材呢，不过得看什么时候动笔合适。不说别的，单是我这几十年的经历，我接触过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写成一本书准畅销。所以你得笔下留情，我说的那些事，可别全写进你的文章，总得留点儿材料让我独家披露，你说是不是？（哈哈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