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修养最早形成于家庭教育之中。长辈的教诲不管是温和的还是严厉的，都要铭记于心。所以说，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都与家教有密切联系，因为国家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以严父慈母来作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做父亲的对子女严格要求，做母亲的则偏重于仁爱，两者相结合，使子女们既会严于律己，又能体会家庭的温暖，二者并行不悖。过分严厉，则子女容易产生逆反情绪，不利于与子女的沟通，过分慈爱，事事听从子女之所好，则流于溺爱，同样不利于子女的成长。
曾国藩一生深得父辈的教诲，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也非常重视。
他认为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们共同的心愿。“夫为人父者，必怀仁慈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以先导之，及其束发也，授明师以成其技。”
小时候对于子女的爱体现在饮食起居上，长大后，对子女的爱就体现在对其的严格教育上。
刘向的《说苑·建本》中也谈到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重要性：
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平化。大意为：在教育的过程中，要让孩子们懂得区分好坏，要趋善避恶。
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家长的威信。没有威严，子女对父母的话置若罔闻，教育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除了威严之外，还要对子女严格要求。不分缘由地满足子女的一切愿望，结果不是对子女有益，反而对子女有害。
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者，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条件越优越，宠爱越多，人的意识力越薄弱，越容易犯错了。
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这些都给他的子女起到了垂范的作用。
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定，都详加叮嘱。
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指出其缺点，以利于改正。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
正是在曾国藩的耳提面命之下，他的子女们都走上了成材之路，其子曾纪泽担任过驻俄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成为一代数学家。孙辈中有曾广钧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苛教于已，严教于人”。曾国藩给儿孙留下的遗产，大多是精神财富，世代相承，福泽后世。即使已过百余年，现代人读他写的文章还是能获益匪浅，可见他的教育方法影响之深。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一点呢?可是，爱之实是以害之，你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
与其如此，不如看看曾国藩的说法和做法。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在这一点上，很多名人都有同感，认为留给子孙最好的财富就是志向，就是教育，而并非钱财。与曾国藩同时的清代名将左宗棠虽然与曾国藩时有别扭，但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认为若能谨慎持家，不会挨饿受穷；若任意挥霍与人攀比，沉溺娱乐不思进取，就是给子孙积累再多的钱都不够败家的；如果子孙的品行不正，积的钱越多，他们犯的错就越大。
曾国藩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所能做的是庄敬自强，走正大光明之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并未给自己留什么积蓄。他请弟弟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或捐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用之需，他认为为官者家里没有闲钱，子女就有忧患意识，会慢慢地勤快起来，知道自立自强。相反的，骄惰之气多由财生。他还叮嘱家人不可买田，弟弟儿女们只要努力读书，以后不怕没有饭吃。
不给后人留下大笔钱财，主要是为了使他们自立成才。正是为这个目的，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海。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二百封，包括其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
在家书中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教育儿子要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
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且要做到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他还认为读书是为了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若不然，读书无用。尽管能写文章，作诗篇，卖弄自己的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识字的“伪人”，怎么能够说是什么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
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按照贤明领导者的意图立论作文章，也就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此时选出的是“文才”而不是“人才”，只有在身居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之后，才能成为有用之才。
如果仅仅懂得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学习治理社会的道理，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等同于浪费社会资源，严重的还会误事误国。
“苛教于己”就要求读书人不但会做文章，还要懂得为国分忧的道理。从军者不但要勇于冲锋陷阵，还要学会运筹帷幄。总之，想成为有用之人就要从严要求自己。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避免了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督责。他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验出发，以商量的口吻，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教育儿子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因此效果十分显著。
所以，“苛教于己”是“严教于人”的前提和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获得成功。
10.学之为用，无用何学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訢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学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
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所以戈登能以少胜多。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姜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第一件事是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
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入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开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铁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要有三：“日制器，日学校，日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
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铁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要有三：“日制器，日学校，日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