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贯彻这一点。围攻天京之战，曾国荃夜不能寐，就是想夺得攻破天京的头功。但是，洋人李泰国却驶着轮船想进入长江。曾国荃担心被别人抢功，又不敢据实相告，上奏说：“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写了一封信给弟弟：
“你是担心李泰国到了天京会搅乱局面，抢夺你的功劳，你为什么不告诉皇上实情呢?我们辛苦作战十几年，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忠义将士看到这种情况会心灰意冷，而且有伤民族气节，这些都可以如实告诉皇上。心中本来想说这件事情，上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耽误时间，这是道光末年的陋习。”
曾国藩曾在《君子慎独论》中说过：“君子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要能公私分明，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好的毛病应该早日戒除。对于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别人看不到，因而不竭尽全力地更正。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事情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怕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也怕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长年不断地犯错。所以在暗室之中要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人骨坚如金石；单独行事于只有自己的地方，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经典的要领，也是后世应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曾国藩的这番话告诉我们，人要是能做到慎独，那么必能得到快乐，能做到真诚就会更快乐。要不断反问自己是否够真诚，世上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可见“诚”对于一个人的作用是全面而巨大的，是不容小视的。
8．真心激励，共同成长
人才不是工具，而是创业的伙伴、学习的对象；人才不是同路的陌生人，而是风雨同舟的兄弟。
人才不是工具，而是创业的伙伴、学习的对象；人才不是同路的陌生人，而是风雨同舟的兄弟。有这种思想的人才会获得更多有用的人才，曾国藩就是有这种思想的人。
曾国藩从办理团练开始，一步步发展到拥有几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其湘军也成为清政府维持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期间，曾国藩的培养、选拔人才之道尤其值得重视。在曾国藩重用的人才中，他很注意老乡的作用，这种天生的地域亲切感更有助于达成意识上的认同。同时，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做法。
曾国藩认为为政之道要做到得人与治事两者都重视。而得人又包括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四个方面的内容。
广收就是在广泛的范围内招揽人才，这只是选才的第一步。之后要仔细考察、培养教育，考核合格才加以重用。
这其中培养的过程尤为重要。曾国藩把培养人才的方法分为四种：教诲、甄别、保举、超擢。这四个方面都是培养人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领导者，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能够看出一个人优缺点和是否具备培养的潜质，然后再因材施教，助其成长。这就是曾国藩所谓的“勤教”。在这一点上，与人才‘本身的努力相比，领导者的耐心引导显得更为重要。
在教育过程中要严格要求，这就是“严绳”，否则，松散懈怠，教育不会有成果。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成功者的优秀程度与教育者的要求规格有很大的联系。督促弟子、下属们上进，首先要立下规矩，有了规矩就要严格遵守，违反者严惩不贷。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在教育培养的过程中，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人，给予不同的奖惩、鼓励方法，让上进者有不懈的动力，让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人有悔过的机会。
上进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因此适当的奖励是会起到推动作用的；心胸狭小、品质恶劣的人没有远大的志向，还爱斤斤计较，管的太严会有恐惧心理，稍微放松就肆无忌惮了，对这样的人要时时留心才行。
表彰一个人时，宜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荣誉，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批评就要在私下里单独进行，这样可以照顾被批评者的脸面，同时照样可以起到使对方改正错误的效果，而且更容易从思想深处与之沟通，在平静宁和的气氛下点醒人，比气急暴躁的训斥要好得多。
当然，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别人都要先做好自己，自己先做到才有资格管别人。树立一个标准，自己先要严格遵守，然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遵守，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互相激励，共同进步，这样在教育下属时才有说服力，“欲正人先正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常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选才的时候，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也十分重要。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利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稍微亏待一点就会耿耿于怀，这种人胸无大志，也没有忠心。
虽然贪图名利不可取，但是名利对于管理者而言不失为一种手段，就好比“厚饷养兵”、“高薪养廉”，这也是他在军事上成功取胜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样的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食用，无法维持生计。
由此可见，挣的钱还不够自己日常开销，这样的状态下士兵怎么会有高昂的斗志呢?即使有力也不愿意全使了，战斗力自然下降。不论是为保家卫国还是其它原因从军的，不做无谓的牺牲，好好活着仍旧是自己的基本需求。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发放标准，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依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
所以，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连曾国藩本人也认为粮饷过于丰厚，湘军几乎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厚饷养兵的原则使湘军士兵的兵饷除满足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他们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同时，将领的收入高就不会想再克扣兵饷，因此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土之气。”
对于想从军的人来说，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人人乐从湘军”。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一个计策就达到了提士气、养廉洁、增声望三个效果，这种一举三得的事情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
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武人给钱，文人给什么呢?
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他悟出一个道理：士兵和文人各有所需，要得人心就要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广收人才。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由于自己的保举太少，让人感到升迁无望，有人为了个人前途就转投他人门下了。回顾往事，曾国藩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在保举方面也不再像过去慎重了，而是大保幕僚。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种办法虽然有激励之效，但容易滋生官场腐败，让人认为名利双收是用手段就可以获得的。反观现代，相似之举仍旧存在。
这虽不是一人之力就能改变的，但为官者本人应自省吾身，不为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