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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百万富豪的创富领地(2)

当代中国百万富豪的财富历程

自然秦和充分利用了那10分钟,并作了显然是精彩而成功的发言。现在,她已想不起来自己当初讲一些什么,她只记得自己激动的心情。最后,当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时,她的眼睛湿润了。

很快,斯大林大街100号就热闹起来。公司以英、日、俄、法、德等几十种语言互译为主要经营方向,几年来,几乎独揽了全省所有招商项目和中外合资项目的口、笔译业务。秦和忘不了那些个紧紧张张的日子,她常常和同事们一起挑灯夜战到天明。当一页页精美的译稿打印装订好送到客户手里,秦和总有一种深深的陶醉。

黎明时分,当又一抹晨辉涌进办公室的时候,曾经的梦想开始在秦和心中不安地涌动。她知道自己该行动了。

1994年末,正是整顿民办教育的时候,秦和却在为办学的批件而奔跑。在省教委,她谈自己办学的想法和目的,也讲了自己为实现梦想而付出和放弃的一切。教委的同志被打动了,一位女处长拉着秦和的手说:“小秦,我们会帮助你的。先回去过好年,年后会有结果的。”

对秦和而言,那是一个难熬的春节。

1995年初,在早春的风中,秦和办好了批件,开始了圆梦的行程。筹集资金、租赁校舍、购置设备、广纳人才,大事小情,全需她亲历亲为。而资金,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她闷闷地回到家里,一筹莫展。母亲看出她的难处,将攒了一辈子的十几万元拿出来。四个都已事业有成的姐姐和刚从国外回来的弟弟也都拿出钱来,郑重地交到她手上。一双双期待的眼神让她感受到了亲人的呵护与支持。

捧着筹措来的250万元巨款,秦和心中豪气顿生。

这年9月,鞭炮声中,吉林省华侨外国语专修学院正式成立。开始时,学院与一家培训中心合用一座教学楼。中心给秦和提供场地,秦和则为他们培训。秦和依旧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办学标准,即培养既精通外语又熟谙管理且具备良好心理素质与公关意识、综合素质高的实用型、复合型外语中高级人才。然而,一个又一个难题还在困扰着她。她的大脑必须不停地运转。有时她觉得累,真想躺下去美美地睡上3天3夜。

秦和已经想不起来自己见过多少人、说过多少话了。她只记得自己后来变得特别怕见人也特别怕说话。但她更知道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就像她驾驶着飞车来去匆匆一样。

1996年初,秦和一笔一笔地跑着贷款,教学楼也在一点一点地升高。

有一次,承建教学楼工程的老板找到她,毫不客气地说:“钱不到位,我只能停工了。”停工是最令秦和痛苦的事情,她瞪大眼睛:“我们不是商谈好明天上午10点前资金到户吗?”

“可你怎么保证资金能准时到户呢?”老板的嗓门很粗。

“请你相信我。”秦和说。

老板甩手而去。

第二天上午10点不到,银行通知资金已到户。那老板很不好意思。秦和却已经忘记了前一天的争执,也不提停工损失的事,让那老板大为感动。这就是秦和个性中宽容厚道的一面。她相信,只要多一些理解,人生就会明亮起来。灿烂的阳光将照亮你的人生之路!

1996年9月,秦和的华侨外语专修学院迁入新址。新校舍的建成前后只用了5个月。

回忆往事,秦和只说了一句话:

“经历了建新校舍的一切,已经没有任何困难值得我畏惧了!”

如今,那片曾经无比荒凉的土地上,已矗立起一座现代化的校舍。校园里的气氛紧张而活泼。借鉴国内外优秀的大学体制和教学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秦和提出了华侨外院的办学特色:封闭管理,综合培养,外教主讲,小班授课。

作为中国目前最年轻的民办大学校长,秦和依然在风风火火地忙。有人说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劝她好好休息、调养一下自己。秦和说不能。“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还有很多的计划要一个一个去完成。再说,21世纪就要来临。我知道自己与就要到来的世纪有一个约会。我不能停下来,我要赶着去赴世纪之约。”

□袁岳:零点调查公司的创始人

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袁岳在司法部一呆就是四年半,主要的工作是替部长起草各种报告。期间到农村普法一年,又在部里的资料室坐了一年。就在这一年里,袁岳写了5本、翻译了两本法律方面的书,并且都得到了出版,这是典型的化知识为资本的范例。

1992年9月,就用那出版书得到的4万元钱,袁岳成立了“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公司成立之初,包括袁岳在内只有4个工作人员,都是袁岳在各种场合搜罗来的“有识之士”。这种小额个人资本投入,同仁组合是中国民办市场调查机构的普通创业模式。目前,以这种方式成立的民办调查机构约700多家,占到整个市场调查行业800余家总量的80%强。而在这些为数众多的竞争对手中“零点调查”是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具有市场影响和品牌效应的为数不多的几家之一。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Linn Curry女士所说的那样,“今天要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有必要提到当地的零点调查。”

除了设在北京的总部,“零点调查”还在上海、广州、武汉设有分公司,并在其他32个城市设有访员工作站。工作队伍从最初的4人发展到今天的有全职研究人员50多人,全职行政人员10多人,兼职大学生访问员3000多人,兼职专家访问员60多人。1998年,“零点调查”的营业额达1200多万,这在整个行业中都属佼佼者。公司主要客户包括美国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荷兰飞利浦公司、日本三菱等50余家跨国公司,国内客户也是零点调查业务的重头,包括一些重要政府部门与媒体及知名企业公司,如:国家和社会保障劳动部、北京市政府、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报、好孩子集团、北汽福田公司、万科集团、北辰集团等等。

在短短的不到七年的时间里,袁岳是如何把“零点调查”从一只小羊羔哺育成中国民办市场调查机构的领头羊的呢?

“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打基础。”袁岳非常坦诚地告知他的成功经验:“整整三年的时间,公司员工从4个人到6个到9个到12个到18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增长率,但这是形成稳定牢固的企业文化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下子招很多人很快就会把刚刚形成的还很薄弱的企业文化弄乱。并且企业的前三年我都是投入,第一年投了68万,第二年投了30多万,第三年投了9万,之所以越投越少当然是因为生意越来越好。前三年我们选择的项目都是投入大大高于产出的项目,但都是一些会带来远期定单的具有生产力的项目,就是所谓的‘种子项目’。好比我们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委托而做的关于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我们访问了500多位全国各地的私人老板,其中30%成为我们的私人朋友,他们如果需要市场调查,首选是‘零点调查’的概率就非常高。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也成为我们重要的稳定客户。”

在一个普遍急功近利的时代和社会,有着长远经营战略头脑的袁岳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到了1995年,“零点调查”开始盈利,最直接的体现是作为公司的惟一货币资本投资者,袁岳个人开始有能力购置了房子和汽车。辛勤耕耘终于开始有收获。但是,“最近期的重要目标是要使公司的骨干职员也要拥有房子和汽车”,袁岳强调说。事实上早在1993年,袁岳就认识到了智力资本要比货币资本重要,并且真的很果断地决定把公司全员股份化。这个举措在当时即使是在整个中国的范围也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中国文化中人治的成分很浓,往往成功的机构和企业会因为当家人的离开而迅速跨掉。对此有清醒认识的袁岳一直在努力。现在的“零点调查”已是一个有初步生命力的,袁岳离开后能够自行运作的公司了。“革命理想与眼前好处相结合”是零点调查的文化,也是一个繁荣的正当经营与有吸引力的个人成就机会的有机结合原则,“我们要努力实践社会与市场的研究,由个体的、单一的、封闭式的、农业化的方式的转化,中国知识分子个体精英很多,但精英团队极少,即使我们只有中级人才在组合团队时可以利用,也会比知名的学者个体有极大的优势。”袁岳自信地强调。

目前“零点调查”的主要财源几乎都来自跨国公司。说起中国企业宁可大把大把花钱做广告而不愿做一些踏踏实实的市场调查,袁岳体现出了智者的冷静:“中国企业家急功近利的心态实在太严重,你看好了,在中央电视台竞投标王的,最后肯定都不行。中国企业家太缺乏智者了。也许最后100个中有99个会死掉,剩下那一个就成了。”那99%还没有任何危机感却已被袁岳预言了命运的企业,就问有没有办法挽救他们,袁岳的冷静和清醒与责任感有点使人想起鲁迅:“没有办法,行为模式的转变是最难的。谁都知道吸烟不好,但有几个能真正戒掉的?只有等到得肺癌了才知道晚了。这是人性。我所能做的是帮助那些知道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愿意努力改进的中国企业。如果对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感,结果肯定什么也做不好。”袁岳认为,在面对新挑战时,勇敢地反思、怀疑、挑战和否定自己的决策模式,会使自己获得新的机会,以民意研究为基础的决策方式正是一种否定以往的以决策主体意愿方式为基础的决策方式,“正如《圣经》中说的,要得着生命,先要舍去生命。”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的分析,袁岳认为社会空间与自由度的越来越大是必然趋势,这时候慢慢就会有一些社会理想的人想做并且开始做一些事,这样就会形成示范效应。于是社会的大多数才会跟随。

有着社会理想的智者袁岳却是一个单纯的人。因为他的需求很单一:“Research is my life job(调查是我一生的工作。)——已接受哈佛大学邀请明年去学习一年公共管理的袁岳英语非常棒;同时他也做到了几乎是人生最难的事:说出来的话一定是他想说的话,不然就沉默;还有一点也是往往只有单纯的人才能做到的:直接。

单纯的人与有理性的智者在我们社会与文化中都属于稀有品种,而单纯的智者就更是几乎快绝种了,袁岳便是其中的一个。

段祺华:5年为中国人挽回5亿美元

段祺华1983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那时他想走一条知识分子之路,读硕士、博士,然后留在学校做个教授。读硕士学位时他还做过文学梦,出版过中篇小说《心灵的震颤》。后来,他有机会到香港翁余阮律师行学习,学习期间,他认识了一些律师朋友,对律师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上海,他辞去了华东政法学院香港法研究室主任的职务,到上海一家涉外法律事务所干起了律师。可惜的是,那时上海涉外业务少得可怜,段祺华不甘心整天拿着150元人民币的月工资在办公室睡大觉。1988年,他自费到美国深造。

1990年,段祺华拿到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他当时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想不到,美国导师嘲笑他异想天开,只给他打3.2分。导师说:“你要是真的在中国开办了私人律师所,我给你打满分,而且把我的位置让给你。”段祺华告诉老师:“我会试试看。”

1992年,当段祺华决定离开美国回中国开办律师所的时候,他的朋友都不理解。大家都说,在美国辛苦几年,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做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何必要回去受苦。但段祺华还是坚定地带着他所有的家当回了上海。

当时,他提出的创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想法受到许多阻挠,但段祺华没有灰溜溜地回美国,而是坚定地留了下来。他坚信,一个开放的国家需要不同类型的律师事务所。1992年11月,他终于得到中国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等部门的批准,成立中国第一个由留学生归国开办的律师所。1993年4月,段祺华和夫人段周琪合办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在上海浦东正式挂牌。次年,“段和段”在美国西雅图的分所开张营业。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一个精致的镜框中镶嵌着一封白宫来信,这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3年7月15日在“段和段”律师所开业时写给段祺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查理·段先生(段祺华的英文名字),非常感谢您告知我贵事务所开业的喜讯,在此祝愿事务所万事顺利。”后面是克林顿总统的亲笔签名。

1992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克林顿在竞选纲领中把贸易与政治混为一谈。此时,就职于美国威廉·克斯诺及吉布斯律师所担任中国法律顾问的段祺华再也坐不住了,他提笔给克林顿写了一封长信,力陈贸易必须与政治分开,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不能改变的理由。1993年1月14日,段祺华收到了已经当选为第二任总统的克林顿的回信。信中说,他感谢段给他写信,作为总统,他在对中国政策的重大决定时会考虑各方面的意见,也包括段在信中提的想法……

收到克林顿的来信,段祺华自然非常高兴。但一位美国友人开玩笑说,在美国,收到由总统亲笔签名的信才算本事,而段祺华收到的只不过是电脑签字的信件。时值1993年4月,段祺华正在为“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开业作准备,于是亲自给克林顿寄去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说:“总统先生,我现在离开美国返回大陆去办‘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由于我们所代表美商客户,贸易最惠国待遇至关重要,如果您取消了这一待遇,美国公司得撤回老家,我这个小小的事务所也就难以为继了……”

信发出几个月,一直没有消息。就在段祺华差不多忘了这件事的时候,6月,克林顿总统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7月,一封由克林顿亲自签名的来信送到了段祺华的办公桌上。

1998年克林顿总统在上海访问期间,段祺华作为中国律师代表两次受邀参加有关活动。在克林顿总统与美国商会代表的早餐会上,总统身边的法律助理还特地向总统介绍了段祺华和他的“段和段”。开业几年,“段和段”已参与引进外资十多亿美元。

90年代初,美国司法界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中国劳工赔偿案。该案系塞班岛一家美国公司,因克扣中国劳工工资而遭到美国劳工部的起诉,最终美国法院判这家公司赔偿中国劳工共1200万美元。由于此案涉及中国劳工2300人,且大部分劳工已经回国,因而美国劳工部决定通过招标的方式选定一家律师所具体承办赔偿金的发放工作。刚刚成立不久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接到邀标后,用了两周的时间设计了三套方案,向美国劳工部递交了一份长达60页的标书和律师合同,并最终中标。

根据劳工部提供的资料,2300名中国劳工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农村或山区,寻人工作真如大海捞针。依照美国法律,如果在规定期间找不到劳工本人来领取赔偿金,便要将款项收归美国国库。“段和段”先后在华东、华南等地的10多家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广告费足足花了70多万元人民币。因为这个项目的律师费是包干制,有人认为段祺华疯了,这不是做赔本买卖吗?可段祺华说,就算赔本,也要把这笔钱送到中国同胞手中。

一连几个月,“段和段”的律师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分头到上海、汕头、厦门等地发放赔偿金。在汕头发放第一期赔偿金的最后一天,一名女工因为生孩子,让父亲代为前往。但按照规定,赔偿金必须本人领取。为了等女工亲自到来,律师们更换了回程机票,一直等到女工领取赔偿金后才返回。

美国劳工部专门派员监督了整个发放过程,经过两期发放,整个赔偿金的发还率达96%,连美国劳工部的官员都赞叹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段和段”无可挑剔。

此案成功的办理,使得新生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被世界最著名的法律杂志《伦敦国际金融法律》列为1000家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之一。

1995年,段祺华的律师事务所又漂亮地为上海玩具公司打赢了一场拖了8年之久已经成为铁案的索赔案。该案发生于80年代初,当时上海玩具公司受托生产美国帝国玩具公司的塑料玩具弹弓,产品在美国销售后,发生了几起弹弓伤人事件。1986年美国帝国玩具公司在美国联邦加州地方法院起诉上海玩具公司,要求中方赔偿。由于当时国内律师事务所不熟悉美国法律,又因无法出国办案,以至应答对策有误。1989年10月,美国当地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上海玩具公司赔偿138万美元,以后又加上利息需赔偿200多万。段祺华接手此案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为客户制定了上百页的有理有据的诉状,列数了7大抗辩理由,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为国家挽回了200万美元的损失。此案的胜诉轰动一时,国内外都做了大量报道,国内已将此案列为著名的案例写进了司法教科书。

1996年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还承办了上海开埠以来最大的一起越洋官司。美国H公司为抵赖对中国抽纱进出口公司200万美元欠款,恶人先告状,反告中国抽纱进出口公司侵犯H公司的版权,索赔1.35亿美元!此案错综复杂,险象环生。段祺华配合中方的当事人,历时7个月,反复与美方的当事人和律师较量,终于使美国法庭作出有利于中方的判决,使得H公司无条件地撤诉,并归还了200万美元的欠款。这次跨国诉讼,伸张了正义,讨回了公道,大长了国人志气。

5年来,段祺华先后承办重大涉外案件15件,为中国当事人避免经济损失5亿多美元,代理索赔2000多万美元。曾经身处异国他乡,曾经饱尝别人冷眼的段祺华,一直都希望用手中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同胞。

28岁的苏建华是上海金山石油公司的建筑工人,1994年2月1日,在施工中被一钢柱砸坏了脊椎,造成高位截瘫。金山公司支付了20多万元的医疗费。1995年,金山公司向上海中院起诉,要求承销这肇事钢柱的美国CC公司给苏建华以赔偿。段祺华作为CC公司的代理人,在研究了案情后,认为CC公司只不过是承销商,不应负此责任。他建议原、被告应联合起来,去美国告钢柱的生产厂家。想不到这一建议被苏建华一口回绝,认为段祺华在耍花招。本来,段祺华只要照常打官司便行了。但想到要与一个后半生生活无着的年轻人对簿公堂,而且结果很可能是苏建华败诉,他就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个年轻人得到合理的赔偿。于是,他让夫人段周祺律师到苏建华家与他谈心。“段和段”的真情实意终于打动了苏建华,他同意让段祺华为他代理这场官司。

在法庭上,对方律师不屑一顾地说,中国工人不值钱,1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已经足够了。段祺华严厉地说:“你不要用10年前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中国。10年前我的当事人每个月60元工资,现在已经2000多,照这个发展速度,你该赔500万。你看70年代的韩国和日本,可现在日本工人的工资已超过美国工人。1988年我当律师时的工资是150元人民币,现在我的秘书一个月工资超过3000元,而我的工资可能比你们在座的美国律师都要高。”段祺华的话令对方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架子,最后提出和解。这一次,他为苏建华索回29万美元的赔偿。

□疯狂李阳,疯狂英语

1998年6月20日晚7点。北京图书馆报告厅。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手执话筒,振臂大声喊着英语,台下近千名学生、干部、警察,还有下岗工人脸上留着大汗手里拿着卡片扯着喉咙跟着大吼。“疯了!这帮人全疯了!”北图一个管理自行车的老大爷说,“北图像这样热闹的场面少见。”

这个疯狂的场面正是李阳疯狂英语讲座。那个领头的“疯子”便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一位北京化工大学的大学生说,他已连续听了李阳的六次讲座了,几乎场场人满为患,很多人都是坐在地上和过道上,尤其是4月30日在太庙大殿前那场,连好多外国留学生都喊了起来。

“李阳的疯狂英语已在各高校刮起了旋风,晚上每到熄灯后,学生宿舍里喊英语的声音此起彼伏,搞得管理员禁止也不是不禁止也不是。”北图门口一个大学英语教师说。这位老师还说,今晚我们好多英语老教授都来了,也都疯了一把。

除了听李阳疯狂英语,更令人激动的是,李阳的很多话在激励人们关心国家,振兴国力,推广中国文化,塑造现代中国青年人格。“他的话很煽情。”另外一位姓程的大学生谈到。

“每次讲课之前,我的嗓子都已经哑得不行了,但只要一进会场,看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我便不顾一切地疯狂了。通过义讲募捐,我要在中国贫困地区捐赠一百所希望小学。”义讲期间,李阳向听众出售两元一套的学习卡,所有资金全捐赠给希望工程。“现在的钱离捐赠一百所希望小学还很遥远,我下一步马上要去南京、山东推广,继续努力。”

这就是李阳。疯狂的李阳,热心的李阳,成功的李阳。

李阳在回忆自己走过的路时,却一脸的平静。少年李阳没有半点要出人头地的预兆,相反却是不堪回首。

少年李阳羞涩内向,尤其是怕见生人。长到十几岁,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他家还有这么大一个孩子。只要一听到电话响,李阳必躲无疑。李阳为了不给父亲复述电影内容,而宁愿多年不看一次自己喜欢的电影。至今李阳右脸还留有一块小伤疤,那就是因为有一次患了鼻炎送到医院治疗,但由于不小心治疗器漏电烧伤了脸,可是出于害羞,李阳死也不愿告诉家人和擦药。

李阳本人说,一回想少年时代,就是自己作业完成不了,被老师责罚留堂,自己低声认错。可到了第二天,又是照样一错再错,旧“事”重演。

庆幸的是,李阳在家人的逼迫之下,几次退学不成,熬过了高中,又阴差阳错地上了兰州大学力学系。大学里李阳并没有换了个人,还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学校规定旷课70节将面临开除的危险,而李阳很快便旷了100节课,差点被逐出大学校门,李阳的差劲并没有排除英语。谁都难以想像,今天的英语大师的英语却曾经是一个连及格都要补考才能达到的人。李阳英语连年不及格,一学期有五门要补考。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连李阳也不敢相信,但它确实已成事实。

一直到大学二年级的全国英语四级考试给了李阳一次成功的契机。为了通过四级拿到学位证书,李阳不得不强打精神每天早上学习英语。为了集中精力,他干脆跑到学校烈士亭大声喊背英文。这一喊,让他发现这样特别不易开小差,效果不错。几个星期后,李阳抖起胆子去了学校英语角,英语说得还有点样子。李阳的变化引起了同学的惊奇,并不断询问是如何提高这么快。李阳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从此,每天中午,烈士亭都传出了李阳疯子似的喊叫,整整4个月,风雨无阻。有时为了增加胆量,李阳脚拖46码特大号美国劳工鞋,穿着肥大的裤子,戴着耳环,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任同学们笑话或议论。李阳终于在大喊中复述了近十本英文原著。被嘲讽为“疯子”的李阳不但通过了四级考试,还一举拿了全校第二。

最令李阳恐惧和厌烦的英语给李阳带来了成功的喜悦。李阳疯狂的故事终于开始了。

李阳有一句格言:I enjoy losing face!(我热爱丢脸!)李阳的成功故事便是不怕丢脸。“成功人的常态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变态。”“越是艰辛我越兴奋。”李阳说。

为了突破自闭的性格,李阳决心从英语挑战自我。他最不爱当众说话,但又渴求当众说话。他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写成40多页的演讲稿,要在全校大声演讲。他让同学贴出海报,说有一个叫李阳的小子要开一个英语学习讲座。那晚,用李阳的话说是“紧张得想呕吐”。可是,他还是登上了讲台,气喘吁吁完成了演讲。演讲却意想不到成功了。此后,李阳走出校园的几十场演讲,让李阳成为一个很知名的校园名人了。“疯狂!百分之百的投入!忘我!忘物!忘时!打破传统,突破极限,挑战潜能!”李阳开始总结疯狂英语学习方法,也用来不断挑战自我。

大学毕业后,李阳在西安西北电子研究所当了一年半的助理工程师。每天清晨,李阳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屋顶平台,大喊英语。一年半后,他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调入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英文台,成为惟一一个没有专业英文学历的播音员,并担任新闻播音员和“TALK SHOW”(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同时主持广州电视台的英语新闻节目,是广州地区最受欢迎的英文播音员。就连老外也为李阳地道的英语所征服,美国的ABC广播网、英国的BBC、香港电台(RTHK)、日本放送协会(NHK)、苏格兰国家电视台及加拿大广播电台都做过李阳的专访。

在前年底,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顾问理查德·布什在广州作题为“克林顿当选总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的重要演讲,李阳因出色的翻译,收到了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亲笔信,赞扬他卓越的英语水平和为中美两国做出了极大贡献。美国总统特使、商务部长布朗访问广州时,李阳是主控室惟一的中国译员。对于很多专业领域的翻译,李阳照样不失风范,在’94世界移动通讯国际会议的27位发言者的同声翻译中,李阳更是令同行刮目相看,因为发言内容中的专业名词和术语十分多而且难以把握。

“越是艰辛我越兴奋,这就是疯狂。”李阳几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覆盖了别人六七年才能涉足的领域。李阳常不断提起一段话:“我不是天才。没有天才,天才只是我们肉眼看到的1/6的冰山之尖,而那5/6是泡在海水中的默默奋斗,是挑战,是征服,是疯狂投入!我现在比你们强,只是我比你们更疯狂!”

“让三亿中国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中国人的声音响彻全世界!”1994年李阳辞职创办李阳·克立兹(STONE CLLZ)国际英语口语推广工作室,国际会议展览口译服务中心和英文广告配音工作室,也立下了克立兹信念。推广他的疯狂英语法,让更多中国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走出苦学英语的困境。

李阳的疯狂英语突破传统英语学词、句的艰难摸索,让语言回归语言。强调要想说好英语就必须练习口腔肌肉,使之“国际化”,发出陌生的外国的声音,强行发展舌部肌肉,达到地道英语脱口而出,训练时要“最大声,最快速,最清晰”。

听李阳的疯狂英语的另一个明显感觉,便是李阳在推广英语的同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这是成千上万的听众为疯狂英语所疯狂的另一面。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中国文化和投资巡回演讲”,“在世界著名城市和名牌大学开设中文和中国文化培训中心”是李阳·克立兹为之奋斗的目标。

李阳每每谈到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就显得异常激动:“我一直想写这样一本英文教材。用最地道的英文,把古老灿烂的中国文化写成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让中国小孩脱口而出,让老外耳熟能详,目眩神迷。给老外讲筷子的故事,因为用筷子,中国人大脑特别聪明。新娘出嫁,老人会把筷子塞在她的嫁妆里,祝她早生贵子。让老外瞪大了眼说,我要中国筷子。这样,中国厂家就可以生产筷子,水浒里的一百零八将、红楼梦里的十二钗,一把筷子就是一把中国文化。还有要带着中国最好的厨师去美国,要用最漂亮的英文介绍最地道的中国饮食文化,让中国的食品比麦当劳横扫中国还要疯狂地征服美国人。”

李阳要实现的梦想还有很多,要带领志愿者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边疆开始,一个村庄、一个城镇地普及英语,要争取企业赞助向中国边远贫困地区赠送英语书籍和教学设备,让他们从小就能学到地道的英文并时刻把全球装在脑海里……而每个梦想都写着两个字:疯狂。

“未来的战争也是一场自信心的战争,要不断地锻炼自己,让中国人都培养出贵族气,不要一见到外国人就说‘My English is very poor’(我的英文很糟)。他的中文更不怎么样。”

“让你的孩子从五六岁就树立这个目标吧,学习英语,是为了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为了开始欧美市场,去赚钱,扩大中国财富。”

从1996年李阳开始全国巡回演讲始,中国兴起大面积的疯狂英语热,直到1998年,疯狂英语教材、磁带都是书店中的抢手货。

四、充当职业经理人:“空降部队”显神威

除了创业当老板可以成为百万富豪外,在当代中国,充当职业经理人,也有可能获得巨额报酬,职业经理人是企业经营人才市场化的表现,随着我国企业经理人年薪制的推行,职业经理人成为百万富豪正在形成。而我国一大批企业,包括联想、方正、海信、海尔、长虹等国营大公司在内,它们要上规模,要换血,要与国际接轨,就好比“飞机高速飞行,要换所有的引擎”一样,就需要大批熟悉本地和国际市场、有实战经验和先进经营管理思想的专业经理人。在台湾,人们把这群职业经理人比作“空降部队”。

1.职业经理人的崛起

张骥,31岁,Micron公司北京首席代表,做了一年多的首席代表。让张骥感触最深的是:中国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中国的体制改革持续发展下去,各行各业将可能出现像韩国三星、日本索尼这样的超级大公司。80年代中后期,台湾电子工业的崛起得益于一批有国际大公司工作经验和有世界眼光的本地人。他们曾留学美国,并在硅谷创业,或者加入过IBM、INTEL等国际大公司,然后带着生意、资金、技术、本领,横渡太平洋回到台湾。如曾做到IBM全球副总裁的刘英武,1989年回台湾为宏基带入全新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并带出了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使宏基公司迈入国际化公司行列,为宏基跻身世界PC10强奠定了基础。

应该注意到,在计算机产业,1995年以前,大陆外企的高层管理者都是清一色的港台人。而现在情况明显不同,位居外企要职的35岁以下的本地总经理和首席代表已经不是一个两个的概念——从第一个本地首席代表惠智的崔建平到NOVELL公司的王焰、LOTUS公司的刘洪、微软的吴士宏、ADOBE公司的皮卓丁、APC公司的陈晓丹以及MICRON公司的张骥等。人们把他们戏称为“六八式干部”,即60年代出生,80年代受高等教育。他们精力充沛、头脑机敏、善于学习,能很快接受最新的观念,在商战中练就了具有攻击力的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具有国际交往能力、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他们将是我们的装备精良的“空降部队”,推动中国民族的企业走向世界。如果民族企业创造出良好正规的环境,领着企业从中国出发向世界进军,将是他们最倾注情感最愿意迎接的挑战,张骥设想未来时,认为这是最理想的选择。

2.职业经理中的百万富豪

□杨元庆:联想集团的少帅

1989年,一个书生正忙着出国。为了在出国前找一个“跳板”,他决定先在中关村找一个单位。一家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名气的公司接纳了他,于是他一面在中关村大街上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客户,一面联系出国的事儿。公司发展速度超过了他个人发展的速度,书生阴差阳错地被公司领导推到了前台,就像伯乐选中的千里马。书生定定神,开始了他一系列后来改变了中国PC业务格局的行动。10年后,这家公司成为中国电子行业的“头牌”,就是大名鼎鼎的联想。

不消说,这个“改天换地”的书生就是杨元庆,传媒称他为联想“少帅”。

人生关键的地方常常就那么几步。

1996年2月,杨元庆做了一个决定。在使用奔腾第一代芯片的最新产品上市的时候,径直将价格降到了他们原打算一年之后才采用的水平——联想的奔腾机只卖9999元,而此时美国的同类产品最高标价16000元。

出人意料的大降价。一步到位,石破天惊。

这是一个改变中国PC业游戏规则的决定。在此之前,中国市场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走,而且总是慢半拍。从386、486到奔腾一代,美国芯片商每推出功能更强大的新产品,原来的主流机型就大幅降价,中国市场就成为国外品牌清理库存的地方。也就是说,当国外在用486的时候,中国一定在用386,而且价格比国外的486还要贵。中国人似乎永远也用不上国际最主流的机器。

联想要改变这一切。1996年奔腾第一代产品刚刚在大洋彼岸发布,联想在北京的生产线就出了奔腾机,做到了“与世界同步”,但杨元庆又向前跨了一步,抛弃了新产品上市赚第一轮“暴利”的习惯,狠狠地降到了万元以内。

这个决定让杨元庆的神经整整一个月都处在紧绷绷的状态。这个决定让联想事实上成为领跑者。国外品牌开头以为这只是偶然现象,但情况越来越不妙,他们最后发现,只有跟上新的潮流,否则出局。

1999年6月《Asiaweek》将杨元庆选入“千禧年行业领袖”,称“在杨的努力下,联想PC粉碎了国际对手的威胁,去年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的PC机比他们加起来都要多。”另外,这个成绩在亚太排第三位。

这一仗打得漂亮极了。准备打这一仗已经攒了整整三年时间。回溯到1993年,洋电脑大举进入,整个中关村“地震”。联想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总裁柳传志说“打了败仗”,随后病倒住院三个月。在医院的病房里,柳传志找到杨元庆,告诉他联想将有重大的改变,希望他以公司为重,放弃出国念头。杨元庆回忆说,“这次谈话,我第一次感到民族这两个字的分量,是从柳总焦虑的意识深处传递出来,和自己的血脉接通。”

杨元庆临危受命,成为联想微机事业部的负责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来有人问柳传志为何敢在最困难的时候启用刚过而立之年的杨元庆,柳传志说,当时杨元庆已经久经沙场,“我已经研究他很久了。杨元庆的潜能与经验获得了释放。他花了两个月时间,将20多个部门中有关电脑的所有职能分离出来,集中在电脑事业部,300多人削减到125人。在销售渠道上,杨元庆决定壮士断腕,砍掉直销,只做代理,将原来100多人的销售部队精简到18个人。对代理商一视同仁,待遇差别由销售前挪到销售后,既拉住了大代理商,又遏制了价格大战。

在杨元庆大展身手之时,柳传志用人不疑,顶住了公司内外多重压力,杨元庆果然不负众望。

“少帅”的名字不胫而走,对于不可知的变数,联想的未来,这位年轻的副总裁有更强的使命感。

“后PC时代”的嘈杂声音之中,杨元庆的思维就如水晶一般清晰,他说,Internet不是PC工业的掘墓人,而是PC工业凤凰涅的火种,在互联网时代,PC机的功能和应用将定位于“互联网时代的功能电脑”,可以看作是更加集成化,更易于操作,另一种形态的网络门户。

这种电脑将有三个层次:低端的是面对普及型用户的“居室电脑”(信息家电),中端是包含了互联网信息与服务的商业办公电脑与家用多功能电脑(可以叫“书房电脑”);高端是专门面向大型计算与尖端技术用途的计算。

互联网迅速改变着这个星球上的生存方式,杨元庆努力使联想再次站在领跑者的位置,2000年,联想开始了全方位转向互联网的战略,满世界地叫卖“网上新生活”。

2001年,联想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意气风发的杨元庆当选为新任总裁。新世纪,新起点。他接连为公司推出“三大取向原则”、“六大业务群组”、“七大战略路线”等经营战略。在杨少帅的引领下,新的联想正在日益走向新的辉煌。

□叶龙:年轻的实达舰长

1984年,读计算机专业的叶龙从上海交大毕业,顺理成章地分配到福建计算机研究所。然而,当他到所里报到后,所里安排他到销售部去。他认认真真干起了计算机设备的买卖。到1988年,他周围的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也坐不住了。

既然他碰上了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他就做出了下海的选择。

这年的6月22日,福建计算机公司和光学研究所的16位“同志”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福州温泉大饭店M3会议室宣布成立了一家名叫“实达”的公司。他们约定,办好这家公司,一要尝试一种体制,使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二要创造一个机制,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三要树一个品牌与国际竞争,赚外国人的钱。这种“约法三章”的情境,总令人联想起在此10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那群大队社员盖血手印的悲壮场面。他们所约定的内容,在10年后的今天,看起来是那样的平淡无奇,但当我们回首中国知识分子办企业的坎坷道路时,就会发现,他们的“约法三章”是具有时代标志的,厉以宁教授称它为尝试。到了企业深层次改革时刻,今天四通、联想的股权改造就是例证。

这16个人,正是厉教授提到的那“一群人”。而叶龙就是这“一群人”中的一名“战士”。他们为自己描绘了美好的明天:5年后每个人都成万元户,到本世纪末他们应该过上香港人的生活。

为了这个“美好的明天”他们热血沸腾,投入了“战斗”。公司启动了,根据人员的专业特长和个人经验,叶龙担任副总经理,主抓市场销售。在实达创办初期,他们主要是在电脑领域从事产品的零售和技术服务。为加速资金积累,他们还做过油、电话机、空调的生意,组装批发200台IBMPC,搞劳务输出。什么可以来钱,就攒什么。叶龙把销售的方向定在行业大户:银行、保险、公安等各个系统,都是他的主客户。到了年底,他的部门签下了第一个订单:中国银行订购400台STAR-500终端。这一年,他实现了1800多万元销售额,赢利150多万元。

1991年一开始,叶龙就打开“三大战役”:参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招标、参加建行系统福州设备订货会、工行系统济南选型会,他们定下不论多少代价,都要想办法拿下。结果都打了胜仗。特别是福州一战,大捷而归。

1993年,叶龙到刚刚成立的实达计算机设备公司当总经理,从筹建公司、开发软件、生产产品、代理贸易到人员布局、方向把握,他开始了一家企业的整体运作。这段日子,他开始就读上海大学的MBA硕士班。

这一年,实达经历了一场高层人事变动——原总经理辞职。

市场实战的积累,一年来宏观管理企业的经验,使叶龙在动荡的商海中成了实达这条战舰的舰长。1994年1月8日,新的经营班子产生了,叶龙出任总裁。

到这个时候,实达已是因内最大的终端生产厂家,是福建最具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商誉被评估为4000万元,年销售收入达2.58亿元。实达不再是小企业了。

叶龙将以前的实达翻过一页,开始写新的篇章。

他将企业分为三个阶段,以前是第一阶段,接下来是第二阶段,要在三至五年内使实达成为国内知名企业,到第三阶段,实达进入跨国公司的行列。

挥汗如雨,几年下来,实达的产值、利税连年翻番。叶龙自己也在这一年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

接下来,叶龙的另一条触须是资本扩张,1997年通过注资、合资等手段先后成立了“爱普生实达电子公司”、“实达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1995年叶龙几经努力,兼并了福建省的一些企业,为第二年上市打下了“量”上的基础。1996年,实达电脑上市,使叶龙实现了创业第二阶段的目标。到1998年上半年,实达早已成为上市公司,总资本超16个亿,年销售额突破了30个亿,公司被列入电子百强,居36位。在这当中,叶龙还有许多突破自我的重大举措。

当实达上市之后,实达面对着广大股民的时候,叶龙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企业最根本的三个课题,他开始着手企业的战略重组。

首先是产权重组,建立新利益共同体平台。

当初,叶龙他们16个老同志,约定第一条是尝试一种体制,这体制便是股份制。注册25万元,公司有30%的股份由员工持股。每股入资500元。叶龙在当时还算是一个不小的股东。不管入多少股,像方正元老王选提出的要为方正造100个百万富豪这样的目标,在叶龙领导的实达里面,早在1996年就实现了。

现在,实达股东多了,新员工不断加盟实达的行列,员工的成分构成也相对复杂了。如何保持实达旺盛的生命力,突破口仍在“人”上。叶龙提出了建立新的利益共同体平台的思路。这个平台的思路包括:欢迎国内外大企业以不同方式参股,进一步夯实企业的产权基础;努力促使法人股变成流通股,融入资本市场,造就成千上万个百万富豪;开通产权绿色通道,使后来成长的软件、信息服务部门,拥有相应的价值认可;统一集团内部的股权操作手段,等等,使集团内部更明了为谁干的问题。

其次是进行产业重组,形成硬件、软件与系统集成、信息服务三大产业布局。

昔日做终端是实达进入信息产业的最佳切入点。时代在变,实达也非变不可。叶龙看到企业必须进入广阔的领域,企业的壮大才能不受限制。实达在产权机制必须有相应的业务方向来匹配。

1994年新班子建立后,叶龙提出“从电脑业非主流起步,逐步向主流靠拢,最后形成主流和非主流并重”的发展思路。到今天,实达终端、打印机、POS等外设产品以及Moden等网络产品已居全国领先地位,实达电脑取得了国产品牌前5名、家用电脑销售排名第二的好成绩。

软件这一块,叶龙给了它“迟来的爱”。1997年,实达注资北京朗新;1998年投8000万元给北京实达软件集成产业公司,使实达软件总部占据北京这一中国信息产业中心地带;投资铭泰和东方龙马等等。一连串的举措,使业界惊诧:叶龙,你真是个后来居上的黑马!

叶龙还关注信息家电,将它纳入了硬件的产业范畴。

另一块便是信息服务这一当今前景最为诱人又最令人害怕的产业了。叶龙还是大胆地走进去了。不久前,实达Soyou网站开通。叶龙将产业布局布好了,解决了干什么的课题,奠定了实达由主流信息产品供应商向信息产品主流供应商转变的基础。

最后是管理重组,变金字塔组织为水平式组织。

产权体制灵活的实达,在创业阶段采取了“集体决策,权威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员工的聪明才智,保证了企业的行动效率。叶龙执掌实达后提出“以人为本,制度立业”的管理口号,使实达的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现在,当叶龙盯紧信息产业这块新天地时,他开始延聘“外脑”,请国际知名的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为实达管理体系进行诊断和设计。他将运行了十几年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改为尊重程序的按业务流程划分的水平式组织结构。这样的结构使企业的整个运作程序管理方式以及企业文化发生根本变化。

经过管理重组,实达管理水平得到全面升级。

完成了三项举措之后,班子成员建议将现代空港的概念引进实达的营销管理时,销售出身的叶龙敏锐意识到这是解决市场瓶颈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叶龙将它转变成实达的集体思路。

根据这个思路,方案的设计是由集团建机场,然后各产品公司变成航空公司,机场是对哪家航空公司都开放的。也就是说,哪家航空公司都可以停靠在我这个机场上。然后你们自己去经营你们的产品,做好你们的服务。但是为了统一机场形象,即统一集团形象,所有的产品公司在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地址,只能有一个账户,只能有一个联系电话号码。同时集团在当地的分公司就相当于一个管理公司,其余的产品公司的分支机构自主销售。在同一个平台上销售着各自的产品。

建“机场”和“航空公司”的目的是解决资源浪费问题,增加产品的“飞翔”能力。

叶龙下决心对销售口进行整合了。于是实达在’98整合方案中,最为惹人注目的就是“机场与航空公司”方案。集团在1998年初成立实达集团分公司管理处,设立九大分公司,集团分公司第一步先进行行政方面的管理、财务资源管理,同时包括当地形象的公关宣传管理,为各个产品提供公共平台。

1998年1月,叶龙在销售口会议上提出分公司建设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建立行政事务平台;第二步是建立技术服务平台;第三步是实现分公司在新体系下的经营运作。对集团的分公司平台,集团领导们形象地称之为“空港”,并把各个产品公司称为“航空公司”,“航空公司”的产品是“飞机”。各航空公司的飞机可以不同,而空港却是公用的,任何一种飞机(产品)都可以在空港的机场上起降(销售)。

“空港”这一销售平台建起来了,公司的资源实现了共享,管理效益大增;集团服务进一步规范,企业形象、产品品牌形象日益深入人心。下一步,这个公共平台还将起降软件、系统集成和信息服务的公司。

企业产品能否轻松飞入用户的怀里,关键是营销的机制。产品飞翔了,企业不再有沉重的翅膀,企业变轻了,企业便能高飞远翔了。

企业大了之后,需要有企业的旗帜,有企业的思想,有企业的精神,这样,企业才能有灵魂。这就是企业文化成为企业长远发展重要保证的原因。实达毫不例外。

实达的核心价值观先后显示有一条明显的线索,这从实达英文名的表达可见一斑,起初的“Star”变为“Start”。原先的创业,满怀“星”的意识,照耀世人,壮志凌云;经过市场的洗礼,实达人放下“傲骨”,舍去“傲气”变“星”为“开始”。这从叶龙身上就可以体会到。

叶龙指导企业员工用上了新的口号:“实达,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种求大道的胸怀、干事业的气魄。

以实达起初的“实为创业之本,达则兼善天下”为出发点,叶龙提出:“贡献社会、发展成才、充实富有。”这就是要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结合起来。

叶龙正翘首仰望着广阔的天空。他要高飞。

□王志东:经营新浪网

1995年,四通利方总经理王志东两次去硅谷找钱。“我在大学很喜欢看的一本书是《硅谷热》,印象最深刻的是,乔布斯穿得破破烂烂去找银行家,要他投资,‘苹果’一夜成名。”他见到了为“网景”公司作策划的摩根士坦利投资部的负责人弗兰克,得到的评价是:“你的公司太小了,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不够付我的顾问费。”但是,他还是幸运地得到了弗兰克的建议,回来后对四通利方进行国际化改造。

1997年,美洲银行罗氏公司,华登国际投资集团,艾芬豪国际3家投资商向四通利方投资650万美元,王志东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得到风险投资一个月后,王志东又成功地兼并了美国硅谷华渊网,建成全球最大的华人网站“新浪网”。新浪网下有数十个大型中文讨论区和聊天室,法新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均为其合作媒体,日访问人数超过40万,公司总值升到5000万。

四通利方真正想到引进“国际化”人才,是在寻求投资时开始的。1995年的时候,王志东他们意识到现有的体制已经是个相当大的障碍,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进行重组,引入国际风险投资。从那时开始,王志东逐渐结识了很多投资圈子里的人,新浪网现在的CEO-—马克,就是其中之一。同时,这位纯正的“老美”也是王志东引进的第一个高层管理“外援”。而由于马克是最早加入到“国际纵队”的人,这似乎就注定了他的加盟将是这几个人中最有特色也是最“精彩”的一段故事。

王志东跟马克的接触是在1996年初开始的。据王志东自己说,一开始他们几乎每次交谈都是在吵架。“他根本不认为中国会有好的公司,特别是好的IT公司。而且还觉得我们这边什么都不懂。”王志东说道:“当时我就觉得,你有什么好牛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你了解中国国情吗?实际上当时我们完全是两个极端,要不是因为有那个融资项目,恐怕谁也懒得去搭理对方。”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马克的身份是罗伯森·斯帝文思公司的财务专家,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四通利方进行审核,以及帮助王志东他们写推荐书。

吵架归吵架,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王志东和马克通过无数次“艰难”的沟通,终于完成了互相的了解。

1997年1月1号,马克终于正式来四通利方上班了。王志东说在那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寻找国际化人才,这一步原本可以走得更远。四通利方这回可是来了个高起点,竟然直接找了个美国人过来当公司的CFO。而且现在看来这一步走的也确实没错,用王志东自己的话说就是:“马克的加盟降低了企业发展中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假如我自己去学习这种金融知识和现代企业制度,可能需要沉淀两年的时间。那么这两年内很多机会都会失去,同时我还得交不少的学费。”的确,原本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有限的,一个企业需要的毕竟也不仅仅是一两个“文武全才”。

也许马克的加盟听起来像是一个“偶然事件”,不过这里面也有不少必然的因素。其实,就算不开那个玩笑,后面也会有其他类似的玩笑;就算不引进马克,最终也会引进其他的人做CFO。其实,包括并购华渊,“挖”到沙正治等等,都有许多偶然的地方。只不过,这些“偶然”正是王志东在潜意识里一直期待和渴望的而已。所以,偶然的机会竟然全都变成了现实。

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新浪网的国际化管理层很有可能在新浪网上市(美国NASDAQ市场)后各奔东西。换句话说就是,目的达到了,利益取得了,这个团队就解散了。实际上,这种观点体现了一种对国内企业能否真正拥有国际化管理层的怀疑。而且持这种怀疑态度的恐怕还不是少数。仔细想想,其实人家怀疑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从利益上来看,这几位经理人在新浪网的收入大概都不会比原来高多少,有的甚至还会低很多。那么,把他们吸引在一起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股权、期权嘛!

然而王志东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同意见。他说:“人家看好这个企业,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投入进来,你当然不能指望人家都是白求恩。我们是潜力企业,我们最终要上市,因此用股权、期权这类的‘金锁铐’把他们‘铐’住、吸引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是说一旦上市就没有吸引力了,而且这也并不是惟一的吸引力所在。”

“你说微软,或者Yahoo!是不是上市之后‘金锁铐’就失去价值了?显然不是,因为他后面还要持续发展。微软几乎是一年翻一番地在发展,要是公司有这样的成长,你当然就有足够的‘金锁铐’去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更何况公司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挑战,也同样会有不同的吸引力、不同的魅力在这上面。所以我觉得,上市也好,不上市也好,一个成功的企业不是说编个故事、融了资就完了,就解散了。或者一上市,大家都赚钱退出了。这不是职业经理人会选择的道路。我认为吸引经理人的不光是钱的问题,他们实际上是非常重视成就感的,他们更加看重的是这个企业有朝一日是不是可以‘飞’起来。所以说,一个公司的‘设计者’要保证这一点,你不光要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去吸引高手,还要有足够的机会和潜力。比如在1997年的时候,我虽然融了资,但是当我没有足够的舞台,没有足够的‘潜力’,那时候请沙正治我是请不来的。可是滚动到现在,我发展得更好了,我有更好的故事了,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请过来。而且,再过两年之后,我相信自己的力量还会更强。”

王志东还特别强调,新浪网不是为了炒新闻才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纵队的。他们这样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新浪网”的定位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华人网站。这就是说他们面向的市场,面向的目标将是整个世界。那么你本身的品质,你的管理人员就必须要有国际化水平,要与国际接轨。其实新浪网也是花了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据说沙正治加盟新浪网的时候,新浪网内部的认同和“吸收”都进行得非常平滑。想想看,如果1997年的时候王志东没有吸收马克进来的话,现在这种局面恐怕也就很难做到了。

如今新浪网面向的是国际化的市场,用的人才是国际化的人才,遵循的游戏规则也是国际化的游戏规则,甚至连手上的资金都是国际化的资金。如果说我们还可以把四通利方看作是中关村的民营公司,那么该怎样称呼新浪网呢?恐怕要称其为国内首家“跨国民营企业”了吧。

作为新浪网的掌门人,王志东可谓一大功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笔者即将完稿之际,却传来了王志东辞职的消息。据业界人士分析此次辞职纯属王志东个人原因。即使如此,王志东之于新浪网,依然功不可没。我们坚信,辞职后的王志东将是,而且永远是IT行业的开路先锋,他将在以后的道路上继续披荆斩棘,麾旗前进!

五、校园创业:世纪之交亮丽的风景线

过去,创业英雄多是指社会上那些白手起家的大富豪,如香港的李嘉诚、霍英东。而现在,创业英雄也出现在校园里,二十几岁的百万富豪,年纪轻轻靠高科技致富,已不再是神话,而是世纪之交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创业不分校园内外

在校生做推销、当家教已被视做小儿科,接手几千上万元项目的事情也并不稀奇,毕业后开公司,自己做老板不给别人打高级工。在中国高校中,尤其是在清华,没毕业就当老板正成为一种潮流。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没出校园,就已经开始创业,他们不再仅仅将“自己当老板”作为终极目标,对他们来说,“I am to be a boss”远不如“I am to be a leader”更重要,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做老板的独立意识与实干精神,更包括对产业、科学与经济社会的深层思考,开拓新领域,开发新产业的大勇气与大智慧。

1999年10月30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报告大厅,意气风发的清华大学学子们组成的“经理人”,将自己的作品——一个个公司,向在座的嘉宾们展示,台下来自企业、投资界、学术界的评委们组成了裁判团。他们中有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电脑公司,最多的是投资公司的老板们。国内外数十家知名投资公司老板亲临现场,既为评判也不失为找项目的好机会,台上侃侃而谈,从市场、销售到资金回报。台下咄咄逼问:市场多大?资金需求是不是小了些?如何做到技术保密?提问最积极的莫过于投资公司的老板们。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第二届创业计划大赛的比赛现场的写真。

从1998年清华成功举办第一届创业计划大赛以来,清华园内掀起了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潮。本届比赛收到的参赛作品56份,最后进入决赛的前五名都引起了评委们的广泛兴趣。这五个项目中有已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视美乐的大屏幕投影仪,网贝小组的商务模型,慧声小组的便携式听力诊断仪,迈齐小组的微医系统和博创小组的生物医疗成型仪。其中四个参赛队伍都已落户清华创业园,成为中国第一批创业公司的优秀代表。据了解,视美乐公司将分期获得上海一百集团提供的5250万元投资。

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敏生介绍,清华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发挥高校人才和技术优势对首都经济建设特别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推动作用,继1998年以来,清华出台了一系列倡导创业精神鼓励学生创业的政策,如允许学生保留学籍休学创业,1999年8月,清华创业园开园,为学生创业公司提供从物业管理到引资咨询等各种支持。

此次众投资公司老总们对项目的“热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这些项目的商业价值。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的高级咨询员张铁民告诉记者,相对于已具有一些知名度的视美乐而言,此次进入决赛的微医系统、慧声听力诊断系统更具有竞争力,这两项产品在国内外均为独一无二的产品,具有极广阔的市场,不用再到国际上抢分市场。对于这些投资人来讲,资金不成问题,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有了市场,一切都好解决。

网贝公司以其全新的概念获得了此次大赛的最佳创意奖和整个大赛的金奖,但出于保密的需要,他们介绍的内容并不详细,比赛结束后的酒会上,成为投资者们与学子们详细交流的极好机会。一个个风险投资家们纷纷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小组,细谈合作。除了参赛项目引起投资者们的广泛关注外,一些“聪明”的投资人,还在赛场下进行了一些“私下交易”,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张斐专程从上海飞到北京,在赛场下寻求合作伙伴。来自科技部的领导热心地向学生们推荐下属的创业基金及申请要求,还要介绍管理基金的同志到清华来做专题讲座。

毫无疑问,良好的创业氛围,正令一批学生富豪在校园内悄悄崛起。此次参赛的数家公司已落户清华园,尽管一些公司的发起资金并不多,随着社会、企业关注程度的加大,一些公司学生老板资本已从几十万迅速升值。正像来自美国NASDAQ的中国首席代表黄华国先生所说:硅谷之所以腾飞靠的是斯坦福的学生,我们清华的学生并不比他们差。有了好的项目,有了优秀的人才,我们会有更多的创业者,更多的富豪。

显然清华的学生们看的并不是眼前的一点小利,就像一位清华创业者自信地说,我们的前面有学长张朝阳,有斯坦福的学生们做榜样,我们还要做得更好。

与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老板交流,你会发觉你的思维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了,各种想法也更新得很快。你会发现他们不再像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也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好比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究竟创下了什么业绩?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业?

创业计划又名商业计划(Business Plan),是高科技与风险投资浪潮兴起的产物,是一无所有的创业者就某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或服务,向风险投资家游说,以取得风险投资。

商业计划竞赛在美国高校由来已久。美国已有35所高校举办过该事赛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STANFORD)、哈佛大学(HARRAND)等。其中以MIT最为成功,从1990年至今已举办了9届,1990年仅有一份获奖的计划赢得了风险投资,但1997年的竞赛结束后,当年就有7家学生公司从中诞生。据MIT的一家咨询公司统计,在这个高技术公司云集的地方,表现最优秀的50家公司中有48%就出自MIT的创业竞赛。这些由创业计划直接孵化出的企业中,有的短短半年内就成长为营业额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一批批的创业者在比赛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风险投资家们蜂拥而入校园,寻找未来的技术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的商业计划竞赛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美国经济的直接驱动力之一。

中国的第一个创业计划大赛是1998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由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发起,历时5个多月,共收到100多份参赛作品。麦肯锡等国内外大公司总裁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第二届清华创业计划大赛于1999年3月份开始,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认可,清华校方也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学生创业的新举措和政策。这次大赛诞生了像视美乐这样的一大批学生公司,清华大学为此专门开辟清华创业园供学生公司入驻。此后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及重庆等地高校纷纷举办创业大赛。

清华大学学生科技创新中心主任聂风华说,休学创业的启动有两个前提,一是自1991年开始的有关教学思想的大讨论,开阔了清华人的思路,教育观念大大转变。二是创业计划竞赛,又称“商业计划”,是缺乏资金的创业者就某一项目具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或服务概念提出的商业可行性报告,目的是争取风险投资家提供创业初期的投资。创业计划大赛的开展,发掘和调动了同学们的创业性,营造了一种商业气氛,锻炼了同学们的交际与协作能力,使清华不仅仅是政治家、工程师的摇篮,而且也将成为创业者的摇篮。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党委书记关伟很欣赏清华的“休学创业”举措。他说,首先这是中国高教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序曲。以前高校实行的都是不完全学分制,学生无法提前或推迟学习。清华此举可以说是对学分制的完善。其次,这是培养人才的时代要求。现在更需要培养能在市场经济第一线冲锋陷阵的人才,因此必须有产生这种人才的机制。以前科技转化为生产的能力低,其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休学创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弊端,学生的创新能力将得到很大的发挥。再次,学生这一创业实践比起毕业后再培训上岗,有很大的年龄优势,20~30岁是创新能力最强的时期。一旦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个人获得经济效益,国家发展,科技进步,同时又为社会提供无数个就业机会,这是连锁反应。

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先生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普遍的缺少一种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一直推崇中庸之道。中国缺少“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鲁迅先生早在60多年前就鼓励中国人“吃螃蟹”,但现在“敢于吃螃蟹的人”还是很少。人类只有不断地向大自然进行新的挑战,向权威挑战,向极限挑战,向新的领域挑战,高科技才能真正得到快速的发展。中国缺少创业者,缺少新型的企业家。中国缺少创业者,缺少新型的企业家,缺少真正的风险投资家,中国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

2.校园里的创业学子

□王科、邱虹云吹响第一声号角

1999年4月底,清华大学在校生杨锦方、慕岩、王科和邱虹云共同注册了视美乐公司。后来杨、慕两人由于准备出国退出视美乐,同时该校96级MBA学生徐中和另一位非清华学籍的在读生李益斌加入视美乐组成新的创业团队。7月29日,视美乐爆出新闻:四学子以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电视这一高科技产品,引来了上海第一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高达5250万元的风险投资。目前该公司已搬到清华科技园,正式投入中试运营阶段。

视美乐是我国第一家由在校大学生创立的高科技公司,首开大学生在校创业的先河。视美乐与“上海一百”的融资模式被有关人士称为我国首例完全按照硅谷风险投资方式运作的项目。王科等人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批成功注册公司的校园创业者。

“上海一百”成了“视美乐”的风险投资商,一期投资250万,只占项目收益股份的20%,待产品完成中视后,二期投入5000万元,所占股份上升至60%。

现在只要一提到中国最早由在校学生创办的公司,就不得不提到这四个人的名字。创业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97年,在当年的挑战杯发明大赛中,清华大学材料系三年级学生邱虹云发明的一种集光学、电子、机械等技术为一体的新产品,引起了自动化系四年级学生王科的注意。王当即说服并鼓动邱虹云组成创业团队参加学校的创业大赛,并一举夺冠。他们决定将这项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推向市场。之后便与几位学生共同组建了视美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全是靠大家课余打工挣来的。随后更大的一个动作便是在清华兴业投资公司的撮合下,成功融入了“上海一百”5250万元的巨额风险金。

“创业而不是就业”,早在创业之初,他们就摈弃了传统的就业观,现在不是毕业了找不到工作,也不是缺钱找不到“饭碗”。正是缘于创业这个共同的意愿大家才走到一起的。

视美乐公司的老板、也是总设计师王科,浙江宁波人,正逢清华五年制本科的他刚刚毕业,学的是自动化专业,英语成绩非常好,早在大一、大二时,他就将托福、GRE全部考过了。由此他被聘为在外语培训方面最具规模和权威性的新东方学校的兼职老师,专门负责教GRE课程。王科承认他的专业学习并不是很突出,但他的创新意识和拼搏劲头很强。从大三起他先后在麦肯锡管理公司、法国巴黎国民银行等20多家公司实习或工作过,大量的实践机会造就了他不凡的商业意识和开拓精神。他喜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是那种敢想敢做、敢拼敢闯的男孩子。

22岁的邱虹云则担纲公司总工程师的角色。他说他只负责产品开发,其他的策划、公关等都是王科他们的事。当记者说要采访他本人时,他说这事你也得先通过他们。关于邱虹云,徐中说用“敏而好学”四个字形容他再好不过了。他从小就是个“科技发烧友”,在父亲的指导帮助下,早在小学就做完了中学全部的化学实验。邱虹云在清华三年参加几次挑战杯比赛,获得两个一等奖和一个特等奖。他爱好做实验搞发明,但也不是那种木讷的理科生,在湖南卫视做的一个采访中,他就一连准确回答了观众提出的四个问题。现在在视美乐工作的同时,他还要上课,他说他是边读书边创业。

视美乐的另外一位设计师就是徐中,这位看起来最成熟的小伙子是邱虹云的老乡,是清华MBA工商管理硕士,曾在四川某大型国企干过6年,有相当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他解释说“视美乐”取英文“SYNTECH”义,就是博采众长、开拓创新、技术立业、产业报国。“我之所以看好视美乐,就是因为认准了这个产品,它有很大的竞争市场。”徐中是那种乐观派,他爱好足球、上网、读书。他期待再过20年,视美乐能成长为像惠普一样出名的公司。

负责公司财务和行政主管的李益斌是个做事踏实,非常吃苦的人。他在新东方学校上课时结识他的老师也就是王科,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信息技术,是创业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李益斌是北京人,今年24岁,财会专业毕业,在很多公司干过,并曾在加拿大一家公司从普通职员升到办公室主任。王科很欣赏他在投资理财和为人处世方面的能力。在视美乐,他觉得每天都在变,一天一个样,他可以从其他队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谦虚的李益斌说他誓与视美乐共成长,他打算工作两年以后再考清华MBA(在职),但同时不会放弃视美乐的事业。他的座右铭是“行慎于言”。

现在,“视美乐”已从初期的50万元变成了300万元,几位学生股东的投入现在已变成了300万的80%,即240万了。如果第二期的5000万再投进来,学生们就成了5000万中40%的拥有者即2000万的拥有者了。也许那时人们就会更深地体会新经济是如何令知识英雄创造神奇的了。

林炜:一项专利卖出700万

专业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你做得怎么样。一个25岁的女研究生竟在又脏又臭的皮革中闯出一个新天地,她的一项专利卖出700万。

1997年11月,四川联合大学皮革工程系95级硕士研究生林炜,在南京理工大学举行的第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其参赛作品“利用红矾母液和铬酐下脚料生产蒙囿高吸收铬鞣粉剂KMRC”获一等奖,并被重庆农药化工集团公司以700万元人民币,独家买断了这项制革技术的使用权。林炜从而成为令媒体哗然,国人瞩目的新闻人物。

林炜于1972年出生在河南省潢川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母亲是小学教师。

1991年,林炜考入成都科技大学(现在的四川联合大学)皮革工程系。命运之手悄悄拨转了她的航向,林炜考大学的时候填报的志愿是电信专业,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却被录取进了皮革系。“这个专业学出来不就是做皮鞋的吗?我不干。”林炜心里嘀咕着,非常懊恼地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妈妈。妈妈开导她说,专业并不重要,一个人只要有干一行爱一行的思想,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后来林炜了解到,科大在这个专业设有轻工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其学术地位在全国首屈一指,便很快安下心来投入了学习。特别是大三时开始接触皮革专业实践,所学的专业知识能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使她越发对这个专业感兴趣起来。大学本科4年,她不仅成绩优良,而且还先后担任了班级团支部书记、系组织部部长、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女生部部长,多次被评为“校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并于1992年12月就入了党,成为当时该校轻工学院发展的年级最低的一名学生党员。

一次,在她后来的导师张铭让教授的交谈中,林炜得知当时炬星皮革厂用的最多的皮化材料KMC蒙囿铬鞣剂和KRC高吸收铬鞣剂都是张老师带领的课题组研制成功的,但这两种鞣剂都各有特点和缺陷,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跳了出来,能否将两种性能结合起来,研制出一种两全其美的换代产品呢?她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张老师的赞同,并在研究方法上得到了张老师很多指导。这年4月,林炜以专业统考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这使她有机会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此后,她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边查阅资料边做实验,寻求最佳的添加剂,以及研究铬与添加剂的络合及最佳络合比问题。

要研究新型鞣剂,绝大部分工作要在试验基地和工厂车间完成。为了不影响学业,这几年,林炜利用寒暑假时间,参观考察或实习了二十多个制革厂和化工厂,连续几个假期都泡在工厂和工人吃住在一起。皮革厂一般都建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相当差。特别是制革车间,湿度大,地上到处是污水。一到夏天,又潮又闷又熏人,那种滋味,简直难受死人。可林炜不在乎,抓起那些血乎乎的生皮,心里虽直翻腾,实验却依然进行。泡过的猪皮、牛皮都很重,实验时要消耗较大的体力,男人都喊吃不消、不愿干,林炜一个弱女子,还照样干下去。不认识她的工人还以为她是厂里新来的学工。林炜的吃苦实干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他们啧啧称赞:“这个小女孩真能吃苦,不简单。”

1996年春节,爸爸妈妈想女儿,非常希望林炜回家过节,一家人能团聚,而课题正进入最后阶段。她说服了父母,便一头扎进浙江湖州市的一家皮革厂。让林炜感到委屈的是,有时试验准备就绪,那些工人却撂挑子,林炜不得不求他们帮忙。好几次,林炜偷偷抹眼泪,伤心至极,却不能一走了之。有时,实在憋得慌,便抓起电话,向导师告苦。

历经上千次艰苦的实验,1996年3月,林炜的新型铬鞣剂KMRC终于问世了。这项科研成果解决了困扰皮革业多年的治污问题,而且较国内同类名牌产品,性能优越,甚至与德国拜耳公司的高吸收性铬鞣剂相比也高出一筹。所以就在同年6月,被红矾母液和铬酐下脚料污染物困惑多年的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听说了林炜的成果,找到林炜马上将其成果运用到生产之中,至1997年6月,该厂试销了800吨,新增效益240万元,降耗治污增效,一举多得。难怪在本次“挑战杯”赛成果转让会上,当南京和济南的两家化工厂也相中林炜的成果,意欲高价洽购时,原本只想出400万元买断此项成果的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一举用700万元的高价独家买断,可谓志在必得。需要说明的是,“700万元”并不是凭空想的,它是以厂方年产1万吨,该产品新增效益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提取的。而据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杨世伦介绍:“全国每年KMRC铬鞣粉剂的市场需求量至少4万吨,每卖一吨起码有2000元利润,随着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KMRC铬鞣粉剂市场需求量会更大。”

林炜不承认有什么“灵感”。她觉得,自己的成果完全是“水到渠成”。实习中发现了皮革生产中的问题,就想解决,最后终归有了结果,很顺理成章的事。

对于成果的高价转让,林炜显得平静。她觉得成果能运用于生产,是对她多年研究的一种肯定。至于700万元如何处理,她还来不及细想。签约后的当天晚上,她与老师商量,如果拿到这笔转让费,她想首先用作课题经费。1996年,林炜的成果在重庆化工厂试产后,工厂践约付给林炜10万元酬金,林炜全部作了课题经费。林炜说:“我并不是为了钱才搞科研的。”她很不习惯人们称她为“大学生首富”。在学校里,她生活十分俭朴。20多岁的姑娘,从来没买过化妆品,也没穿过一套高档服装。她自我解嘲地说:“我一直是素面朝天。”

□李永新:北大校园里的创业者

1999年6月28日,由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应届毕业生李永新等人一起创办的北京新兴伟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服务公司。李永新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办素质公司的校园创业者。

李永新做老板的时间不长,他那个专为学生服务的素质公司是6月28日在北大勺园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挂牌的。从学生到老板,李永新有很多话要说。

李永新在北大就读的是行政管理专业。他曾获得“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十大青年志愿者标兵”、“北大优秀学生干部”等诸多荣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该学的他都学到了,该得到的他都得到了。1999年刚刚毕业,“联想”、“科利华”、“北京海关”等多家单位都想和他签合同,有的甚至把年薪开到6~8万。然而,李永新说:“就业不如创业,我要做自己的老板!”

念大二的时候,李永新凭着他的敏锐观察力,发现学生从入学到就业,中间存在着许多目前学校教育不能解决的问题。毕业找工作时所遇到的一些曲折经历也让他感到社会的需求与大学生自身所具备的素质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办一个专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素质训练的信息服务公司该有多好?

一个新鲜的灵感在李永新的头脑中诞生了。

1998年4月,李永新念大三。他来到国内IT行业最大的市场顾问公司“蓝色光标”做兼职。他从AE代表做到业务处处长。专门从事策划、公关、培训的实践,这段经历使他把“灵感”一步步完善成一个初具规模的设想。

事业的转机,在于高中校友邹纪纲的出现。邹纪刚提供了筹办公司的大部分资金。长期困扰李永新的资金问题解决了。在梦想一步一步变成现实的时候,李永新的压力也越来越重了。注册、选址、先期策划;新成立的公司,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李永新去跑。他没有歇着的时候。

和李永新一起创办素质公司的还有邓湘树、宋震、何帝。他们都是北大应届毕业生,他们倡导一种“三D”即直接(Direct)、全面(Detail)、深入(Deep)的服务理念,新兴伟业提供的服务都是跟高校紧密相关的各种信息。靠信息服务赚钱,把素质教育当产业来抓,这是李永新他们走的创业路子。

现在李永新的公司有12名职员,两个分公司。他们一起住地下室,吃自己做的饭菜。条件虽苦,但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好。李永新的目标是要把公司做成全国最大的服务教育、服务社会的公司,成为全国高校中的信息领导企业。所以,吃苦我们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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