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这是政治斗争中常用的一种手段。在封建官场上，无论是忠臣义士还是奸臣贼子，善用此谋者，不仅能扳倒政敌，还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不善用此谋者，则很可能为敌手洞悉先机，反遭其害。运用这种借智之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既扳倒了对手，又不被对方识破自己就是幕后的“推手”，还能为自己赢得好名声。
1．一封书信引发的“血案”——冯旦借刀巧锄奸
“借刀杀人”时如果此“刀”与所“杀”之人并无仇怨，甚至关系甚好，就要在“借刀”中混合“离间”之计，用谣言迷惑、假造情报等手段惑乱“刀”与所“杀”之人的关系，以使其自乱阵脚，自毁长城，为自己除却大敌。
猜疑、妒忌、武断，恐怕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即使再明智的人稍不注意都可能犯这种错误，因此用反问计借刀杀人，古往今来均有很大的市场。
在中国军事斗争史上，反问计的使用有着极为成熟的先例。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的军事专著《孙子兵法》中，就对反问计有很高的评价和很到位的论述。事实上，中国古代官场上反问计的运用可能比军事斗争中出现的还早。
《战国策》之《东周策·昌他亡西周》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西周一位叫昌他的大夫因为某些原因，突然投降到东周去了，而且还将西周的国家大事和军事秘密告诉了东周君主。东周君主非常高兴，对他非常宠信，供以锦衣玉食。西周君主知道了这件事，觉得昌将自己国内的机密大事泄露给敌国，置本国于不利，万分愤怒，想把昌给除掉，以发泄心中怨气，并警诫后来者，却又不知该怎样下手。
这时，西周另一位大夫冯旦洞悉了君主的意思，于是向西周君主进谏说：
“我有个办法能杀昌，但是我需要三十两黄金才可以行动。”西周君主听了自然非常高兴，便叫人立即取三十两黄金给冯旦。
冯旦派人拿了这些金子和一封信，秘密前往东周找昌。信上写道：“昌敬启：事情若有成功的希望，就尽力去完成好了。如果真的没有任何希望，就赶快逃回来吧!事情若拖的太久，容易漏出破绽，如此一来是自寻死路，切记!”
冯旦在派这个持三十两黄金的人送信之前，已派另一个人。跑去告诉东周守城门的官员说，某天晚上，可能有奸细会}昆人城内，需要多加注意。东周守城门的官员果然很严密地搜查每一个进城的人，一下子就抓住了冯旦派去送信的人，就连同信和三十两黄金一起呈报给了东周国君。东周国君以为昌是西周派来的间谍，昌有口难辩，就这样被杀了。
冯旦在这里巧施离间，借敌国君主之力，引起其疑心，借其手诛杀逆臣，虽然现在看来手法有些粗糙，但胜在他摸准了时机，撞到了大运。摸准了时机是说昌大夫刚刚投降西周，西周君主对其还不是很信任；撞到了大运是说西周君主正好是个刚愎自用的主。如果不是这样，冯旦施离间借刀杀人的计策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虽然冯旦的离间计使得颇为粗糙，只是一封书信而已，但是最终却能克敌制胜，这不能不说是冯旦的幸运。而他之所以能成功，关键还在于他的时机把握得当，将对手的心理揣摩得够到位。所以说，一条计策的实施并取得成功，虽然有偶然因素，但是施计人对时局条件的分析把握才是关键中的关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2.说得到不如做得到——韩非子的“思想"与李斯的“智谋”
知易行难。有些东西你或许很了解、很清楚，但你若不能将其用于实践，那也只能是学而无用。韩非子所提出的法家思想，具有极高智慧，绝不能说其无用，然而对于韩非本人来说，确实没能帮得了他什么，反而让他含恨而死。
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战国时韩国人，与韩王同族。其人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的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理论。
当时，秦王赢政励精图治，征伐各国，欲图一统天下，但却不得统治之法。
这时有人将韩非子的著作传到了秦国。
秦王看了《五蠹》、《孤愤》等篇，深为其精深的法制思想和不为世用的孤愤情绪所吸引，但他一时又不了解作者情况，于是长声叹息说：“唉!如果我能见到这著书的人并与之交往，就死而无憾了!”这时旁边的李斯听到这话，便告诉秦王：“这著书的人就是韩国公子韩非，和我是老同学。”秦王听闻便立即发兵猛攻韩国，一定要得到韩非这个人。韩王割地求和，秦王不答应。韩王没办法，只得派韩非出使到秦国去。
韩非来到秦国，受到秦王的热情接待。他虽不善言谈，但那套以“法”、“术”、“势”来统治臣民，驾御天下的理论，却正投秦王之所好，因而非常受赏识。于是秦王就把韩非留在秦国，准备加以重用。
李斯在听闻了这个消息后，暗生嫉妒之心，他认为韩非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的仕途。于是，他就以其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当朝权臣姚贾等人，一起向秦王进言说：“大王您想要消灭六国，那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怎能不为韩国着想而为秦国着想呢?这是人之常情呀，希望大王慎重考虑，不可轻易相信他，急于任用他!”秦王听了这话，觉得对韩非考察一段时间也好，便暂时未加重用。
李斯假装去看望韩非，接着又设家宴招待他，表面上装得十分亲热。韩非此时因羁留秦国又不被任用本来就郁郁不乐，加上李斯又故意进行引诱，韩非虽明权谋之理，但在做人的现实中却很单纯，便借着酒兴向老同学吐露了对秦王的不满和怨愤。韩非走后，李斯马上添油加醋地报告给了秦王。秦王闻之大怒。李斯又乘机说：“把他留在这儿，他是这个样子，不能任用；把他送回韩国，又等于放虎归山，给自己留下祸患。为大王作长远计，不如找个罪名把他除掉算了。”
在听信了李斯的谗言后，秦王心理也大为动摇，认为韩非虽有才却有异心，留着可能会有后患，于是就找个罪名将韩非关了起来。李斯怕秦王后悔，又派人送去毒药，逼韩非自杀。韩非想当面向秦王上诉，和李斯对质，但根本见不到他们的面。在狱吏的百般凌辱和残酷折磨下，韩非终于饮恨服毒。等秦王悔悟过来，派人去赦免他时，韩非已经死了。可怜韩非不遗余力地鼓吹法、术、势，以此游说君主，没想到他最终却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权术、威势和严法之下!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李斯在韩非死后，又借题发挥，蛊惑秦王，于是青云直上，官职升为廷尉(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九卿之一)。然而正所谓恶有恶报，最后他也被赵高以几乎同样的手段腰斩，这不能不说又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韩非子绝不是无智之人，，相反，他拥有着极大的智慧谋略，即使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的法家思想也具有很重要地位。若说韩非不懂权谋，不懂人心，那是欺人之谈，但关键在于他过于务“虚”，不能将其权谋用于现实，不具有在现实中洞察人性的智慧，只能在文字、书面上意气风发，挥洒自如。反观李斯，学问智谋可能不如韩非，但他胜在心黑，且占据形势之利，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韩非只是个表面威风的强龙，这也就难怪他在这场“斗智”战中还没来得及用谋就迅速“落马”了。
3．煽阴风，点鬼火——杨彪施间除逆贼
一个弱者要想在两个强者之间谋得生存的空间，甚或要想比强者活得更好，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使两个强者之间产生矛盾，让他们斗起来，让他们自相残杀，然后他坐收渔人之利。
东汉末年，董卓借平定“黄巾逆贼”之名进入都城长安，其结党乱政，肆杀异己，为害一时。司徒王允巧施“美人计”，利用吕布杀了董卓。接着，王允命令捕杀董卓余党。董卓部将李催、郭汜便孤注一掷，率兵攻人长安。
杀死王允，挟持了汉献帝，朝政重新落入叛党之手。李催、郭汜进入长安后，纵兵大肆劫掠，都城之内惨象环生，人神共怒。太尉杨彪(142～225年)暗奏献帝曰：“现在曹操拥兵二十余万，谋臣武将数十员，如果得到此人扶持，剿除奸党，天下就有救了。”献帝哭着说道：
“我被这两个奸贼欺压很久了，如果能将其诛杀，那实在太好了!”杨彪献计道：“臣有一计，先令二贼自相残害，然后命令曹操引兵杀之，扫清贼党，以安朝廷。”献帝急道：“快说，快说!”
杨彪说：“我听说郭汜之妻妒忌心特别重，可以令人在她那里用反间计，那么二贼就会兵戎相见，自相残害了。”汉献帝听完，觉得很有道理，就把这件事交给杨彪去处理。
得到献帝的首肯后，杨彪立马开始着手行动。他先派人私下告诉郭汜的妻子，说郭汜与李催之妻有染，所以才经常夜里到李催家去。
郭汜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后，果然妒火中烧，大发雷霆，不许郭汜再到李催府上去。郭汜此人虽甚为骄横凶狠，却严重“惧内”，对妻子惟命是从，由此他便很少再主动到李催府中去了。
一天，李催请郭汜饮酒，见郭汜不到，他就命人把酒菜送到郭府。郭汜之妻出于嫉恨，为阻止郭汜与李催的往来，乘人不备，在菜里下了毒药。到郭汜准备畅饮之时，郭妻又连忙阻止，把饭菜分给狗吃，狗立刻倒地而死。
郭汜以为是李催有意加害于他，十分恼怒，决心报复，而李催却一无所知。
又过数日，李催又请郭汜饮酒。郭汜本来已经心有疑窦，偏巧喝完又腹痛不止。由于是妻子给他灌了一阵粪汤，使他大呕一场，方才安定。至此，郭汜对李催更加愤怒，大怒曰：“我与李催共图大事，现在他却无端欲谋害我!我不先发，必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催。此时早有人报知李催。李催亦大怒曰：
“郭汜安敢如此!”遂点本部甲兵，来杀郭汜。两处合兵数万，就在长安城下混战，乘势掳掠居民。李催的侄子李暹引兵围住宫院，用车二乘，一乘载汉献帝，一乘载伏皇后，让贾诩、左灵监押车驾，其余宫人、内侍，皆徒步而走。这群人刚拥出后门，正遇郭汜兵到，乱箭齐发，射死宫人不知其数。
李催随后掩杀，郭汜引兵奋力杀出重围。次日，郭汜知李催劫了天子，再次领军厮杀。这样，这俩人果然反目成仇，没过多久，就都被曹操消灭了。
杨彪的计策之所以能成功，在于他看清了李、郭之盟的本质，选取了恰当的方法，借他们之间的猜疑之心，煽风点火，坐收渔翁之利。可见在政治领域，“疏不间亲”也并非不二法则。只要抓住对手弱点，巧用智慧，善于利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疏也能间亲。
4．狼狈本一家——卢杞援恶助己害忠良
古代宦海风云变幻莫测。聪明为官者，多善于依靠他人的力量，借力打力，自己不用出手就轻而易举的击败对手。阴而不露声色，方见其手段之高明。
卢杞(?～约785年)，其祖父卢怀慎是唐玄宗时的名相，其父卢奕曾任奎御史中丞，卢杞凭借父辈势力步入仕途，曾任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等。卢杞相貌丑陋，面色青蓝，人们皆视之为鬼。但此人善于言辞，不讲奢侈。再加上其先祖父的声望。
因此，起始在朝野内场声誉颇嘉，很多人认为其继承了先祖先父的作风。
唐德宗建国二年(公元780年)，卢杞被任命为平章事(宰相)。
卢杞被任命为平章事不久，便露出他的阴险狡诈的本性来。他嫉贤妒能，排斥忠良，对于不顺从自己的人，必定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积极拉拢对自己有利的人，并利用他们除去自己的政敌，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形成自己的势力。
当时和他同为宰相的杨炎素有才能，颇有政绩，他成功地推行了两税法制度，为国家积蓄了大量的钱财，在朝廷中威望很高。杨炎一向看不起卢杞，认为他没有什么才干却与自己同列相位，而且面目可憎，因此心里很不舒服。
卢杞秘密查出杨炎下属中书官员的过失，就私自将他降职。杨炎大为恼怒：
“中书官员是我的属下，有过失我自己会处置的，哪轮得到你来插手?”由此两人结怨更深，卢杞便密谋除去杨炎。
卢杞派人暗中调查杨炎的过失，不久就查出两件：一件是玄宗时，宰相萧嵩的家庙建在曲江(在西安市)池边，玄宗认为曲江池是游乐之地，不能建有庙堂之类，强令萧嵩搬走。杨炎任相后，又把自己的家庙建在那里。另一件是杨炎在洛阳有一处宅院，后来以高价卖给官府作为官舍使用。卢杞查出杨炎的过失，心中十分高兴，又积极寻找怨恨杨炎的人陷害杨炎。后来他得知京兆尹严郢曾受到杨炎排挤，就找到他，提拔他为御史大夫。
严郢为了报答卢杞的知遇之恩，就向德宗报告说杨炎利用职权谋私利，在卖给官府的宅院中牟取暴利。大臣不知底细，议论纷纷：
“作为监督百官的宰相，居然干这种勾当，应该赐死!”卢杞趁机对德宗进言：“萧嵩家庙所在地有帝王的气势，因此才被玄宗赶走。现在杨炎把自己的家庙建在那里，有篡位谋叛的企图，不可以轻视。”德宗对杨炎素来不满，便将杨炎罢官，流放至崖州(海南琼山)。后来在卢杞的煽动下，德宗派人吊死了他。
杨炎的失败初看起来是他过于妄大，瞧不起卢杞，但事实上关键还在于杨炎的相位。不除杨炎则卢杞就上不去，而杨炎的不得人心，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卢杞正是抓住了这个“大势”，拉扰指使奸佞将其陷害，这是其强大之所在，也是其聪明之所在。
颜真卿是琅琊临沂(山东临沂)人，当时任太子太师，素来忠义正直，敢于直言进谏，在朝中德高望重。卢杞非常忌恨他，担心他会把自己的过失报告给皇帝，因此总想把他挤走。
颜真卿察觉此事，对卢杞说：“我在平原当太守时，安禄山的部将在洛阳杀害了你父亲，并派人挑着尊父的头颅到处游行，路过我平原境时，被我劫夺。我素慕尊父高义，亲自舔干上面的血迹，用棺材埋葬了他。那时我对尊父仁义至尽，难道你就不能容忍我?”卢杞很惊愕，连忙拜谢，但心里更恨颜真卿。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攻陷汝州(河南临汝)，德宗向卢杞问退敌之计，卢杞说：“如果派一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气派雍容的大臣去，对李希烈讲明是非利弊的道理，就可以不用派军队讨伐而大获全胜。太子太师颜真卿是三朝元老，忠义正直，是难得的人选啊!”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完全是为了迅速平叛，丝毫没有陷害颜真卿之意，因而德宗皇帝完全听从了他的意见。朝中有识之士均已看出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于是有人劝告颜真卿：“你这一去必然会遇害，最好暂且留下来，看朝廷会不会有新的平乱措施。”
颜真卿也知道自己是被卢杞陷害，但他素有气节，故没有接受劝告，依然奉诏到李希烈驻地，向李希烈宣读诏书。李希烈让手下的亲信一千多人围住颜真卿谩骂恐吓，有人甚至拔刀要杀他。
颜真卿面不改色，镇定自如。李希烈又派人游说他作自己的宰相，颜真卿严辞拒绝。后来颜真卿终为叛军所杀，时年七十七岁。
借力打力，借刀杀人，卢杞的伐异之谋可谓是“巧妙绝伦”，既铲除了政敌，又不露声色，维持了自己的声誉，实在是一举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