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站得高才能望得远。一个人的发展之路有多长，和自己的眼光、志向紧密相关。大丈夫志在四方，那么他的人牛就有无限种可能，成功也只是早晚的问题了。即使最终未能如愿以偿，那你也不定是一个见识广博的人。放飞自己的梦想和志向，别再低着头走路。
1.卓有先知，方能挽救危难
预感人人都有，但先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敏锐的洞察力和直觉力，积极的行动，这些都是成功者必备的东西。
人活于世，处于形势之中。是太平天下还是乱世，不是人力所能选择的。
但若有先知，就可以少遇磨难，减少损失，甚至救人救世。
曾国藩一生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二是首倡洋务运动，并付诸实践，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父”。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臣，在当时位高权重，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放纵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成为它们倾销商品和鸦片的市场。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和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糜烂的生活，加重了对百姓的封建剥削。阶级矛盾急剧尖锐，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面对内忧外患，素抱有“救世”之志的曾国藩，为挽救清王朝于灭顶之灾而开始探索救国之路。
他承认客观事实和差距，并能从容面对它；他承认“外夷所长者，船也、炮也”；承认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强大，他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但他并未忘记救国之己任，不放弃任何一个希望。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把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当作具有全局意义的政策。同治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用徐寿等试造轮船。同治四年，他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厂，附设译书局。同时，曾国藩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总督幕府中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各门专家，无不毕集”。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他又提出由江南机器制造厂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于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书”。同治十一年，他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这所有举措都表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曾国藩痛恨洋人，但又被形势所迫，不得不提倡洋务。
由买船而主张造船，由造船进而主张仿制工作母机，由仿制工作母机进而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主张了解西方在技术领域中的某些专门理论。凡此种种，表明曾国藩对西方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在技术方面有了相当进步，与当时一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他的思想是高出一筹的。他本身的救国夙愿与被逼无奈的严峻形势，要求他必须做到“知己知彼”。
曾园藩在办洋务活动中对资金筹集有个一贯的思想，就是重视农业，坚决反对向农户摊派。他兴办军事工业的费用，主要以军费作为开支，没有一分是向农民收取的。曾国藩对于洋务资金使用很珍惜。他坚持以殊金寸累的方式办工业，还具体地提出了各色物料的管理办法。
曾国藩晚年在办洋务的生涯中，主要精力放在西学东鉴、培养科技人才方面。随着洋务实践的不断深入，他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1868年设翻译馆，招请“通晓中国语言文字”的译员，十年中译成西洋书籍近100种，不仅扩大了自身的眼界，也让清朝统治者对世界时局有了清醒而沉痛的认识，同时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方面也起了大作用。另外，曾国藩还开创了我国的职业教育。为了提高企业工人的技术素质，制造局创办了一个机械学校，叫工艺学堂，进行生产技术力量的培养，这是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也是把单纯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的转折点。后又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了兵工学校，并推行留学教育。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接受容闳建议，奏请选拔幼童出国肄业。他认为“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把选送学生出洋学习，看成是“当务之急”。
在当时的乱世之中，很多官员仍处于对世界无知的状态中，曾国藩却早已经明白“人才和技术才是根本”的道理，这不得不让人佩服。为了长久之计，曾国藩在美国建立了坚固壮丽的楼房，设立了留学生事务所。此举被容闳誉为“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这批留学生在美国接受了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熏陶，学习了近代的科学基础知识，多数都成了我国近代最早的造船、铁路、矿务、电报、制造、海防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随着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增多，我国逐渐形成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不断进步。
曾国藩开风气之先，洋务派继续其后，继派幼童赴美留学后，又陆续向欧洲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
在学习外国方面，曾国藩反对全盘照抄，主张有所选择的学习，认为“善学者自须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他学习外国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学，“学其所长”的过程中一定坚持“去其所短”，他能开眼看世界，更能洞察外夷的长短，将“因地制宜”与现实结合奉为宗旨。
曾国藩办洋务的具体方针政策是立足于自己动手试制，逐步提高制造能力，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奠定自己的工业基础。这反映了曾国藩要强、不甘于落人后的秉性和思想，体现了他为国家长远设想。
曾国藩开创了办洋务的先例，所办洋务虽然项目少、时间短，但意在影响他人。曾国藩在十年间不讲收获，只讲耕耘，以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从事洋务事业，这项事业不仅初见成效，而且影响深远。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后来发展成为规模宏伟的造枪、造炮、造船的多功能的汀南制造总局。该局的创办和发展起了开拓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它的支援和推动下兴起了一批军民用企业，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最初的基础。虽然是为了保国家渡过安危而创建的，但客观上还是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无论是设翻译馆、办学校、推动留学教育，还是制船造器，曾国藩都开创了近代各领域的先河，他的自强精神和创新意识都已然脱出了封建官僚固有的思想境界，可以说，他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人。
正所谓：“眼界决定境界，性格决定命运”。只有始终保持广阔的视野，保持对机遇的敏感，抓住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才能最终成就事业，才能出一己之力为救国于危难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2.有忍有谋，自律自强
面对困难，胆小不行，硬闯也不行。思考难题靠的是脑袋，解决问题靠的是勇气。有勇有谋才能解困渡恶，才能赢得天下。
能够承受压力和打击，经历困难的磨练，是一个人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
曾国藩自幼熟读古籍，对“成功”二字自有一番理解。他认为别人的评价只是评价，不足以动摇心志，不会轻易改变奋斗的方向。
凡自古来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很强。能小忍、有大谋，能自立、争自强，是曾国藩对自身的基本要求。曾国藩少年时有吸烟的毛病，到了中年，曾国藩认识到这个毛病的危害，下定决心改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曾国藩终于克服了这个毛病。后来他率湘军攻克盘踞金陵十余年的太平军，南征北战，戎马生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与他自律自强是分不开的。
自律者必自明，知道不该做的事情不做，有错就改，不会顾及面子因小失大。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于观察的人，一定能从小事中看出修为的功力。从古至今，能成大事者皆为自律之人，白检自醒，生活有规律，于小事中磨练性情修为。
曾国藩是一个有忍耐力的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讥讽、嘲笑、轻蔑，他从不斤斤计较，不怨天尤人，只在自己心里要强，用实际行动说话。
1854年，曾国藩与太平军会战湘潭。此时的太平天国正处于强盛之时，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政府在这些地区已经丧失了力量。
湘潭会战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军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泊的条件下，就具备了发动北伐的可靠基地，从而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
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旦失去湖南，湘军就犹如七窍出身，只剩腐体，名存实亡了。
认识到了湘潭战役的重要性，曾国藩前派大军压制，后派水军协助，在湘潭摆开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搏斗的架势。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相当大的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指挥不力，致使战线拉长，兵力过于分散，太平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湘军大捷。清政府对湘军给予了特别嘉奖，并称赞了这一胜利所带来的重要影响，说这场战役是太平逆贼作乱以来受到的最大创伤，有摧毁其气势、剪其羽翼之功效。
湘潭之战的胜利，使曾国藩所处的逆境开始得到改善。为了扩充军事实力，曾国藩开始招募兵勇，这种积极的措施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湘潭之战胜利以后，曾国藩又单上一折，痛陈自己的失误，深切自疚地说：“臣整军东下，本思疾驱出境。乃该逆大举南犯，臣帅屡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面贼氛，不能迅扫，大负圣主盼望殷切之意，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对于曾国藩自罪自责的一片赤诚，咸丰帝并不理解。咸丰帝认为即使罪名再大也应该由别人来判定，大臣没有自己给自己定罪，然后再请罪的道理，咸丰帝认为十分可笑。结果，曾国藩被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
后来，咸丰帝又将湖南提督鲍起豹革职，任命云南腾越镇总兵常存为提督，在其未到任前，由塔齐布暂署。两个月后，骆秉章在长沙守城时畏缩逃避，改授塔齐布为湖南提督。至此，湘军在与湖南政敌的长期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此在湖南站稳了脚根。
除此之外，曾国藩的谋略还体现在治军裁军上。他善于忍痛深思，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曰后出外作战积累经验。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政治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分。明白了这些，他开始了大规模的整编。
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原则，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在整个裁减过程中，他严明公正，赏罚分明，不计亲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经过整顿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以后的家信中，提及此事时写道：“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曾国藩认为失败就是失败，没有理由推脱，需要做的只有勤检自身。他在身处逆境中，能容忍各种压力、困难，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常人难以想像的忍耐力，走出困境，等待时机，以图自强，从而最终能够成就令世人羡慕的伟业。由此可知，忍耐、谋略、自律、上进心，四者兼而有之方能成未成之事。这也是后人应该学习的品质。
3.立志当坚，有始有终
牢记一句话：“世上没有什么轻易就能达成的理想。就算有，也是坚持的结果。”最后的胜利永远属于执着追求，永不放弃的人。
功成名就是众多人对人生的期盼，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想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必须要先有立志的心，并且心志坚定，不朝令夕改。
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能够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凭借的是科举考试这张通行证，经过十载寒窗苦读终成名臣。可以说，他苦读之时，做官就是他的志向，不过这个志向是为了达成终极目标而做的其中一个步骤而已。
在以后的仕途生涯中，曾国藩名声大噪，十年七迁，在当时也实属罕见。
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变化如此之快，连曾国藩也感到有些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厚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晶骤升二晶，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地位的显赫并没有使曾国藩沾沾自喜，反而更激发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他知道自己的远大志向还远远没有达成。
曾国藩经常借诗文抒发自己的志趣，他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在未及第的时候，他就幻想变成伟人巨才，成为国家的栋梁。在诗中，他经常表露自己的这种情绪，他相信终究有一天，自己能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对自己的才能深信不疑，对自己的志向也坚定不移，而这种自信和坚持是很多人所不能及的。
曾国藩一生推崇孔子，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他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方向，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有～颗宁静的心。鸿鹄之志不能因为不顺心的小事而轻易放弃，否则是见识短浅的表现。
在曾国藩看来，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能做圣人，做豪杰。古语说：
“吾欲仁，斯仁至矣。”即使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只要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学问，又何尝不能够成为孔孟那样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就是天天与尧、舜、禹这样的圣人在一起，自己也不会有什么长进。
曾国藩认为既然要立志就应该立大志，这样才能有所作为。他说：君子立志，要有包容世界一切人和一切物的情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老师的教诲，不愧为顶天立地的男儿。因此，君子应该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要能做到“先天下人之忧而忧”，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列强入侵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当道，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所有这一切都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自己的饥饱、荣辱、贵贱等等私利，从来就无暇顾及。
为了坚定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
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这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奋自强的理想与信念。新名新气象，他希望自己的志向也有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