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有做事的原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要心知肚明。违背原则做事只会得不偿失，因一时获利而放弃原则的行为是愚蠢的。
原则好比时势，可依可借唯不可逆。懂得自我约束的人才能在关键的时候保全自己，获得发展。
1.与对手周旋，有为有不为
人生旅途上难免遇到为难的事，而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活于世，要学会在不同条件下为自己争取，与命运巧妙地周旋。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即使是双胞胎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所以人活于世，要学会在不同条件下为自己争取，与命运巧妙地周旋。
人与人之间由于地位、文化修养、政治经济实力乃至体力上的差异而不平等。假若面对的是一个强者，一个有欺人之心而又盛气凌人的强者，在与其相处的时候，应当怎么办呢?这是曾国藩在怎样与列强办外交时经常问自己的问题。
虽然执行国事看起来与普通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还是可以从中领悟一些道理和原则，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对付比自己更强的人或团体。
晚清后期，借助外国人力量办的事情越来越多。1860年10月，恭亲王奕诉正式向咸丰帝提出“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不可遗忘，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认为眼前的国患虽然是太平军，但是长久的祸患却是洋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奋发自强，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并指出自古外国人帮助中国，成功之后要求多，索取的更多。
曾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訢也感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因此“借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国藩乞师，另一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的一日四次严谕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与此同时，以慈禧太后、奕诉为首的统治集团已有明显倾向，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驻京的英、法使节进行磋商，并告之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俾，朕必不为遥制。”上海官绅更是急不可待，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便已付诸行动，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草拟了《筹论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心是会同英法联军助守上海，并将助剿苏州等地。
对于这种先声夺人的做法，凭曾国藩之力是无法阻挡的，但他对于各西方国家的戒备心理并没有减弱。为此，他只好争取退而求其次方针，同意已确定的“借兵助剿”的决定，但提出应只限于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内地。他认为宁波、上海都属于通商码头，洋人在此都有利害关系，共同保护也属应当。但是苏、常、金陵并不属于通商口岸，借兵助剿会被天下人耻笑，而且胜利之后，后患难料。借洋人的兵力助守上海，保护洋商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但借洋人之力助战苏州，代中国收复疆土就不可行，否则是引狼入室。
对于西方列强同意“借兵”，他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尽可能地去笼络，以借用其坚船利炮，而不能听之任之，留下遗患。为表明心迹，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曾国藩一连三奏，并写信给恭亲王奕诉，在《筹论借洋兵剿贼折》中，他再次强调：“臣当细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
为了促使朝廷能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他最后坦露其志，请朝廷放心，曾国藩不依靠助剿，也能收复江南。曾国藩的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便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此后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二处。
曾国藩说，抑制洋人不在于取悦他们而是以礼相待，不少民众给洋人献媚鄙视华人实在可恶，国人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发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船等为人手之处。只要把他们的长处为我们所有，和顺时报他们以恩德，有器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对他们也是罪过。
曾国藩的意思是讲“弱国无外交”，只有真正强大起来，外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中国之难，中华当之”，颇有令外国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
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这就说明曾国藩把“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一定的妥协性、灵活性。所以尽管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受到国人的指斥，但他也有不得已之处，非局外人所能了解。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旅途上难免遇到为难的事。平日里还好，当人力所不能及的日寸。候只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毕竟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2.适时而进，不时不进
时机是需要自己辨别、分析和选择的。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发挥适当的实力，才可能获得成功。
这个世界上有实力的人不少，有人脉的人也不少，但只因此而成事的人却不多。究其原因就在于时机的选择上出了问题。实力不是什么时候都应该展现的，人脉也不是万能钥匙。
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际，已经自剪羽翼，收敛很多，本可以安度晚年。
然而，他并不忘继续为国尽力。当清政府令他平定捻军时，他同意了。
只因为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为了国家他再赴战场。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也有顾忌，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绝非心中所愿。为了防止曾国藩背叛朝廷，朝廷在重用他的同时也安插了满蒙贵族钳制他。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认为曾国藩是个明智的臣子，是个有用的人。
同治三年(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在湖北被捻军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曾国藩的态度十分消极，原因有二：
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曾国藩不得不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
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即使增援成功也不会有功有赏。
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身为人臣，直接拒绝圣意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曰，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
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朱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苹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对捻军穷追不舍，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尽归其节制。朝廷没有第二个选择了，这也是曾国藩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当再次接到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犹豫。他知道吉凶祸福难料，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因为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有些打不起精神。所以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又诧异又生气。他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因为此时出征，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要像对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人马和粮饷都不是一日就可以凑齐的。
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
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更何况自己兵力单薄，又难以调度各方，更不可能有所建树。况且，朝廷之前就因为自己兵权太重、功勋太多而防范和猜忌，现在出兵对自己太不利了。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债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但是国家安危臣子有责，不会置之不理，强调自己是有责任心的。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敌人若不越过黄河，围剿还不算很难；一旦过河了就会多处受敌，手忙脚乱，到时候上万人都会讥笑和议论湘军，自己就会真的被孤立而不知所措了。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可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不能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的时候，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曾国藩才于六月十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的时候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时机是需要自己辨别、分析和选择的。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发挥适当的实力才可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要做到“天时、地利、人和”。
3.不妒不求，以耐心应万事
处事不烦，不急不躁，头脑清醒才能常保安宁。
耐烦是一种境界，唯有不焦躁者能够做到；不忮不求是一种处世观点，惟有无欲者可以做到。正因为无欲，才有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态度。
生活中难免遇到很麻烦的事情，做官也是一样，必须处理很多麻烦事。
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麻烦就要用耐得住来对付。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当官之所以会有烦恼，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所以做官第一件事就是要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的心态。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服众，服众才能做出有效的指挥，才可能获得成功。不然的话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他认为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方能安稳如山。
一次，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干余人，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献计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伏兵，便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耐”靠近。可见，耐心的求教于人和受教都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曾国藩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但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自己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耐性是一种看起来平实无华，实际上却意味深远的特性。它与学问、志向都有关系。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的人，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个性爽直却都不免气躁，所缺少的正是一个“耐”字。为此，曾国藩告诫众人，人要自强，但首先应该耐得住日积月累的磨炼。又说：“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耐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妒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干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所谓‘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妒’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妒忌的心；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