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结交到促进自己事业发展的朋友就更加重要了，这样的朋友称为“贵人”。贵人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导者，从一定程度上说，贵人的水平影响着自己事业的成败，因此能否遇到贵人也是一种运气。在现代社会，交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如何结交朋友，尤其是当自己事业未起步之时如何结交朋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国藩在京师的起步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携。
穆彰阿，姓郭佳氏。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尔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在文官中有很大的势力。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时的老师是穆彰阿，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
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由此可见，不借助外力，仅凭自己的单打独斗，这是获得成功的下下之策。人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更应该加倍珍惜和利用。能有早日施展抱负的机会，为什么要错过呢?
9.交志同道合之友，创激情澎湃之业
选朋友不应受到金钱名利、地位权势的制约，而应以共同志向为指向，相互学习，共创大业。
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时间长了会变得孤陋寡闻，对自己的学问、修养、事业发展有极大的危害。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说，交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好比是给老虎插上了翅膀，能跑能飞，实力非凡。
朋友，是生活中的必然组成部分。选择朋友也有很多的学问和技巧，选择朋友不应该受到金钱名利、地位权势的影响和制约，应该交结与自己有共同志向和奋斗目标的良师益友，相互学习，共创大业。
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深怕兄弟、儿子们认识不到朋友好坏对一生成败的影响。因此有关择交朋友的问题是他家教中一个经常性的内容。他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说：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
“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努力做近赤之人，不做近墨之友。
事实上，人生得失、事业成败无一不与朋友有关。谈到交好朋友对自己的益处时，曾国藩拿自己做事例，说自己小时候不笨，但是每天都在混日子，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学诗文并学作字的方法，但也无良友。最近几年才得到几个好朋友，学到了一些知识。因此曾国藩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有好师、好友、好榜样。不仅曾国藩个人得益于良师益友，其儿子曾纪泽的成长也是如此。
曾纪泽少年时的生活基本在北京度过，他自幼就对读书产生兴趣。曾国藩以他在京城“游接名士”，访求前辈，所结交的师友来影响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湖南同乡刘蓉、陈源兖、郭嵩焘、袁漱六等人，都是早年知交，品行端谨，学风正派；名士吴延栋、欧阳兆熊、邵懿辰、何桂珍，国学造诣深，倡经世致用之说，与曾国藩交往频繁；后学之士如江忠源，是曾国藩引为自豪的门生。许多江南寒士门生也常去探望他。他们来到曾家，从治学路径到修身养性，无所不涉，谈经论道的气氛相当浓厚。曾纪泽潜移默化，从中受到了不少熏陶。
到曾纪泽稍微长大后，曾国藩有意识地培养他与大人交往，与那些有作为的人交往。他为儿子创造了与自己幕僚交流的机会，常常在家里开小型的聚会。因此之故，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与曾家少辈交往仍很多，而曾纪泽出任英法等国大使，就是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提名的结果。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雪中送炭的人常是良友。在自己得意忘形时，醍醐灌顶的也常是良友。真正的朋友是不计较回报的。
交友之道就像伦常一样，要讲究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不以势相交。有的人往往“有用时是朋友，无用时如路人”；还有的人当朋友“盛”时就往前靠拢，当朋友“衰”时就全当没有这个人，这些人都是把朋友当成工具使的非君子之流。
真正的良师益友不会因为他地位的变更，财产的增减而变化态度。交友的根本在于诚，只有诚意和志向都差不多的人才能走得长远。人生贵有恒，交朋友更贵长久之道。曾国藩认为，因为权势而结交的朋友，权势一丢交情也就没有了；因利益而结交的朋友，利益穷尽的时候，人也就散了。只有因为道义而结交的朋友才能共患难，共分享。
他还认为，友情的维持也是需要因时而变化的。若友人先贫贱后富贵了，自己先不要表示，看看友人的态度再说，万一积极去亲近而人家却想疏远自己了呢。反过来，若友人是先富贵后贫贱了，自己就应该对他更好，不让他误会自己因条件而疏远他。
曾国藩的好友朱尧阶虽然不能算是典型的“先贵而后贱”，但他与曾国藩相比，两人的地位确实在40年问发生了悬殊的变化，但曾国藩仍能对他做到“加其敬”。曾国藩在京师时，他的几个弟弟都先后当过朱尧阶的学生。当时朱尧阶家境因他的父亲善于经营生意而渐趋富裕，相比之下曾国藩家则由于人口众多，要比朱家经济紧张一些。为了尽朋友之情，朱尧阶时常慷慨资助曾国藩钱财。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为报，今年必当辞却。”到曾国藩的几个弟弟做朱尧阶的学生时，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讲官。这段时间里，朱尧阶与曾氏交往极其频繁，情同手足。
朱尧阶与曾国藩之间的交情并未因两人后来地位悬殊而淡化，而是始终保持一种淳朴深厚的色彩。1863年，朱尧阶60岁的时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老友的寿辰，特地从南京寄回寿联一副，并在此联旁边加上跋语：
某某仁兄亲家与余交三十余年矣，顷闻其六十寿辰，仿东坡寿乐全之例，寄铁戒尺等物祝之。
1871年，适逢曾国藩60大寿，朱尧阶也写了一副寿联祝贺说：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廊庙山林互相庆祝，一时传为佳话。朱尧阶与曾国藩这样一种平凡而又深厚的友情维系40年之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们俩人之间结成姻亲的感情基础。1854．年左右，曾国葆的过继儿子、曾国潢的亲子曾纪渠与朱尧阶第二个女儿的亲事，由曾国藩做主正式决定下来。从此之后，朱尧阶与曾国藩兄弟的关系更加密切。
由此可见，志同道合的友人，知己贴心的友人，是无须过多的言语，也不受外界条件限制，能彼此理解照顾的人，能有这样的朋友是人生一大美事。
10。学习益友优点，量才而用
“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怎样才算会学习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同时又有自己的优点。与人交往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学以致用。把别人的长处变为自己的长处，不妒忌别人，以宽广的心胸接纳别人，接纳别人就是肯定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结交了好朋友，就可以相互促进，同时志同道合者必有助于事业的成功。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教导他：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
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曾国藩非常重视朋友的作用，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可以说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取得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曾国藩都注重良师益友的作用。曾国藩在京城十几年中交结了许多朋友，有讲求心得的，有研究礼仪的，有文字大成者，也有英气逼人的才子，类型之多难以一一赘述。可以说，名人雅士多如繁星。这些朋友对曾国藩的个人修为和事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人群。
例如专攻古文经学的刘传莹，他是考据方面的专家。在与刘传莹的交往中，曾国藩大大提高了自己古文字方面的造诣。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方面的问题。于是，二人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成为终生的好友。曾国藩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在学业上取长补短，相互切磋是做学问的关键。
曾国藩认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一个人的综合情况，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完全可以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心志相似的人会自然而然地互相吸引对方。
古时候楚国有这样一个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在当地很有名声，楚庄王知道后把他传召到了宫廷中。庄王问他：“你是如何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的吉凶呢?”
他回答说：“我其实不会给人看相，但我能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情况。一个普通百姓的朋友如果孝敬父母，尊兄爱弟而不违法乱纪，那么他也是这样的人，他的家就会一天天兴旺富裕。一般的官员所交的朋友如果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也就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他就会受到君主的器重和依赖。”因此，即使你是好人，如果交结了坏朋友，也要防备别人把你当成坏人，防止影响自己的事业，败坏了自己名誉。
曾国藩认为什么样的人就交什么样的朋友。虽然原则上交友在四海天下，但实际上各方面差距太大的两个人还是很难成为知己好友的。他认为没有朋友有很大的危害，是不利于自己成长的。没有朋友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为人处世的失败，因为这说明这个人不但不相信别人自己也没有自信。所以曾国藩认为，慎重交友是十分必要的。
在古代，孟母为了给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三次搬家。荀子也说过“居必择乡，游必近士”。可见古人对结交朋友的重视。
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有更大的期望，他曾对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除了广交友以增益自己的才智见识外，还有一个容易交到好友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这等同于肯定与赞赏。世上没有人会排斥别人对自己的肯定。所以，这是亲近别人的好办法。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于是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想起来，他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老部下，一起出生入死但却仍旧官居下位。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向项羽那样不懂得与人分享，最终使得人心向背。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慎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剐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符合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他深思己过，改变态度。从1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让手下各得其所。
所以说，古人交友讲求一个“慎”字，这是值得现在的我们学习的。在交友变得更为容易的今天，酒友、网友、玩家无奇不有，似乎情谊与信任变得很简单了，而事实上想得到益友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得一知己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