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不怕多，凡事应三思。”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人与人的差异性体现在思想上、行为中和矛盾冲突发牛的时候，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掌握的，那就是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差异，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换取事业的顺利发展。
1.谨小慎微，防微杜渐
必要的时候要学会周旋和灵活，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
小心为事的功夫才能使得自己最终保身成功。
时局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当自己所处的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衡量利弊、变换位置，以求安全。
只有步步为营小心谨慎才能有以后的发展。
1861年，慈禧和奕訢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按照常理，这种政变会牵连广泛，这也是得权者为根绝后患的考虑。但曾国藩虽然早就和肃顺等人相结好，却没有被卷入这场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去，安然地度过了危机，这绝对不是侥幸逃脱，而是曾国藩自救有道、精于世故。
咸丰十年(1860年)三四月问，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在肃顺的力保之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而事实上，这个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在肃顺的帮助下，也是在时局的客观要求下，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虽然没有改变利用的本质，但这一转变仍旧有很大意义。此后咸丰帝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尽管他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特有的机警使他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始终不动声色，而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所以慈禧、奕诉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后不久，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肃顺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与湘军分功。政变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新政权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并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奕訢知道中南战场的重要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弊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而两宫皇太后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时对湘军一切规划言听计从并辄深嘉许，同时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然而这期问曾国藩却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自己权位太重，恐怕会引起别人的争权之心和妒己之意。曾国藩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所以自己当然不能欣然接受，凡事还是应该谦恭谨慎些，他不想因为权力而惹祸上身。但奕訢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不是曾国藩能真诚体国，怎会对大权还再三推让?所以太后希望能以军务为重，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挂念。
这种行为看起来很虚伪却是聪明过人。正是这种拿捏别人心理，小心为事的功夫才使得曾国藩最终能保身成功。这告诉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学会周旋和灵活，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若能解他人之烦忧又能达自己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
2.谨慎行事，事事用智
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地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就越要注意这一点。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再有把握的事情，再简单的过程都应该仔细地面对，不狂喜不深悲才能明白得失，头脑清醒。
曾国藩为官一生，活跃在千变万化的政治舞台上，权倾朝野，位列三公，伴君数十年得以自保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他的官运亨通，但从不以此自傲，还常常告诫家人为人要内敛，不可嚣张。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亲朋故友偶尔会有一些万难之事求助于他，并且是一些实有冤屈之事，这时不帮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一帮就难免落人口实，所谓的“众口铄金”不可不顾及，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就要发挥聪明才智了。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又倔强的老农。老人一生勤劳俭朴，自食其力，日子过得蛮好，不想有一年清明节去扫墓时，与别人发生了纠纷。一户人家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毫不讲理地硬将一冢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老农哪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他，于是跑到衙门去告状，但一个势单力薄，一个有钱有势，衙门当然偏袒后者，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没个公道的。倔老头急得直想上吊自杀。
这老农经友人的提醒才想起干儿子在南京做官，兴许能帮上忙。主意一定，老头四处筹措去南京的盘缠，凑足钱后，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
可衙役不认识他，就是不让他见总督。
正在这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头儿人老，眼可没花，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老头欣喜万分，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大喊：“宽一!”坐在轿中的曾国藩猛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乳名，忙叫轿夫停轿，下轿后他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他赶快把干爹送到家中。
曾国藩夫妇热情地招待远道而来的干爹，不住地问他家乡的情况，老头儿满腹委屈，见了干儿来不及品尝美酒佳肴，来不及消受干儿的孝心一片，就赶忙说明了来意，曾国藩温和地接过干爹的话头：“暂莫谈这个，你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接着曾国藩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对干爹说：“因有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老人家根本无心游览，玩了几天，再也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对干媳妇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大的条子。欧阳夫人说：“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老人家听干儿媳一说，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过了几天，曾国藩办完一天公事后，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
夫人劝曾国藩：“你就给干爹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大声叹气：“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让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本分的人，你总不能看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曾国藩思虑片刻：“好!让我再想想。”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城内达官显贵都来庆贺。曾国藩把干爹让到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向大家介绍，并极力推崇干爹为人忠厚、一生勤劳，文武官员一听，都起身致敬。曾国藩拿出一把折扇，说：“干爹执意要返家乡，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留下宝墨，以做纪念。”文武官员听总督大人一说，争相留名，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满了，曾国藩高兴地收好折扇，用红绫包好，双手送给干爹。
回到乡里，老人手执折扇去衙门。他大摇大摆走进公堂。知府想要将他治罪，一看折扇气焰矮了半截。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还热情款待一番，他的官司当然也顺利地了结了。
折扇虽小，从中却看出曾国藩处事的智慧。这种事情如自己出面恐会招来闲言闲语，但谨慎行事，借人之力达成所愿，实在高明。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地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就越要注意这一点。
3.因骄而败，因慎而胜
过去的胜利属于过去，无论眼前的形势多么的乐观，都必须谨慎应对。
世上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每一次的成败取决于你是否有坚强精神。
有些人经得起失败，具有屡败屡战的精神，但却经不起辉煌。一旦有些许的胜利，就不会考虑长远，开始洋洋得意，放松警惕，最终以失败告终。
要知道，谁能笑到最后谁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过去的胜利属于过去，无论眼前的形势多么的乐观，都必须谨慎应对。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总数不过20万人，但太平军的人数却是他们的几倍。
起初，曾国藩的湘军总是吃败仗，他自己便开始谨慎起来。后来，湘军转败为胜，并能够一鼓作气将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关键就在于曾国藩明白“因骄而败，因慎而胜”的道理。
曾国藩面对失败也有自己独到的地方，虽然多次的打击让他一再想自杀，但从未一次从心里甘心失败过，他的斗志一直都存在于他的心里。他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胜利时，他又会分析胜利的原因，而不是沉浸在已取得的胜利之中。
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有很多，但大多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抱憾终身。
李自成就是明证，他犯了骄兵必败、不谨慎行事的大错，到手的江山最后还是拱手让于他人。
曾国藩则不同，他是一个经得起辉煌的人。有了成绩，他照样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把这些成绩踩在脚下，坚固自己的根基，以谋求更大的成绩。他不会因为敌人的一次失败而产生轻视的心理，而是会深刻分析双方的利弊，毕竟战争仍在继续，他追求的是彻底性的胜利。
曾国藩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顽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日：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由此可见，曾国藩用兵谨慎，不愿意冒险。进攻的时候，他反对孤军作战，因为他认为孤军作战便是轻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打胜仗，即使侥幸获胜，也会损失甚多。防守的时候，他要求将兵力集中起来，加强力量，防守最为重要之处，这样能够避免全盘皆输的结局。
曾国藩对于个人和世界的认识更为精辟，他认为历史长河是没有尽头的，人生也有数十寒暑，人在其中太过渺小。人一生所能看见的不过是世界的九牛一毛而已，要知道天地之广大，自身之渺小和知识的无穷尽以及自己的有限性。所以任何人有任何大的成就功绩都不值得骄傲自满。
看过这段，那些“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只晓得一个“我”的人想必应该感到惭愧了。
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位湘军将领，咸丰十年(1860年)，鲍超在对抗太平军时立下战功，受到奖赏，由总兵荣升为提督。后来，鲍超逐渐露出骄横之气。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去信诫之。大意为：做人应该像已开却未全开的花，像未到满月时的月亮。花开得太盛就容易凋谢，月一到满月就开始缺了，水太满就容易溢出，人自满就容易招致恶言。你统率部队多日，声名太大了，最好保有一颗谦虚的心，以此为自己积德积福。
次年春，曾国藩又给鲍超去信说：“贵军门水陆数百战，积劳最久，勋绩尤多……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日小心大度，愿贵军门常常谨守。小心者，戒骄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谓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也……”
正是由于曾国藩不知疲倦地悉心劝导有自满情绪的湘军将领，他创建的湘军才能够在全国各地连连打胜仗，呈现遍地开花之盛况。这是他个人的功德也是谦虚的力量。
4.谨言行，成功保身
做事应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好事坏事都有概率，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更应该多加小心。
谨慎并非美德，却是成大事必备的素质。《诗经》中说，做事应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朱熹说：古今大英雄豪杰，做事必有临深履薄的感受才能成大事。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探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
谨慎方可办大事，这可以说是古代贤哲经历无数磨难后总结出来的硬道理。为人如此，创业也如此，做官更须如此。因此，为官三箴(清、慎、勤)中，“慎”字被列为第二，仅次于“清”，但比“勤”还重要。
正所谓：“行不放逸，晤不宣泄，谓之慎。”就是说，一言一行，均须慎重。不慎则往往会谋虑机权，不可以不密。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
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故言易泄者，召祸之媒也，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
既然如此，要如何做才算是够谨慎呢?
其一，要深思熟虑。每遇到一件事，都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掌握充分而全面的情况，反复思考，得出解决的办法，没有疑问，再付诸实施。正如宋人陈襄所说：“官司凡施设一事情，休戚系焉。必考之以法，揆之于心，了无所疑，然后施行。有疑，必反复致思，思之不得，谋于同僚。否则，宁缓以处之，无为轻举，以贻后悔。”清人张运青说：“处事当熟思审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其二，谨言慎行。清人高廷瑶指出：“夫居官之要，莫要于谨言慎行。举止戒浮动，说话戒夸张。上官及朋友有事相商，不可漏泄，所谓几事不密则害成也。”清人文海认为：“‘慎’字所包甚广，不独刑罚之措施，钱谷之出纳，凡堂上之一喜～怒，署内之一言一动，俱有关系，不可任我性情。”
其三，自始有终。清人郑端说：“事必谋始。莅事之初，士民观听所系，廉污贤否所基，作事务须详审，未可轻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后难更改，持身务须点检清白，且不可轻与人交，思一有濡染，动遭钳制，不但贿赂可以污人而已。”不仅要谨始，而且要慎终。正如元代名臣张养浩所说：“为政者不难于始而难于克终也。初焉则锐，中焉则缓，末焉则废者，人之情也。慎始如终，故君子称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