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不仅如此，他还提醒弟弟们要想心地干净，也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由此可见，耐得住性情，才可经得起考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不骄不躁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只有不放纵自己的心绪，不嫉妒不贪求，才能有属于自己的获得。
4.轻名利，清名利
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尘土，不要让自己迷失在名利之中，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决不是仅有名利带来的喜悦荣耀这一种。
豁达的不是表象而是胸襟；放下的不是金银而是隐患。这是拥有豁达、淡泊心怀的人最真切的感悟。
《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曾国藩明白自己很多年来的焦虑多是需要这些来医治。曾国藩明白，自己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但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
曾国藩出师便遭败绩。这一次，曾国藩遭到了朝廷的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他在奏折中以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但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
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陷入政治斗争的中心，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愿：“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他觉得天下之大竟没有自己安身之处。
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职，“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须知足，方能长乐。
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举例说，苏东坡才华横溢，可称为一个奇才，但是却屡次遭贬，因为他不精通险恶官场中的“潜规矩”，结果犯了三大忌，使满腹的才华无处发挥。做官的危险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为的官员也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干的大臣往往要冒杀头的危险，有些还招致“灭族”重刑。为了在这复杂险恶的官场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场中便出现了一套“从龙术”，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祸害的技巧。曾国藩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深知其中的缘由，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他并不提倡代代做官的梦想。
曾国藩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翰林，又从军、做官。很多人可能对此羡慕不已，但是，他却告诉弟弟不必非走科举之途，又告诉儿子，不可从军、不必做官。
曾国藩的妹夫家境困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妹夫王待聘来京请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曾国藩觉得“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婉言苦劝妹夫居乡勤俭守旧，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
曾国藩顺畅直升的官途，在好多人眼里的确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劝告家人说，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场中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人心险恶，从事政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一生为官的曾国藩反对让子孙做官。
他认为做官就要忍受很多的“不得已”，深知有时避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稍不留心，自己就会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还会累及亲人。
他在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夫人在家照顾众多的儿女妇辈，事事都应立个章程。做官不过是一时的事情，但是居家确是长久的考量。若能勤俭持家，即使被罢官，家中也不失兴旺局面。若贪图热闹，不顾及家业，那么罢官之后就会有萧条气象。凡事有盛必有衰，不可不事先预计。希望夫人能以此教训儿孙，常做无官时的打算，时时谦恭节俭，福泽长久，那样我就很欣慰了。
曾国藩认为少顾忌多自我优越感的人，说话做事便往往不太顾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会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经常会显示出高人一等、更胜一筹的作派。渐渐地，这种人也就傲气欺人了，此时灾祸就会靠近，身家衰败的时候也就不远了。其实，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明白极盛而衰的道理。
人生之中，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干功名视为尘土，看透人生，死是自然规律，既然人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勉强一定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决不是仅有成功带来的喜悦荣耀一种。
5.拔除腐草，惩治贪吏
“公生明，廉生威”，为官要查清实际情形，做出公正决断，做到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
“公生明，廉生威”，官员在处理政事时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秉公执法，必须查清实际情形，做出公正决断，做到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清代的吏治腐朽败坏，就像野草一般，此消彼长，难以根除。
曾国藩为了挽救清朝危亡的命运而采取了三条基本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整治吏治。他计划将那些困难面前一味退缩和敷衍的官僚“转移”，然后举贤纳士，建立新的精干有为的官吏队伍。
他任两江总督后，裁撤了原有的官吏，以优秀的后备人选顶替。任直隶总督时，因为直隶的风气比别处都坏，所以必须大力整顿才行。于是他开始清理积案，停止摊派，一系列的措施纷纷出台。他下定决心找到问题的源头，收到有效的成果。他知道吏治之举最忌讳的就是不分青红皂白，颠倒黑白，莽撞行事。这样会让好官寒心，让贪官偷笑。所以吏治之前必须先要有洞察的步骤。这里之所以称为“吏治”而非“官治”，是因为官与吏是不同的。
官是由中央授予职位，而吏是世代相传的。官是由科举考试获取的，吏是世袭的。除此之外，两者的分工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多有实权，后者多为形式上的职务。
通常说来，官员的流动性强，到期就离职，功过都不会太多。而土生土长，在地方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吏，功过都会显而易见，所以属于易贪的人群，容易鱼肉一方，无所顾忌。
曾国藩清楚，吏治是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精明就可以治理好的，要治理还是要由上到下。于是咸丰年间，他在洞悉了民情利弊之后勇敢地上奏朝廷要求整顿吏治。文中说：我奉命整顿直隶吏治，深知其中显贵多如牛毛，本事大的人更是屡见不鲜，但是种种贪污狡诈的行为也确实存在，不严办的话不能勉励和告诫文武百官，更无脸面对天下百姓，所以臣现在请旨将安徽庐江县候补知县苏燮和革职，永不复用，并追缴赃款以此告诫同类中人。
随后，曾国藩又通过考试清查官员履历，好坏都了解一番，并研讨再三，甚为重视。他认为自己手中握有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不容有差池。最后他本着史治的原则裁撤了一批不合格者，还费尽心力地劝导其他官吏。他因为主办此事，所以加深了自己对官吏的认识，对社会混沌、民心不再的情况体会更深。
“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因为官吏有错误所以冤狱太多，民怨积累很深，想重新获得民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从吏治上狠下功夫才有可能做到。
曾国藩虽是官吏，但是有着较先进的思想，能够从大局看问题，这是较难得的。尽管晚清官场日益颓败，但还是涌现出了很多思想较为先进、开明的封建官吏，如曾国藩，他能够把积极乐观的心态注入日渐腐败的晚清官场，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真正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6.远近亲疏，自有定位
交往不光是一种手段和形式，更是一种心灵的选择，远近亲疏，自己要做到心里有数。
社会由人构成，历史由人所写。人和人的交往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交往不光是一种手段和形式，更是一种心灵的选择。“待人以诚，智以处事”，诚是与人交往的根本，错此则必失。
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并用来教育弟弟：与人相处时，若不够真诚就不会感动对方，若够真诚但不善表达也是行不通的。我平常就不擅长表达情谊，所以与人处得不够好，近来醒悟了这一点。弟弟在外办事也应该随时斟酌这些。
仅仅把握了与人交往的根本仍是不足的，就如曾国藩所讲的：如果光有真意而没有交往的技巧，那么这个真意也就无法表达出来。其与兄弟之间的相处、与亲邻的相处以及处理家庭与官场关系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可借鉴之处。
与人相处，关系复杂，所以应该因人而异，有所区别。对于人在官场中的交接，曾国藩主张：一味浑厚，绝不发露。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说：“至于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仓。迪庵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对于家人对地方官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曾国藩主张不亲不疏。他说：“我们家对于本地的地方官，既不必大力称赞他们的贤德，也不可以大力诋毁他们的过错，与这种人相处，宜当遵照若即若离、不亲不疏的原则。他们有了红白喜事，我们家一定要去；他们有了公事，需要地方绅士助一臂之力时，我们家不要带头，但是也不躲避。对于衙门内部的事情，我们也不过问。弟弟们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告诫后辈子侄们坚持这样做。子侄们如果与官员相见，一定要注意谦虚谨慎，不卑不亢。”
他还主张家人不要干涉公事。他认为若同乡有急事，大多会和男人商量，我们应该仿效长辈的做法，可以以资财相助尽心尽力，但我家既为乡绅就不可以干预地方公事，否则会被为官的人笑话。即使是自家亲人有事，吃点亏也不要上公堂，否则会被人怀疑仗势欺人。如果有新来的地方官要加赋税，就由他去，我们也交。如果有人告官了，家人不要参与，大户人家不应该有半个人涉及官司。
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待人以诚，而且很讲究待人处事的方法，这都源于其超人的智慧和长远的眼光。为人处事、与人交往不能不讲究礼仪规束，远近亲疏自己要做到心里有数。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也要泾渭分明，这样才不会犯大错。
7.名利场三大铁律
多检点自己的行为就等于为自己的安全多上了一道保险。规律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多多借鉴必有好处。
万事皆有规律，依照规律行事也许不会有大成，但至少可以少灾祸。
封建官场是名利场，也是生死场，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的屡见不鲜，身败名裂的也大有人在。曾国藩是满清政府的汉官，在满清贵族为主体的晚清官场上步步高升，因此他居官的秘诀的确值得后人研究。
凡是做官的人，尤其身居高位的人，都希望能善始善终。但不少时候往往事与愿违。曾国藩以自己居官几十年的体验，认为为官的关键主要在于领会居官之道。他有三大铁律用以防止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有三大铁律，一是置身事外，不参与结党、不过问闲事；二是能独善其身；三是不胜任。《周易·鼎》上说：“如果鼎足折断，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比喻的就是不胜其任的情形是非常可怕的。
曾国藩说：官位越高，失败的可能性越大，惨败的结局就越多。所以，居官每高升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小心来处理各种事务。不能以此为乐，反而应该借此反省自己，完善自己。
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如果一贪再贪，那么时时事事都可能想到贪。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为了得善终，依然小心谨慎，时时不敢忘却为官不败的三大铁律。
官场有定律也有恶习。官场的恶习害人不浅，有所好必有所投，一旦有人投其所好，恶习就会极度膨胀，妨害仕途的发展。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听颂扬的话，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尤其是当了大官，前呼后拥，就更忘乎所以了。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一颗凡人的内心，也难免沾染世俗的习气。曾国藩洞悉人情世故，对此认识深刻，并常常以此为戒教育子弟。
在清代的谏臣中，乾隆朝的御史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雍正即位以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不惜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大小臣工也惧于他的威势，不敢直言进谏，只有孙嘉淦例外。
乾隆17iJ位时，孙嘉淦已经凭借直谏的名声震动朝野。乾隆即位后，对孙嘉淦的直谏精神十分欣赏，将其升为左都御使。孙嘉淦也明白，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皇帝并不一样，前两位皇帝都是经过个人的艰巨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权的，并经历了不少的政治艰难险阻，深知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皇帝自幼生于深宫之中，生活舒适安逸，帝位来得顺理成章，再加上时逢太平盛世，耳边是奉承之语，本人又聪明博学，大权独揽，极易滋长各种享乐和骄傲情绪，而这对大清帝国的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怀着这种庄严的责任感，1736年，孙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习一弊疏》。孙嘉淦说：
“今矢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直而阴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