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的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求业在于精学，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每日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谚语里有句话“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坏处。
多面挖井也没有泉水可以喝，说得就是不专一的后果。各位弟弟都应该努力专一地做学问。如果九弟志在练字，也不用荒废其它，但每天练字的时候要专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专心，如果志在经义就专守一经经；志在制义就专看一家之言；志在做古文就专看一家的文集，作诗和试帖也是如此，千万不能多管齐下，这样只会～无所获。以后写信来，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专业写明白，并且详细地谈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志向见解。凡是专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问，弟弟们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疑问我们也可以共同分析。详细写信的内容，就好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的交流，不也是一件乐事吗?
而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介绍了读经和读史的具体方法：强调不但要专一还要有恒心。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恒”
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恒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问。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他在咸丰八年八月初三《谕纪泽》中言道：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于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横，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年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援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其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亦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于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于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曾国藩认为读书应该有心得体会，如果没有就说明没有虚心去体会，没有联系自己所思考的问题。这种状态下做学问，即使只研究一种学问并坚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读书之前先要摆正自己的学习心态，同时能把学到的内容与自身联系并解说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尽力弥补不足之处。
古人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常言道：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国藩总结的这一套学习方法，无论是学习态度、学习精神还是具体方法都对今天的我们有借鉴意义。
7.求学为出人头地
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命运的方法有许多种，但最根本的还是学习。
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命运的方法有许多种，但最根本的还是学习。
曾国藩生逢封建社会末世，长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无他途，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曾国藩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自然，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但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曾国藩的人生志向也逐渐得以树立并不断提高，正是这种顽强的志向推动曾国藩跳过了科举考试的龙门，成为成千上万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资质一般，但他读书舍得下功夫，又在父亲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自8岁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到两年光景，9岁时居然把五经读完了。父亲曾麟书继续指导他念《诗经》，同时开始教习他做八股文。14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来家中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章和诗作，大加赞赏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他。曾国藩因为才学得到了夫人，而他成功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
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去参加长沙府的童子试，名列第七。曾玉屏父子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曾国藩从较为沉闷、呆板、狭隘的私垫学习环境进入比较正规、活跃的书院读书，心情十分振奋。为了立志向上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以此激励自勉。
经过刻苦的攻读与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年23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拼搏了20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第二年，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准备参加这年的乡试。
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名闻天下，在宋代便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出了许多在学术思想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长期在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具有务实的学风，十分注重对学子道德情操的培养，是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进入岳麓书院后，这里浓厚的理学气氛，对曾国藩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给他的长进创造了条件。虽然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是应乡试、中举人，以应会试所需，但在书院期间，曾国藩读书之刻苦是有名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岳麓不到一年，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在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在科举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道光十七年入京会试，不中，只得怏快返乡。
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发联袂会试。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这次机会，二次进京赶考，祖父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十几两的缺口，父亲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入睡。此时的曾麟书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自己天生是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无望了，但是他要在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为了儿子，他不惜想尽办法。最后终于从亲戚家借了些银子，这才使得曾国藩有了进京城的路费。
曾国藩临进京时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家人。曾国藩中举不久，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登上赴京的路程，准备为实现读书人的最高愿望而奋斗，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他明白自己的命运终究要靠自己去改变，再多的艰难都不应该觉得难。
到京后，曾国藩找到在京的长沙会馆住下，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
几经周折之后曾国藩才正式走上了官道，成为一个农家治军大吏，这种飞跃性的命运得益于他自身的努力和造诣，更得益于他的求学之旅。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更应该懂得珍惜大好的学习机会，一旦错过就会抱憾终身。
8.勇于向对手学习
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更有所得，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
如果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强更有用的人，那么向谁学习不是学习呢?只要对方有可学之处，拥有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即使是敌人和对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一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想不被一直欺负就要学习，但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学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侮”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他舍弃了名臣的光环只为创造一线救国的曙光。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他认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压制太平军，先达到“安内”的目的。当然，心里要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强。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诉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已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他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强大才是保国的根本。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1862年2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有回旋的余地和一定的主动权，否则，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事业之初，曾国藩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结交甚广，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寿和华蘅芳为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型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这不能不预作准备。1864年1月终于成功建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预示中国会一飞冲天不再受人宰割。后来曾国藩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号。他登船检阅时，思绪万千。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
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至光绪未年，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汀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此可见，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才可能战胜对手。
9.苛教于己，严教于人
读书人不但要会做文章，还要懂得为国分忧的道理。从军者不但要勇于冲锋陷阵还要学习运筹帷幄。总之，想成为有用之人就要从严要求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