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在病危时郑重告诫自己的几个儿子说：“张说与我不和，但他这个人向来奢侈，尤其嗜好服饰、玩物之类的东西。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唁。你们把我一生所有的服饰玩物和宝带玉器都陈列出来，摆在帐前。假如张说不看，你们就没有活的希望了。假如他注意这些东西，那就是没事的征兆，你们赶紧记下他喜欢的玩物给他送去，趁机请他为我写篇墓志碑文，如果得到他写的文章就马上刻下来。先磨好石碑等候，拿到文章就镌刻，并把它送给皇上过目。张说考虑问题常比我慢，几天后一定要反悔。假如他派人来收回碑文，就告诉他皇帝已看过，并领他看刻好的石碑。”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吊唁。见到陈列的服饰、玩物接连看了三四遍。姚崇家人像姚崇告诫的那样，趁机请张说写祭文，张说痛快地答应了。
但没过几天，张说就后悔了，派人索要稿本，借口文辞不够周密，想要重新删改。姚崇的儿子们领来人看刻好的石碑，并告诉他已奏请皇帝过目了。来人回去后告诉了张说，张说非常悔恨，气愤至极，愤懑地抚着胸说：“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我今天才知道我的才能不如他呀!”
虽然他在做人方面“过于权谲，喜欢算计”，如果我们用正常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那么他确实不合格，但这也正是他能在官场中屹立不倒的法宝。
他通晓进退之道，懂得揣摩人心，所以能在宰相位上游刃有余。这是官场中的生存法则。
4．先封你王，再夺你命——武三思残害五大臣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封建官场的斗争向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果对对手心慈手软，那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反之，如果能学会“心狠手辣”的本事，那么谋权、固权也就轻而易举了。
武三思(?～707年)是武则天的侄子，他凭着与武则天的关系，当上太子宾客，又谀媚武则天的男宠薜怀义、张氏兄弟等，故极得武则天信任，在朝中可谓如日中天。武三思靠武则天起家，可武则天丢失帝位后，他不仅未失势，反而更加得势，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与复位的中宗关系密切之外，也是由于张柬之等人在推翻武氏后过于手软，没能将其斩草除根的缘故。
张柬之是由狄仁杰所推举的一位贤相。狄仁杰死后，张柬之以秋官侍郎同平章事，拜为宰相，时年已八十。张柬之联络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崔玄晖、中台(尚书省)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已(这几人也是狄仁杰的推荐)及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等拥戴中宗复位，恢复唐的国号。
当时洛州长史薛季昶就劝张柬之、敬晖杀掉武三思，说道：“斩草不除根，必会后患无穷啊!”但张柬之却说道：“大事已定，他犹如砧板上的肉任我等宰割，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已经杀得很多了，没必要再增加。”朝邑尉刘幽求也劝桓彦范、敬晖杀掉武三思，说道：“武三思狼子野心，诡计多端，实乃当朝‘司马懿’啊，若不将其除掉，只怕你们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但是这两人也未听进心里去，没有对武三思下手。
此后，武三思又与中宗的皇后韦氏勾搭成奸。由于中宗懦弱，权政归于韦氏，武三思因此权势复振，张柬之等开始感到是一种威胁，这才多次劝中宗诛杀武三思，而中宗怎忍心杀掉爱女安乐公主的公公。即使中宗想诛杀武三思也不可能，因为当时朝政实权在韦后手中，中宗也作不了主，当然不可能听从张柬之等人的劝谏。张柬之见劝中宗诛杀武三思而不能，就退而求其次，想从权势上加以抑制，遂上书中宗说：“天后当权时，李氏宗室被诛杀将尽。现在幸赖天地之灵，陛下得以复位，而武氏子弟仍然保有王的封号，居显要的官职，与过去一样，这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情况。希望降低他们的官爵，以满足天下人的心愿。”张柬之想唤起中宗对过去的不幸回忆，从而削掉武氏的势力。然而中宗早将过去忘得一干二净，只安于现在的安乐，所以无动于衷。张柬之等无法，只好叹息愤慨，自怨自艾地说：“过去之所以未诛杀诸武，是希望皇上去诛杀，以彰天子的威风。今反如此，事势已去，不知如何是好。”这就叫养虎为患。
武三思本来就有政治野心，武则天在位时就想被立为太子。与韦后勾搭上后，更是狼狈为奸。韦后本就是野心勃勃，欲作第二个“则天皇帝”，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帮手，又岂会容忍张柬之这班正直的人掌握朝政。因此便与武三思里应外合，时常在中宗面前败坏他们，力图加害。
张柬之等畏惧武三思的谗言，因见考功员外郎崔浞平时对武三思也有所愤慨，指责的言辞还颇为激烈，便引为知己，作为耳目，让他去暗中探听武三思的动静，以便采取相应对策。而这个崔浞却是个十足的小人，他见中宗对武三思非常青睐，便倒向武三思，将张柬之等人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武三思，成了武三思的一条忠实走狗，并被武三思引荐为中书舍人，成了皇帝的近臣。
正在这时，原殿中侍御郑情因谄事张宗昌兄弟，被贬为宣州司事参军，在宣州又贪赃枉法，为躲避法办，逃入洛阳，投靠武三思。郑情拜见武三思，先大哭，既而又大笑。武三思甚感奇怪，问道：“你这是为什么?”郑情说：
“开始见大人而哭，是哀伤大人将遭诛杀而灭族。后来大笑，是高兴大人得到了我郑情。大人虽然得到了天子宠幸，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晖、袁恕已等五人把持着将相的大权，他们胆略过人，废掉太后尚且易如反掌，大人在权势上还能比得过太后吗?因此大人不除掉这五人，简直危如早晨的露水。可是大人还自以为安如泰山，我深为大人担忧啊。”武三思正与韦后相谋，除掉此五人，但因五人官位高，权力大，受到中宗的信任，在社会上又有重大的影响，正感到不知从何处下手。今听郑情之言，必知有计，心中大喜，便请郑情登楼，到密室，而后问道：“刚才你既然说到要除掉张柬之等五人，但是五人位高权重，我不知从何处着手?”郑情说：“在下有一妙计，可建议朝廷，以他们五人拥戴复位之功，册封为王，夺其实权。一旦他们手中失去权力，就可以任凭摆布了。”武三思深以为然，便引荐郑情为中书舍人，与崔浞一道，同为他的谋士。
武三思与韦后按照郑情所献之计，日夜在中宗面前巧舌如簧，诋毁张柬之等五人，向中宗说道：“这五个人自以拥戴有功，就居功自傲，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将对社稷不利。”由此中宗对五人起了疑心，不再信任。武三思与韦后二人便进一步向中宗建议：“不如封张柬之等五人为王，不让他们再参与朝政，这样在外表上是尊重功臣，避免他们的不服气及人们的议论，实际上又夺去他们的权力，不致再专权用事。”中宗这个人耳朵极软，对武三思、韦后之言更是言听计从，于是下诏书：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崔玄睥为博陵王，袁恕已为南阳王。同时免去他们“知政事”
即宰相参政的权力，赐金银绸缎及鞍马，只须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入宫朝拜一次。
张柬之等五人虽被夺去实权，不得参与朝政，但毕竟还有着王的尊号，有着很高的声望和很大的政治影响。而且还能一月入宫朝拜两次，有机会和中宗接近，能对中宗进行劝谏或献策，所以武三思对他们留在京城仍然感到是一种威胁，于是报请朝廷，将他们调离京城，改任地方官。当时韦后当权，上官婉儿掌管草拟诏令，调令可以随便下。遂调任张柬之为襄州(现在湖北襄樊)刺史，敬晖为朗州(现在湖南常德)刺史，桓彦范为毫州(现在安徽毫县)刺史，崔玄晖为均州(现在湖北郧县境)刺史，袁恕已为郢州(现在湖北京山)刺史。
接着武三思又指使郑情诬张柬之等五人与王同皎同谋，欲废韦后，于是又将五人贬谪。张柬之贬为新州(现在广州新兴)司马，敬晖为崖州(现在海南岛北部)司马，桓彦范为泷州(现在广州罗定县境)司马，崔玄晖为白州(现在广西博白)司马，袁恕已为窦州(现在广州信宜)司马，都是贬在当时最为偏僻、最为荒凉的远恶之地。
最后，为置五人于死地，武三思暗中指使人书写韦后的污秽行为和请予废黜皇后的传单，张贴在洛阳的天津桥。武三思有意让人将情况报告中宗。
中宗听了这个消息，自然极为愤怒，便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追查其事。李承嘉也是武三思一党，他秉承武三思的意旨，捏造案情，诬陷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啤、袁恕已五人对贬谪不满，暗中指使人散布谣言，并报请中宗：“他们表面上是请求废黜皇后，实则是想阴谋篡逆，应该对他们五人全部诛杀。”大理丞(相当于现在的法院法官)李朝隐表示反对，奏称：“对张柬之等五人不经审问，就急忙诛杀，不合法律手续。”大理丞裴谈为讨好韦后及武三思，为之出谋，奏称：“对张柬之他们应该根据皇帝的诏令判处斩刑，诛杀全族，没收家产，这样可以不必经过审问，也是合乎法律手续的。”后来中宗考虑到曾向张柬之等颁发有不处死的丹书铁卷，不同意处死，改为流放。
于是将张柬之流放到泷州，敬晖流放到琼州，桓彦范流放到嚷州(现在广西上思县境)，崔玄唪流放到古州(现在广西永福县境)，袁恕已流放到环州(现在广西环江)。五家子弟十六岁以上的，皆流放到五岭以南。裴谈因讨好献媚，由大理承提升为刑部尚书，李朝隐因秉公持正则由大理丞贬为闻喜县令。真可谓是邪僻者升官，正直者遭贬。
崔浞又向武三思提出建议：“张柬之等五人若有朝一日被召回长安，必为后患，不如派遣使者，假传圣旨，将五人杀掉。”武三思高兴地说：“正合我的心意，但不知派哪一个去最为妥当?”崔浞便推荐他的表兄大理正周利贞。
武三思与韦后商议后，决定由上官婉儿草拟一道诏书，命令周利贞以代理右台御史的身分，带着上官婉儿发出的假圣旨前往岭南，去杀害张柬之等五人。
周利贞到达岭南，方知崔玄晖在前往白州贬所时，死于途中。张柬之年老体衰，忿恨成疾，也死于新州贬所。二人算是万幸，未遭受到周利贞的残酷折磨。
桓彦范被押往嚷州流放的途中，在贵州(现广西贵港市)遇到周利贞。
周利贞随即令人将桓彦范用绳索捆绑，在砍伐的竹桩上拖着走，肉被竹桩刮去，露出骨头。待到折磨得心满意足了，而后用棍棒打死，残忍至极。
敬晖被刀剔而死，残忍更胜一步。袁恕已被强灌野葛藤汁，腹内痛苦难受，倒在地上，以手抓土，指甲磨尽，鲜血淋漓，而后用竹板打死，残忍又胜一步。周利贞因残杀有功，回到京城，即升为御史中丞，血染珠顶红。
自此，武三思的“调虎离山”之计全告成功，彻底铲除了挡在自己眼前最大路障。
俗话说的好：“虎落平阳被犬欺。”这就是说虎为山中之王，百兽之尊，只有在山中才能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它一旦离开了山林而落于平原，就会为犬狗所欺。调虎离山就是基于这个道理而引发出来的扳倒对手的高明策略，一旦将对手调离其势力所在的地方或其靠山所在的地方，就很可能轻而易举的将其击败。文中武三思就是这么做的，他深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位高权重，若贸然出手，很可能遭遇凌厉的反攻，不小心就可能反遭其害，于是就通过手段使其明升暗降，表面封其为王，却将其调离京城，剥其实权，这以后的一切自然就尽在他掌握之中了。在这里，我们一方面为忠臣的惨遭屠戮而大感痛惜；另一方面，也只能说他们是作茧自缚。试想，如果张柬之等人在推翻武氏政权后，若能听取良言，斩草除根，那又怎么会有以后的惨淡结局呢?
5．挑拨离间一——王钦若诽谤害寇准
“离间计”是古代封建官场斗争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计策，而且是常用常新，屡试不爽。究其原因，就在于人性的复杂与多疑，一旦让离间的对象起了疑心，那么即使再明显的无中生有的挑拔诽谤，也常常能收到奇效。
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华川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人，是北宋初期著名的贤相。
寇准为人刚直不阿、妒恶如仇，对那些奸佞小人，他从不妥协，而是坚决地予以斗争。这样的臣子，在朝中所得罪的奸佞自然就很多，王钦若便是其中最为仇恨寇准的一个。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北方辽国再度领兵大举侵入宋境，经保、定二州，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大有进逼北宋国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之势，北宋朝野震惊。当时的参知政事(副宰相)王钦若等人畏敌如虎，张惶失措，极力主张宋真宗迁都南逃。新任宰相寇准却力阻其议，坚决主张宋真宗北上澶州，御驾亲征以退外敌。宋真宗迫于内外压力，最后选择接受寇准的建议，于当年十一月以御驾亲征的名义，率军离京，向河北进发。王钦若则被寇准和朝中一些善懂谋变之道的良臣弄到险地大名去守城。宋、辽两国在澶州大战，各有胜负。到了十二月，辽主眼见硬来讨不到什么好处，便以和求利，宋真宗自是求之不得，于是两国在澶州城下的黄河岸边签定了和约：规定两国罢兵讲和，辽帝以兄礼事宋主，而宋朝则向契丹每年交纳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虽非寇准所愿，但这毕竟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所以，他颇以为功，常傲以示人。宋真宗对这个结果则甚为满意，所以，对劳苦功高的寇准也特别厚爱。在这此战役中，逃得性命的王钦若见此，嫉恨难平。他不甘心寇准的成功及其声望、地位的提高，于是，就想方设法对寇准在“澶渊之战”中的举动横加诽谤，以离问宋真宗同寇准的关系。
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的某一天，散朝之后，当寇准先行退下时，宋真宗久久地对他以目相送。
站在一旁的王钦若忽然阴阳怪气地向真宗发问：“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真宗当然说是。王钦若随即做出大惑不解的样子又问：“澶渊一战，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还把它当成了寇准的不世之功，这是因为什么呢?”宋真宗不由得满脸惊诧，便反问王钦若何出此言。王钦若回答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宋真宗听了这活，颇受震动，不由得“愀然为之不悦”。王钦若见此，又进一步火上浇油地挑拨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赌棍在他的钱快要输光之时，往往要把所有剩下的钱全部押上，这就叫做‘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