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西方科技的探究没有停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让人深感佩服。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妙绝，是因为他们每办一事都集中精力，专注守一，越钻越深，因此逐渐达到极致。可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西方的学科划分较早，所以较早拥有了不同的门类，进入了对不同的领域和对象进行钻研，以探求其中的规律的阶段。以分类的方式来规范不同的学科范围，有助于集中精力取得成果。曾国藩对此也持肯定态度。
在担任京官的青年时期，曾国藩就认识到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把必须掌握、关系到治国安邦大计的学问归为14类。在他的《绵绵穆穆斋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日官制，日财用，日盐政，日漕务，日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日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
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尽管这种划分还不够科学完善，但却是当时最关键的知识技能，其范围涉及政治、军事、水利、财政、运输、税收、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曾国藩“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精神，正与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相契合。随着认识的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分类的重要性。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初四，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表明自己对科学分类的重视，并总结了分类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曾国藩对“专精”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学科划分的表象上，对他而言，方法与精神更为重要，这也是他推崇西方科技的主要目的。他认为，对知识专一的渴求精神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是当时的中国最急需的。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多的是企图综合的“通才”，缺乏专精一术的专家。儒家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从修身到治家、治国，几乎各个方面都要涉猎，力图培养全面的素质。在入仕以后，一个儒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官员，更要凡事都能拿得起。一个封建官员所掌管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等等，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
要想仕途通畅，在哪方面都要过关。这种“全才”的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专才”被埋没、抹杀，受到歧视而无生存之地，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一种“抑专”
的风气。这就是封建时代缺乏专门人才的主要原因，也是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
所以，曾国藩倡导把专精之道活用于行政中。曾国藩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十全十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他的原则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专长，所以他手下吸收了大量的专门人才。最突出的是，其中包括了一些近代科学家。
经过曾国藩的教导，他的儿子便选了一条专精之路。曾纪鸿天分不高，又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方面毫无所长，曾国藩曾认定，他肯定考不中，因此引导他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于是曾纪鸿选择了最感兴趣的数学，经过苦心钻研，终于成了一代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几何原理》由李善兰译成中文后，就是他作的序。
曾国藩对专精的提倡，给沉闷的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精神，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了近代科学的旅程。正因为随时不断变化，使得曾国藩由一个迂腐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跃。
曾国藩明辨大势，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具有远见卓识，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一个人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都须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越是技能单一，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便越是被动。
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由博返约、触类旁通，这样才更容易立足。这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后人的。
所以说，时代要求专精的时候就要学会专精。时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驰的，只有与时俱进，符合时代选择的人，才能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
8.目击时弊，择时进言谏言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说真话、实话都是需要不小的勇气的。
勇气很简单，但却不是人人都有的。尤其当大环境不好，人心逐渐冷漠的时候，说真话实话都是需要不小的勇气的。
古人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曾国藩在十年京宫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
曾国藩早年为了科举功名而沉湎于《四书》、《五经》的攻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他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依然是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储才养望”而已。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他们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面对战争以及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聩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
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官吏的贪污现象尤为严重，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的行为也屡禁不止。尤其在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情景更是恶劣，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的安危。
第二，是非混淆，法如虚设。曾国藩认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他还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人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人心冷漠，世风日下。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他愤激地指出：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为官皆如此，世间当如何?他指出，不管是京官还是外官，做事都有通病。京宫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退缩者，互相推卸责任，表现为不作为。琐屑者，斤斤计较，护己私利。敷衍者，只顾眼前的应付，不考虑今后的困难。颟顸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这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也说明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问题的严重性，清朝的时局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积弊成疾，最终导致让人担心的事情总归还是发生了。曾国藩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内度身世，即暑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己也。
1851年4月，曾国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从军队改革入手，开创全新的政治局面。
他很明白当时的军队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风纪无存，赌博的、抽鸦片的遍地都是，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任。他说：
“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面对这样一种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局面，曾国藩主张裁旧纳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如果这一办法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如果这笔费用用于救荒赈贫，可以大大改善社会的情况。然而，这次上奏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与此同时，前方战场的接连失利使得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不已。因此，曾国藩怀着一片忠诚之心决定再次直谏。1851年5月，他再次上奏疏，这封奏疏言辞十分激烈，将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其主要目的是指出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批判朝廷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
对于咸丰皇帝，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因为满朝文武都只知道捡好听的话说，在长期悦耳的赞美声中，咸丰帝不免骄矜。曾国藩的这封奏疏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
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他对咸丰帝没有分才而用，不考虑客观情况的盲目任用产生了质疑。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皇帝食言还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上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上下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如果皇上再如此骄矜下去，觉得直言进谏的臣子可恶，觉得口蜜腹剑的佞臣可爱，那么各种弊端就会毁损朝廷的根本。
奏疏一上，咸丰帝很生气，立即召集军机大臣要严办曾国藩。幸亏有祁篙藻、季昌芝等人苦苦为曾国藩求情，曾国藩才没有被从严惩处。曾国藩的犯颜直谏使得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被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自古忠言皆逆耳，不爱听的话更要耐心地听，因为也许这就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良机。
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他对咸丰帝没有分才而用，不考虑客观情况的盲目任用产生了质疑。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皇帝食言还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上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上下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如果皇上再如此骄矜下去，觉得直言进谏的臣子可恶，觉得口蜜腹剑的佞臣可爱，那么各种弊端就会毁损朝廷的根本。
奏疏一上，咸丰帝很生气，立即召集军机大臣要严办曾国藩。幸亏有祁篙藻、季昌芝等人苦苦为曾国藩求情，曾国藩才没有被从严惩处。曾国藩的犯颜直谏使得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被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自古忠言皆逆耳，不爱听的话更要耐心地听，因为也许这就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