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性就很谨慎，不是那种粗心鲁莽毫无顾忌的人。但他一生之中，有多次变化，性格也有很大改变。刚进入仕途还以“敢”字标榜，以“强”
字自励。随着深入官场，他体会到仕途险恶，性情更加谨慎。朱之瑜说过，“慎者，美德也，而过用之，则流于蒽。”如果由慎而惧，胆子越来越小，恐怕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左宗棠性情刚烈，李鸿章则远为圆通，二人都批评过曾国藩胆小。
可见，他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经历太多失败之故。曾国藩一生经历过许多败仗，其中关系全局的大败，他自己总结有四次。一是湘军初次出兵，遭遇靖港之败，全军溃败；二次为湖口之败，为石达开所困，水师失利，他的坐船也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三次为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曾国华身死，湘军百战精锐丧失殆尽；四为祁门之围，为李秀成数十万人所困，侥幸逃生。
此外，其他败仗不胜枚举。因兵败而亡的湘军大将前后有数十员，失败的惨痛教训让他倍加谨慎起来。
军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但对曾国藩而言，太平军不可怕，打败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场风云。随着他官大权大，在官场混迹越久陷入越深时，越感到可怕。在同治帝继位以后，慈禧当政更令曾国藩生畏，从而也更加谨慎。
文章表现个人的见识，也表现一个人的才能。对于臣子而言，要想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为君主所用，文章好坏是关键。对朝臣尚且如此，对地方官更不用说了，当时交通落后，主要信息只能靠邮寄书信传达。奏牍是一般官员与君主沟通最便利的载体。所以曾国藩认为，奏议是臣子最重要的事，要谨慎对待，下一番功夫才行。曾国藩文章高妙，被誉为晚清国手，所拟奏牍也非他人可及。他的奏稿也分不同时期，有显著变化。总的特点是：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但前期的奏稿显得戆直、澈切、倔强。后期即重新出山以后，变为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平淡质实。
曾国藩对奏牍的重视，不仅体现在他自己往往亲自动手，言辞谨慎，大多经反复思虑才定，即使是幕僚代笔，他也都要亲自改过才发，此外，还体现在他慎选幕僚上。他手下的幕僚，包括各方面的人才，但最重要的则是草拟奏稿的人。李鸿章在他幕下，就主要充当草写奏稿的任务。曾国藩称赞他的文章得一“辣字诀”。
当时能向皇帝奏事是一种特权，表明这个人己得到皇帝的重视。如何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就要在奏章上下功夫。曾国藩频频教导手下，在奏牍上一定要谨慎行事。言错一字就会有杀头之祸，言之无物也很可能会触犯圣怒，所以斟字酌句十分必要。
曾国藩是文章高手，他以理学为积淀，宗法桐城派文风，风格雄健刚劲，自成一家。他对于政治的敏感也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慈禧勾结恭亲王奕诉，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肃顺、端华等顾命八大臣。肃顺是满清中较为开明的大臣，就是他鼎力推荐曾国藩、营救左宗棠的，他幕中的王芋运、郭嵩焘都与湘军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肃顺一党被灭，曾国藩一则为慈禧的心狠手辣吃惊，另外也预感到事情不妙。
但慈禧也不傻，她知道如果对曾国藩不好，肯定会激起事变。此时清廷内忧外患，无法顶住太平军、湘军的双重打击，因此而亡国是指日可待的事。
为笼络曾国藩，她下令嘉奖，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统领四省军政，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
在此厚待之下，曾国藩明白慈禧还是明白人，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这才心安。但他由此也知此人不易对付。当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不喜反忧。
他在日记中表示：我最近净得一些美誉和虚名，觉得没什么价值。古来得虚名太多的人往往不能善终，想到这真是害怕，所以决定上奏朝廷辞谢大权。
针对如何上奏，他与幕僚们计议多日。后来奏请撤销总领四省军政的权力，朝廷不允，曾国藩也只好奉命。
曾国藩在仕途上总是谨小慎微，但仕途风波总是伴随着他。攻破天京后，太平天国灭亡。此时有几位御史开始制造舆论，攻击曾国荃纵兵抢掠，谎报战功，甚至牵涉到曾国藩。曾国藩知道这是慈禧的手腕，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劝曾国荃退隐，裁撤湘军，这才使形势稳定下来。
曾国藩忠心不二，但又要提防被害，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时时提醒着他。
曾国藩在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而自己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满清，更为朝廷所忌，因此他有些害怕，尽量让自己做到冷静。在1864年初，他就给昔日挚友倭仁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安：
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凛冰渊，而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同时却保留了淮军，仍据有实力，这就是所谓的曾僵李代之计。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也正亏了他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
不过一“慎”字而已却能够度危平险，道理人人都知道，真正做到的，寥寥无几。
5.严教子女，规以治家
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
“璞玉等人琢，良木要人培。”家是温室还是锻炼场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针。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曾国藩一生深得儒学之精义，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非常重视。
他对待子女有爱但不溺爱，有教训但客观公正。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
和现代社会的父母一样，古代的长辈们也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
刘向的《说苑·建本》中也谈到了在子女教育上的重要性：
“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平化。”
他主张孩子7岁以上，就应该拜师读书学习，选择好友了。在此过程中，让孩子们懂得区分好坏，分清善恶，这就是我们说的启蒙教育。
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角度来说，只有这样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处很多。首先强调长辈的威严，但又强调循循善诱的重要。爱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爱是害而非真爱。这些观点古今都是一致的。
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定，都详加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
正是由于如此细心的全面教导使他的子女们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有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他经常写信回家问候。
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把父母放在心上。
教育子女时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有这种相法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那也无所谓。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终究是有穷尽的，但若是精神财富就可以代代相传。
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歧途，性情必有变化，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与曾国藩同时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恋情流荡，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他认为如果子女们品行不正，自己积的钱越多，子女们犯的错就越大。
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祖上的财富再多也无法替代自己的人生。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只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产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二百封，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并身体力行，学有所用。
真正懂得读书的意义的人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即使以后飞黄腾达也不会忘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即使这个人才高八斗也不能算是有用之人，这样的人读书无用。
所以说，自身的修养与读书的志向应该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另外，学习就是为了使用，说的好总不如做的好。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是否能身体力行，能否把读书有益的能量转换到自己的人生中来。所以说，教育别人的人除了要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还应避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要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验出发，以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教育别人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6.多策略，巧避嫌
过分自满、锋芒太露又不知适可而止的人，势难得长久；富贵而骄奢的人，则必定自取灭亡。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者而言。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延的猜忌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多有人马，还多次拜受皇恩。面对如此浩荡的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但他还是十分地清醒、冷静，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自己很可能会一无所有。清廷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
咸丰四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迟疑，正是顾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但与此同时，咸丰也意识到了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赏是要赏的，可是权力也不能再给。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些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今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有类似的隐退表示，大意是说自己辛苦多年没必要留恋什么官职，若从此能不再在重要的职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国藩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与权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欢平安。也许这就是看尽繁华，历经磨难之后的一种感悟。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段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固常求泰，富求干乘车，贵求万钉带，木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曰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瘠。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臭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侯命堪终古，臂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瓤，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他认为知足的人会觉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相反，贪得无厌的人因为总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计较，所以会觉得连宇宙都十分的狭小。
不知道满足、追名逐利的人，即使达成一个愿望还要占有其它，即使永久的拥有了又想拥有其它，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整日为此伤神，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灾祸就容易降临了。
各种福分都想期求，各种祸害便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的时候不要“乐极”，遇到患难也不要气馁。比自己贫困的人有的是，但只要平安健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能忍耐，还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对世界少一份索取，就多一分快乐。
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他认为曾氏家族的荣耀背后隐藏着危机。所以“功成身退”的想法应该训戒给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让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种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明智之选。“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他认为过分自满，不知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人生难免会有舍有得，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