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实实在在，注重效率，这是成功的保证。唯有切实的行动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是实现梦想的途径。不靠运气靠自己，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行动使我们更具魅力，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不落人后。
1.集心灵之力，博爱于民
爱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一首“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摆摆样子，而是要出于真心，真心实意地去爱。
“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见，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统治集团的兴亡更迭。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的一个普通的农户人家，他和湘乡农村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他很了解农民的疾苦。在咸丰元年，他向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呈奏中，他提出民有三苦：
一是物价过高。在苏州、松州、常州、镇江、太湖等地钱粮过重，在全国罕见。百姓用辛苦耕作换来的粮米卖钱，而米价太贱，百姓抱怨；用铜钱交换银两，而银价又太高，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
二是盗贼太多。庐州、凤阳、赣州、毫州一带，自古就是盗贼密集的地方，盗贼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奸淫掳掠，绑架勒索，偷盗活动频繁发生。老百姓把案子告到官府，官府派人去捕捉，由于事先并没有贴出告示，等官兵到了，盗贼早已逃之天天。于是官府为了掩饰，便焚烧附近居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差役借机敲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
有时谎称盗贼已死，而杀死冤囚以了结此案。盗贼由此越加肆无忌惮，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良民根本就没有安稳日子可言。
三是冤案太多。地方官吏勾结权贵，贪赃枉法，胡作非为，混淆事实黑白，恣意冤枉好人，屈打成招，冤案迭起。
曾国藩认为，治理政治，首要的便是爱民，要爱民最重要的是察举官吏。
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
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的行为上观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明识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曾国藩决然地提出要物色“忠勇”的人才以“宏济艰难”，这也是他渴望整顿吏治的根本体现。
选取人才只是整顿吏治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则是反腐倡廉，对现有的官员进行教育和改造。
在成丰八年十月给沈葆桢的书中，曾国藩明确提出了自己倡廉的主张：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敬仰。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资后世。弟昨以百金，挽以联云：
“豫章平寇，桑樟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乎，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得意满。’盖自古而叹之也。”
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给龙启的信中，曾国藩不无愤慨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是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凡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认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余目击此等风气，盖以痛恨刺骨。”
在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给张亮基的信中说：“世事已经败坏到这样的地步，作为臣子，应该物色一些忠厚的人，共同度过艰难，怎么能够任凭世事如此混乱不堪，是非黑白颠倒而不做声呢?”曾国藩认为国家贫穷并不是最可怕的事，也不值得忧虑，最可怕的是民心涣散，社会风气衰落败坏，一个国家如果成了一盘散沙，那就会任人欺凌摆布。
曾国藩作为清廷大臣，只能把治理天下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对皇帝说，自古以来没有比隋炀帝未年更富裕的了，可是突然之间天下大乱，转眼就灰飞烟灭了，这是因为丧失了民心，失去了人民的拥戴。而汉昭帝初年是那么贫穷，可是却日渐走向安乐富足，社会稳定，其关键也是因为善于安抚民心，爱护百姓。曾国藩想以此感召皇帝，使天子能够体察民情，安抚苍生，以求巩固皇室江山。
但是，高居的皇帝不可能亲临村野，自己了解民情，微服私访只是偶尔之举，并非常事。而文武百官又奏疏有虚有实。如果皇帝不善于鉴别是非，就会让奸佞小人得逞。所以，曾国藩认为，治理政治首要便是爱民，体恤民心。然而要做到真正爱民，就需要善于察吏。察吏最重要的是善于洞察人心，知人方能善任。要了解一个人当然是听他的言论，但又不能完全听他一己之自述。言与行必须结合起来，把握其本质的思想和意图，掌握其品性的好坏。
在给弟弟的信中，在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时，曾国藩也曾提到自己“爱民发自内心”。他认为，爱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一首“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去爱，要出于“真心”。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累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曾国藩多次上书恳请为受灾的百姓减免赋税，对于受兵灾战乱影响的人民，他也为他们争取减免历年所欠的钱粮赋税。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曾国藩有为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一面，但是，他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也有着以民为本的思想。
现实生活中，对待同事和朋友，要用平等、真诚之心打动对方，多多沟通，才能赢得他人好感，人际关系搞好了，做起事情来才会更加得心应手。
2.精识务实，亲历亲为
真正有所成事的人是能够舍弃虚名，躬身入局的人。
“旁观者清，浮夸者伪”。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会因为多加几个修饰词就改变了性质。所以，真正有所成事的人，是严谨务实的人，而且能够舍弃虚名，躬身入局。
曾国藩的一生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入科举为官，从军、救世无一不包含了务实和亲躬。其中，他对躬身实践最为执着，坚决不在危难之时闲做看客。事事由自身做起，虚心务实。他认为，凡事只留在口头都是没有意义的空头支票。若想让事情有本质的改进，还需要用心去做。
躬身入局要求入局者首先做得正、行得端，才能对事情有积极的影响。
正如《论语》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对事态的发展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曾国藩深有体会地说：“为官应从州、县起，方立得住脚。”
此外，良好的态度只是前提，还要有坚忍的性格，危难时候能咬牙坚持。
世上没有不能胜任的事，只有无法坚持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之后，曾国藩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什么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然要经得住磨练。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由此可见，意志也是很重要的成功要素之一。
他给湘军名将刘松山写过两封信，教导他面对困难的态度：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鼓励对方越是艰苦之时越应支撑。所谓“坚忍”，就是遇到逆境不低头、不气馁，继续努力，直到成功。
曾国藩的一生讲求实用，不尚空谈，认为说到就要做到。不管有多少艰难也决不后退和放弃，即使举步维艰也不停下脚步。因为他自己初入官场时的多言和空谈给自己留下了深切的教训，所以成熟之后教育子弟和后人总不忘提醒：做大事者，切戒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能力证明。
这一点对后世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官治军的目的无非是要胜利，但必须审时度势，认清大局，该放弃的利益必须放弃，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精识是务实的前提，亲历亲为是务实的表现。由此可知，真正的务实精神是一门学问，需要虚心学习、踏实实践才能明白。
3。顺势而行，更易成事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利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顺势的缘故。
我们常说要做明智之人。“明”就是要把问题看清楚，“智”就是采取聪明的对策。我们须知任何事情都要有一种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这里讲的是看问题应持有的正确眼光，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要真正把握自己看准的机会，除了行动迅速之外，还要弄清应当怎样办。
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综合的能力，除了要看到、摸准之外，还要看到种科条件的辅助或制约。这就是深一层的眼光了，到底哪些条件可以利用，哪些条件是限制性条件，心里面要有个底。三国时，诸葛亮与周瑜合力在赤壁打曹操，用的一计就是“借东风”。其实，东风是现成的，关键在于会不会利用。
左宗棠认为，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所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利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顺势的缘故。
左宗棠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的综合，即恰逢其时，各种有利条件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促成“毕其功于一可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
“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此时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靠的就是分析问题、看问题的日艮光。一件事，不同的人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事情，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不过，还有一个是“顺势”的问题。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恰当的人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顺势乘势才易成事，但前提是要会审时度势。审时度势就是说人们要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环境条件，。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如何做到审时度势呢?这就需要有远见卓识。
远见需要眼界，而眼界的宽窄需要新朋友新知识的充益。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局势下，曾国藩结识有志之士，广纳天下英才，为救国于水火而兴办洋务。虽然开头艰难但一直尽心竭力。他认为唯有自身有足够的实力才能摆脱外国的威胁和挟制，达到自立自强。
在筹办的过程之中，无论是轮船枪炮，设立翻译馆还是派遣留洋学生，每项工作他都计划周密、大力支持，取得了积极效果。
由此可见，潮流时局，发展趋势对于事情的成败有着巨大的影响。有需求有机会的时候就要懂得借势，没有人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是事倍功半的。对于现代而言，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都代表了一定的“势”，认清这些，结合自己的客观情况，在不勉强的前提下借助局面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样的人才更容易获得成功。
4.脚踏实地，举自有得
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地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上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让他们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品行不端正，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瞬间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品行不正，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设法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藉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这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1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曾国藩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写道：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