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翼升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13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番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而李鸿章更是对黄翼升赞赏有佳，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
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
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起此事，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称他为“一品宰相”。
曾国藩日常穿戴通常是旧衣布鞋，他对此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不贪财，不苟取”，这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得自己应得的，争取自己想争取的，有所得无所贪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二十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才放下心来。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柩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零丁，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国潘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认为：做人要懂得以德求变的立世方法。由于自己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那么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已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人要对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假如心胸不够宽阔，器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不能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至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见解与自己不同，也应该抱一种容纳的心态来面对。这样在交流过程中便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所以这样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应用在待人处世上。他为官期间了解民情，体恤民众，甚至在咸丰年间为此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民众着想，不爱民众，都是我所痛恨的。”
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曾国藩一生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占他人便宜。这看似守旧的思想，实则包含了人生处世的大智慧。接受好处犹如给人把柄，后患无穷。拿别人的、用别人的，终究是要还的，不以物抵也会用其它抵。所以，不贪心的人没有人债，没有人债的人活得才会轻松。
4.假拙诚真，世故不可取
诚意是交往的根本也是合作的前提。世故的人看得到利用和谋略，却看否到诚意。
人活于世应该明理行事。理不明，莽撞行事只能做错事。通晓世事的人常被称为“世故”、“狡猾”。
“世故”在常人的理解中常有贬义意味，但事实上“世故”是个中性而含有机谋的词汇。深于世故指通达人情事理，但又与世俗相接近，深谙其道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见、俗为。同时，长于世故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循规蹈矩，缺之开拓精神。
曾国藩的“治心经”里有“治口”的话，即是防止祸从口出。他对“立”与“达”的诠释颇得内方外圆的谋略之要领。立是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领；达是方法、手段，是过程，因此要圆通。不因多言而横生事端，不因固守旧规而得罪于人，为人严谨，处事通达才是王道。
曾国藩说：我往年为官，在官场中总有与人不和，磕磕绊绊的地方，现在改进了，觉得好多了。但是，世故不等于投机取巧，圆通也不等于圆滑。
曾国藩认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么作为了。他认为“侍君不以忠，但以巧”的人虽然个人暂时有荣华富贵，但对国家贻误甚大，会毁名于后世，因此不可取。
不老于世故的人，办事就单纯，就清廉，做的就纯正。胡林翼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稍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招待他吃喝数月。一El，辞赴前敌。胡问其故，答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胡勃然，面谕营官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自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问，立即参处。
本来下属讨好上司，安置上司的家人戚友虽妨碍公道，但也算人情世故，但胡林翼对此却严加训斥。
此外，胡林翼荐才也很真诚务实。左宗棠能够展露他的才华，是从进入湖南巡抚的幕府开始的。湖南巡抚张亮基招纳左宗棠入幕，则是因为胡林翼的多次大力举荐，称他“才华品格出类拔粹，忠正刚直，秉性诚实，忠肝义胆。胸中装有古今地理兵法，本朝典章，深有造诣，精通时事。”张亮基采纳了胡林翼的话，对左宗棠以礼相待，言听计从。不久，张任湖广总督，仍把左宗棠招入幕府。
后来曾国藩调到山东巡抚任上，左宗棠才辞别而去。又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声望日高，连朝廷都很看重他。而骆秉章知道左宗棠，也是由于他辅佐张亮基的功效显著。林则徐也夸左宗棠为不凡之才。胡林翼举荐贤才的真诚勤恳，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假若没有胡林翼，左宗棠也可能在山林中隐逸而终其生。不世故，并不意味着办事不讲一点策略，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的冷暖。
曾国藩关心属下，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率淮军剿捻时，刘秉璋、鲍超(春霆)等均为部下勇将。一天，刘秉璋率军追剿捻军在湖北、河南交界地方，遇到了鲍春霆。当时，各军队在某驻地相会，作为主帅，曾国藩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但曾国藩故意向刘秉璋问道：“见到鲍春霆了吗?”刘秉璋回答：“见到了。”曾国藩又问：“穿黄马褂了没有?”说：“没穿。”曾国藩吃惊的说：“为什么没穿呢?”答说：“客人先问主人，有没有黄马褂子，因为知道没有而改穿了别的服装，不用自己所有的而显示别人所无的，是宾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说：“奖赏战功了吗?”刘答说：“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够一见，互相谦让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战功可叙。客人因为主人不谈战功，因而也不谈自己的战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大笑。从这一事情可以知道驾驭将帅的方法，这值得今人借鉴。
曾国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够将其发展到仁爱的境界。他常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馈赠金钱给同族亲戚。统领军队之后，曾国藩的弟弟曾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曾国藩听说后写信给弟弟说“沅弟说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这时，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关心我，也都有所谈论，只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么也威猛不起来。”
曾国藩在给李筱泉的回信中说：“学生法制严格，并非漫无条例，一直以屠伯为老师。要用精细微小的意志，施行威猛严厉的事情，希望对死的人，没有惭愧遗憾，对于活着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后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冷酷无情的人，反而有一颗博爱关怀之心，懂得为他人着想，也明白自身的不足。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中有一条“拙诚”，他认为相比于聪明对精明，以愚诚做事反而显得轻松。曾国藩在给陈岱云的信中劝慰好友，大意是说：在外省做官比在京城为官要复杂的很多，要多留心。俗话说：‘看透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愿阁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样浑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样光明剔透，那样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没有闪失。”可见他对与保身之道有深刻的认识。
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也说过：“阁下志向宏大识见正确，不难赶上古人。
但愿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独醒的时候，仍然以‘浑’字表现出来；在效果迟迟体现不出来的时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么，不仅人们感到这样很好，而且对自己也可以养德养身，两方面都有好处。”这里说的是从政者除了应当具有忍耐的态度以外，有时要有含浑的态度，凡事都清清楚楚会把自己放在危险的悬崖上。
曾国藩在给地方官吴竹庄的回信中说：“阁下往年的短处在于尖语快论，机锋四出，这是最容易招致诽谤的了。现在你的地位声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需要尊重贤人、容纳众人，取长舍短，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而在私下里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样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宽厚。”由此可知，他教人遮掩锋芒，假拙做事的处事之道甚为高明。
曾国藩认为，“凡是要办成一件大事，就要以诚心去办，虚心对待。心诚就会专心致志而信心足，干难万险也不改变这种态度，便终究会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谦虚谨慎地去做，不夹杂私心杂念，最终可以使人们都谅解。”
在给陈舫仙的信中，曾国藩又说：“阁下的一封信而使两个人失去了官职，往后恐怕会被众人嫉忌，望您务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谦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信条。但‘勤’与‘廉’都不要从自己的口中说出，‘谦’更是时刻都应该具备的。做到这三个字才不会犯人忌讳，这也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可见，假拙真诚的原则他能做到。诚的是心，拙的是形。所谓“大智若愚”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一原则对于现代生存也是有很强的实际意义的，尤其对于初入职场的人而言。
5.注重宣传，攻心为上
得人心得天下，失人心失天下。得失之间重在宣传。
洪秀全在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发表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以“讨胡”为旗帜。其文中先是以“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直指朝廷对民的不仁不义和不作为。
后又以兴复中国为名号反清，最后以上帝之名求擒咸丰的头颅。
1853年底，湘军建成正式出省作战之前，发布了《讨粤匪檄》，号召“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动员封建文人和老百姓起来对抗太平天国。
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首先回避满汉矛盾，而是针对太平天国的“诋儒毁佛”发难，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争取封建文人及广大群众。檄文中说：
“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籍满地。凡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义之士，如关帝、岳飞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曾氏搬出干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偶像如孔子、孟子、岳飞等，打出“扶持名教”
的旗号。他又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来圣人，扶持名教…·一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
他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扫地荡尽。他更声情并茂地描述孔、孟圣贤若知中华现在的模样也会痛哭于九泉。他号召文人拍案而起，不可袖手旁观。
其次，曾国藩将太平军称为“粤匪”，利用地方主义孤立太平军。太平军的领导成员几乎全是两广之人，军中称为“老兄弟”，后来在两湖三江地区加入的新成员，多处于被领导地位，军中称为“新兄弟”。对此曾氏极尽离间之能事，他称两广人为“匪”，称两湖三江人为“被胁之人”，说粤匪自己享受荣华富贵而让外省之人为其牛马为其辛劳。
再就是利用传统伦理观念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宣布天下所有人之间，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只有天可称父。曾氏攻击“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并且抓住“田则天王之田”一说，利用私有观念煽动群众反对太平天国。他说：“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但其理论依据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这就打击了自耕农以上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曾氏利用这一弱点，煽动中农以上中小土地所有者同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反对太平军。
总之，在这篇檄文中，曾氏不是立论于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是立足于维护孔孟礼教、田产以及两湖三江的地方利益，他避开清政府敏感的民族关系，却突出太平天国尊崇洋教，把太平天国描写成“外夷”的代理人，挑起了民众排外恶洋的情绪。由于这种过人的政治眼光，他成为湘军集团的领袖，是毫不足怪的。
在这场宣传战中，双方互有胜负，但在争夺封建文人和中农以上有产者方面，曾氏却是大赢家，尤其是大量的读书人加入湘军，使双方在人才上极不平衡，这是战争最终结局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有远见，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及留才的方式手段了。
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亲自前往拜见洪秀全，希望他改尊孔孟。左宗棠说：天父天兄之教，在起事初期尚可利用，但这用来吸引广大读书人是没有用的，尤其那些破坏孔庙，毁坏神像的行为更令广大读书人不理解。要得天下，必须改尊孔孟，把广大读书人吸引过来，改变太平天国“文士不足，武将有余”的局面。洪秀全之所以没能听从进谏，和他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有关。由此可知，农民阶级不崇仰文化修为，只怀一颗反压迫的心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