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尽心尽责，一丝不苟，能培养人坚毅的品格和超凡的大局观念。它既能带领普通人往好的方向前进，又能鼓励优秀的人追求更高的境界。一个人一旦领悟了这些，就掌握了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
1.公而忘私，有人无我
除了自己还能想到别人，除了小利还能拥有大义，做到这样的人才能获得大的成功。
世上大公无私的人是不多的，所以大公无私这种品质非常可贵。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满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当然，满清政府也没有亏待曾国藩，给了他诸多殊荣。
在官场上，自古以来贪官污吏就为数不少，但不能否认也存在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荣膺礼部侍郎，从此仕途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诲。两天以后，曾国藩开始赴任视事。礼部在六部中属于清静部门，可大小琐事仍然繁多。作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他的属员就有百余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国藩的应酬私事也很多，他几乎没有一丝的闲暇。
父亲曾麟书为曾国藩担当大任而兴奋不已。但曾麟书也很了解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他惟恐曾国藩有什么差错，立即给曾国藩写信一封，教诲于他，大意是说：官阶虽然高，但待人要谦虚，对待一切的应酬也是这样。见到恩师要尽到门生的本分和礼仪。对待与你同龄的人应该有恭谦的情谊。至于同乡为官的何予贞，他为你祖父七十大寿所写的序非常好，有这样学问好、品行又端正的人，你应该好好待他。你的前辈立石梧做陕西巡抚时，你路过他处对你很好，还教你不少东西使你获益良多，他现在任两江提督了，每年都要去信问候一下。若以后有人想徇私贿赂你，应当立即拒绝。做官就要为公忘私，尽职尽责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公私分明不仅仅是个人的秉性，更是受到了家庭教育的影响。曾国藩自读书之日起就怀着匡济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负，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做的。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以此训导自己的子侄和学生。
在他的带动下，曾氏兄弟和门人都投入到了维护满清统治的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1858年11月，太平军陈玉成部攻打曾国华、李续宾的湘军大营，一代悍将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藩对此万分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一定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并建议曾国荃作文以抒其意。主要的一个理由是曾国华舍身保家卫国，死得十分惨烈，因此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祸不单行的是，四年后曾国藩的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的心情更加悲痛，还写了一幅情意深切的挽联：“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有人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曾国藩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和忠。在他写的挽联中“同哭天涯急难人”一句，不仅抒发了自己的悲痛，更是替天下因为战火而骨肉分离的人们心痛。曾国藩还致信李鸿章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由此可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公与私之间如何取舍，是人生必做的一道选择题。
2.把握时局，未雨绸缪
知道自己将来要什么的人能在困难之前做好心理准备，能在危机之前采取积极措施，这就是未雨绸缪。
官场是受时局变化影响的。时局变，就会引得利益指南也变幻莫测。对于为官者来说，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时局怎样，都会有机会存在。所谓时局不稳有时局不稳时的机会，时局安定有时局安定时的机会。这里的关键在于生意人自己懂不懂得依据时局的变化，去发现自己的机会。
这就要求学会审时度势，就是说人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方略，明智地作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天下。通常说来有远见的人更容易做到审时度势。要做到有远见就要在平时多结识一批有智慧的朋友或四处游历，广览群书以增长学识。
初入仕途的曾国藩认识到了八旗绿营军的腐败无能，提出创建湘军的策略。曾国藩认为绿营军有三大弊病，已不能再完成保家卫国、安内攘外的重任。因此，曾国藩改革军制，将军队改为由将领直接控制，具有严格的军法制度的武装。此为其审时度势之一举。
曾国藩的另一审时度势之举在于他提出学习西方科技，开办洋务。曾国藩非常明白要随世变求变的道理，这一点体现在他开启洋务运动的序幕上。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
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清廷开始自行造船。但万事开头难，最初的几次造船试验都失败了。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磨灭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他从失败中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的重要性。惟有中国自身具有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因此，他一方面派遣容闳采购机器，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机会。
后来，曾国藩在制造局下附设一兵工学堂，招收中国青年入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各种人才。制造局中另设翻译学馆，专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西书。译成的书交印刷所大量刊印，应各方需索，广为散布。
曾国藩还与容闳等酌定留学章程。这一留学计划后来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完全贯彻实行。不过就在这些学成归来的120名留学生当中，已涌现了一批人才，例如唐绍仪、詹天佑、容揆、梁如浩、梁敦彦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重要的是留学风气的开创，为落后闭塞的旧中国社会开拓了一条道路，由这里可以通往世界的新领域。从那以后，中国士子出洋留学为数日众，中国人的眼光见识也为之日广。追本溯源，曾国藩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总之，曾国藩在同治年问审时度势，顺势而行。凡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赴美，每一项工作都凭着他的周密筹划、大力支持才得以顺利推动。他心中虽然焦急、为国担忧，但是行动上却条理分明，进展有序，不得不让人心生敬意。
由此可见，根据时局的变化看到使自己发展的机会，并多做谋划，才是明智之举。虽然未来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危难是可以或多或少感知的，所以要想不被人超越，想成为强者，就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努力把自己放在相对安全的位罟。
3.为人公正，不凭一己好恶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正，但公道自在人心。个人的好恶总有不同，但不能因此偏颇行事而有失公正。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人心中还是有一把衡量是非好恶的尺子的，这也是人思想中理性的闸门。不论对方的身份地位高低、财富的多寡、权势的大小，一视同仁地对待别人，才是正确的处事方式。
“公生明，廉生威”，官员在处理政事时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秉公执法。如果仅凭个人好恶来处理政务，难免会出现冤假错案。因此必须查清实际情形，做出公正决断，做到于情、于理、于法都责无旁贷。
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者，一定要根据情形处理事情，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处理事情，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
六朝金粉之都的金陵，自魏晋隋唐之后，就是旅游的胜地，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人瞩目。明朝末年，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俱绝的名妓为秦淮河增色不少。然而，由于战事不断，秦淮河一带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战争结束后才有所恢复。因为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秦淮河的画舫尤其看不顺眼，遂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
曾国藩知道后，不紧不慢地对涂廉访说：“听说秦淮河灯船刚刚出现，数量并不如以前。我多年前经过此处时，只见千万只画舫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人潮如涌，热闹非凡啊，也是太平年代的一大盛事啊!”几天后，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僚属乘船共游。他说：“叛乱初平，国家处在太平之时，游船画舫不应该再禁了。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绝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游乐场所，重建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待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曾国藩认为太平盛世就应该有太平美景。后来，太守涂廉访也开窍了，不仅撤除了禁令，还积极修复很多名胜古迹，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
曾国藩虽是一封建官吏，但是却有着较先进的思想，能够从大局看问题，这是很难得的。尽管晚清官场日益颓败，但还是涌现出了很多思想较为先进、开明的封建官吏，如曾国藩，他能够把积极乐观的心态注入日渐腐败的晚清官场，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个人的好恶只能代表一个人的看法，而世界是大家的，资源也是大家的。
当权者就算有权限制别人的行为，却限制不了别人的看法与心态。所以，不管自己手中的权力如何大，都不要忘记它的来由和存在的真正价值。
4.有大局观念方可成事
棋艺精湛者必然懂得一步望十步的道理。所谓动一步而牵全局，对弈的双方比的不是一子的得失，而是全局的局势。
想做成事情，首先要会制定计划。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要采取不同的应对办法，需要柔就柔，需要刚就刚。学会为大局着想，可舍可得，为大舍小，为远舍近，区区几个字，却意味深刻。曾国藩又是怎样体会这种大局观念的呢?
柔是手段，为的是刚；柔是蓄志，为的是达到自己的目的。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有数千之众。按照惯例，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但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选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是一种“折磨”。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煽动绿营兵的不满情绪。
当时长沙城内的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情况颇为紧张，械斗也屡见不鲜。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样一来，绿营气焰更盛，愈发耀武扬威，’
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绿营兵胆子更壮了。
1853年9月8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同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放火把参将府烧了，又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
见事已急，曾国藩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散去。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
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办公大营也移驻于衡州。由此可见，曾国藩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析利弊得失，以忍而保大局。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由此不难看出，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最大困难不是外患，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挡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但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仍然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正所谓：“忍字头上一把刀。”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奉行“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但是湘军与地方乡团不和睦，常被伏击。安徽六干精锐惨遭败绩，将领阵亡，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接连失利。曾国藩为此很是头疼，军队的士气、士兵的体质也大不如前。正不知所措之际，他又接到了增援浙江和安徽的命令，不久又被要求协防湖南。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历经坎坷，1861年8月，曾国荃终于攻下安庆，长江流域千里均归湘军掌控。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
先是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
后又因为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弟弟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藩的累不只是身体上，更是因为多点作战，处处上心，处处操心。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士兵疲惫，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备感忧心。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曾国藩听说后，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担心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僚属的离心离德打击。更要命的是缺饷的问题不光在曾国荃一部，其余地方的情况也很严重。诸多问题，一并爆发。
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以至于不能工作，遁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育汝于成。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十分艰难的境况下，他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观。
5.“任”字当头，躬身入局
敢于面对人生路上的各种责任并主动地承担他们，这是一种难得的品质。拥有这种品质的人首先是个敢作敢当的人，其次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