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纵观中国古代封建官场，在斗争中，比较有远见的一方，往往会在对手未成“尾大不掉”之势前就能想好策略，或先下手为强，或提前筑好防护墙，准备好保身之道。具有此种智慧的人，无论忠奸，通常都能在斗争中取得优势，赢得生存空间。
1．兵不血刃——晏子“两桃杀三士”
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斗争就是权谋诡计的大争斗。权谋诡计并不是奸臣贼子的专利，很多忠臣对此也用的极为纯熟，他们所共同奉行的游戏规则是：不管阳谋还是阴谋，只要能胜就是好谋。
晏婴(公元前578年一公元前500年)，字仲，谥平，即后世所说的晏子，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出身齐国大夫之家，为春秋战国时出色的谏臣和外交家。
晏子在齐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这个其貌不扬、身材矮小的宰相才智非凡，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晏子春秋》，还因善于劝谏齐王而名垂千古。他屡次出使外国，皆能不辱使命，为国扬威，称得上是一位贤相。但就是这么一位“正人君子”在与同僚斗法时也少不了搞阴谋。
当时，齐国有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捷三个勇士，他们以勇猛无敌而闻名于齐国，也颇受齐国国君齐景公的宠爱。这三人因为英雄相惜而结为异姓兄弟，自诩为“齐国三杰”。他们自恃有功，横行霸道，目中无人。有一次，已任齐国宰相的晏子在路上与之相遇，他们连个招呼也不打，甚为傲慢。甚至在齐景公面前，他们也以“你”、“我”相称。无礼到这种地步，景公内心自然不悦。这时，奸臣陈无宇等正在阴谋篡位夺权，见此三人威猛无比，又头脑简单，便设法收买，以相机行事，图谋篡乱。
晏子深知如果让这种恶势力日益扩大，必成后患，便乘机对齐景公说：
“我认为贤明君主手下的将官，应该明白君臣的礼节，懂得上下的规矩。这样，在国内才可以禁住暴乱，对外可以阻挡敌人。上面给他奖赏，下边也服气。可如今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对上不讲君臣礼仪，对下没有尊长典范之德，对内不能用来禁止暴虐，对外不能用以拒敌，因而，他们实在是危于国家安全之人，莫如趁早除掉。”齐景公也早已对这三人深为痛恨，只是忌惮于三人功勋卓著，在齐国国内素有威名，担心如果贸然下罪，很可能会产生动乱，才不敢治其罪。这时晏子正好来劝谏，他就顺水推舟，全权交给晏子处理。
过了一段时问，鲁昭公到齐国访问。齐景公想趁此机会发动外交攻势，让鲁国脱离和晋国的联盟而加盟齐国，所以，齐景公隆重地接待了鲁昭公。
在宴会上，鲁昭公让叔孙舍做相礼，齐景公就让晏子做相礼。在齐景公的下边，站着三个铁塔般的勇士，正是“齐国三杰”。
晏子一直想怎样除掉这三人，却苦无机会，此时忽然计上心来。他对景公说：“主公种了几棵稀有的桃树，今年该结桃子了，我想去看看，摘几个桃子来给二位君主尝尝鲜，不知可否?”景公同意了，晏子就请求自己去摘桃子。
晏子只摘来了六个桃子，对景公说：“桃子未熟，只此几个。”并行酒令，把桃子献到鲁昭公和齐景公的面前说：“桃大如斗，天下稀有，君王吃了，千秋同寿。”鲁昭公和齐景公一人吃了一个。晏子和叔孙舍相互推赞，都说对方辅佐君主有功，也各吃了一个。这样，就只剩下了两个桃子。晏子对齐景公说：“现在还剩下两个桃子，我想不如让下面的大臣各说自己的功劳，谁的功劳大谁就吃桃子。”齐景公同意了，晏子就传下令去，让下面侍立的大臣各表功劳。
站在齐景公近处的三勇土性子最急，其中公孙捷先走出一步说：“在桐山打猎时，冲出了一只老虎，直向主公扑来，是我打死了老虎，救了主公的命，应该说功劳不小吧!”晏子说：“你救了主公的命，确实功劳不小，应该吃一个桃子。”晏子就请景公赏了他一个桃子，一杯酒，公孙捷拜谢退下。
这时古冶子上前一步说道：“打死老虎算什么，我跟主公渡黄河的时候，一头大鳄鱼咬住了主公的马，是我和那鳄鱼拼死搏斗，杀死了鳄鱼，才救了主公的马。”齐景公插言说：“要不是古冶子，别说我的马，就是我的命也保不住了。”晏子一听，忙让齐景公赏给古冶子一颗桃子和一杯酒。古冶子喝了酒，吃了桃子，拜谢而退。
另一位勇士田开疆一看两个桃子被前两个人吃光了，气得大声嚷嚷：“打死老虎、杀掉鳄鱼算什么，主公让我去打徐国，我杀死了徐国的大将，俘虏了五百敌人，连郯国和莒国都归附了我们，这样的功劳算不算大呢?与他们相比如何?凭我的功劳，能否吃到一个桃子呢?”
晏子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开疆拓土，比杀虎斩鳄的功劳要大，只是桃子已经吃完，就让主公赏你一杯酒吧!”
齐景公也说：“要论功劳，数你最大，可惜说得晚了!”
田开疆十分生气地说：“我为国争光，帮主公打败敌国，反倒不如杀虎斩鳄的人，还站在这里丢什么脸哪!”说完，拔剑自刎。
公孙捷说：“我凭这么点功劳，竟也抢桃子吃，想想真是脸红，我也不活了!”说完，也拔剑自刎。
古冶子大叫道：“我们三个人是生死兄弟，你们俩死了，我还能活吗?”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桃杀三士”的故事。晏子这个“老奸臣猾”的家伙，不动一刀一枪，就不着痕迹地杀了三个盖世英雄，不仅展现了他高深的斗争智慧，更为后世留下了这样一条斗争规律：
谋定而后动，谋无正邪，有胜乃大!
晏子历来被人们推崇为一代贤相，是深谋远虑的典型。在“两桃杀三士”
故事中，也一直认为是晏子巧用计策，只以两个桃子的代价就为齐国除去了三个隐患。这件事办得漂亮，干净利落，没费吹灰之力，这充分说明了晏子的聪明机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看不到这件事的本质：“三杰”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晏子之所以要杀“三杰”，或许有为齐国除去隐患的考虑，但更多的是报私怨。因为“三杰”为人直爽，不拘小节，有点傲慢、粗鲁，对他这个宰相不够尊重，所以他才找了那么多的借口，除之而后快。
“三杰”本是功劳巨大，最后却为一个所谓赏赐的桃子而掉进晏子的陷阱，丢掉性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是愚忠，或者说是愚蠢的代价。
而千百年来人们却很少有为其申冤者，这又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因为我们一直把晏子作为“圣人”来崇拜，而“圣人”又是没有过错的，所以“三杰”就只能代人受过，背着“坏人”的黑锅而不得洗刷。
在“二桃杀三士”的背后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是人都会有错”，我们不能因为晏子是名人，就帮他推卸责任。是真理我们就该拥护，要让胜利者跟着真理走，不要让真理跟着胜利者走。
2．在其位不谋其政——田千秋圆滑处世渡难关
“不偏不倚是为中庸”，封建官场的中庸之道不仅是明哲保身的护身术，还是留得有用之身发挥才能的为官妙道。西汉著名的“车丞相”田千秋(?～公元前77年)就深悟中庸玄机，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上下变通，左右逢源，一路顺风，最终因“庸”得福。
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发生在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当时西汉丞相田千秋受汉昭帝委命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一起聚集当时的民间贤良，讨论民间疾苦。在这次会议上，来自社会下层的贤良之士与代表中央政府的桑弘羊及其助手们就汉王朝内外政策进行了激烈辩论。作为政府首脑及会议主持人的田千秋，俨然是一个袖手旁观的局外人，全然不为双方的激烈争论所动，除了一两句无关痛痒的简短发问外，竟然再也没说什么话。到了汉宣帝时，大臣桓宽将此会议的文件加以整理，写成《盐铁论》一书。他对田千秋的表现十分不满，在书中公开批评田千秋：这个人坐着像周公旦、吕公望那样的位置，却在会议上像尊石佛一样，不发一言。最后走得时候，还显得从容不迫，简直白吃了国家“公粮”。桓宽的评论很形象的勾画出了一个明哲保身、圆猾世故的官吏的形象。
然而事实上，田千秋并非无能的平庸之辈。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巫蛊事件”，最后连太子也被处死。次年九月，时任高寝郎的田千秋为太子伸冤，这对促使武帝悔悟起到较大作用。田千秋上书，虽然假托“高庙神灵”之名，但在当时他敢于冒“父子之间人所难言”的风险上书，也足以说明其过人之处。为此，武帝任命他为大鸿胪。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田千秋又建议武帝罢退装神弄鬼的方士，也是颇有见识的兴利除弊之举。六月，武帝以田千秋为丞相，下“轮台诏”悔过，“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田千秋对此心领神会，针对当时治狱、诛罚甚多，吏民恐惧的时弊，“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这种执行政事既安慰皇帝又宽缓天下的做法，更显示了田千秋的精明老成。班昭在《汉书》中赞其“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确是非常公允之语。
当昭帝即位后，田千秋却自觉的开始做“好好先生”。武帝临终之际，将国事托付给霍光、金日殚、上官桀等人。田千秋虽然与他们“并受遗诏，辅道少主”，但由于霍光以大将军之任领尚书事，代表皇帝独揽朝政大权，又与皇帝至亲，而作为百官之长的丞相田千秋，却被排除在权力核心外。
田千秋对自己实际地位的变化不乏敏感。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至身败名裂，他便只求在其位，不求谋其政，采取了与世无争、明哲保身的做官处世哲学。尤其在霍光与上官桀分裂，两派斗争相持不下之时，他更是小心谨慎，遇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对双方都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力图避免招来猜疑，陷入是非纷争，以求在两派的空隙中生存。
霍光为了战胜政敌，曾极力拉拢田千秋，表面上对他十分恭敬。据《汉书》记载，“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日：‘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群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他唯恐一言不慎，祸从口出。平日处理政务，也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见，“素无所守持”。盐铁会议是在霍光的授意之下召开的，来自郡国的贤良之士得到了霍光的支持。田千秋深知这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虽然勉为其难地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但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于是便采取沉默战术，不作明确表态。正是由于田千秋以圆滑的庸人哲学来处理政事，他不仅没有卷入当时两派矛盾斗争的漩涡，反而成为争斗双方共同接受、争相拉拢的人物。霍光见田千秋甘于庸碌，不会对自己形成威胁，便“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其实，田千秋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霍光使昭帝下令，特许田千秋可以破例“乘小车入宫殿中”，田千秋由此而得了个“车丞相”的雅号。上官桀等人被诛灭后，田千秋的地位曾一度发生动摇，但最终由于他的圆滑而渡过难关，体面地老死于丞相之任，可谓“因庸得福”。
韬光养晦、明哲保身是古代很多贤士型忠臣的为官之道，他们之所以选取以“庸”示人，糊涂为官，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与权奸斗争的勇气，而是他们深刻认识到单凭自己一人之力在险恶的形势下如果强要出头，只会落得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
既然时不我予那又何必费心费力，只要不做昧心的事，保全性命以待时机又何尝不可。即使时机在自已有生之年不再到来，那么永远就这么韬光养晦下去，保住有用之身，在暗中帮助有志之士，造福民间，将人生的重心抽离于与权奸的争斗中，也不失为忠良。在我们看来，这些人要比那些动不动就以死劝谏，以死明志的忠臣在现实意义上作用要大的多。
3．“我明明白白你的心”——姚崇善度心之术
“下智者御力，上智者御心”。度心术历来就是权利场中人们极为推崇的谋略。唐朝“救时宰相”姚崇无疑就是这方面的高手，在与政敌的斗争中，他往往能将对方的心理揣摩得一清二楚，进而胜之，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
姚崇(650～721年)是唐玄宗时著名的贤相，他善于随机应变，谋定而后动。在其担任宰相期间，尽心辅佐唐玄宗，为“开元盛世”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涉及为人品德方面，他就不是那么老实厚道，让人起敬了。史书中批评他“权谲”，其实就是好弄权术，非常狡猾。这一点从其与政敌的斗争中就可以看个清楚。
在当时，魏知古也是一个名人，无论是功劳、地位、声望，都和姚崇不相上下。魏知古原为姚祟所引荐，后来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就嫌他碍眼了，将他排挤到东都洛阳，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对此，魏知古一直心怀不满。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曾被自己的父亲提拔，就去走魏知古的后门，谋取私利。魏知古到了长安，将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一向玄宗作了报告。
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就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如何?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了玄宗话中有话，于是采取主动，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不过，到现在我都还没机会过问他们呢。”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但听姚崇道出真情后，非常高兴。玄宗又问姚崇：“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姚崇说：“魏知古社会地位还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
我的儿子比较愚蠢，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偏袒他们，庇佑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顿时觉得姚崇为人高尚，同时也鄙薄魏知古，觉得他有负于姚崇，要罢免魏知古的官职。姚崇又请求玄宗说：
“是我那小畜生惹了祸，犯了法，陛下赦免了他们的罪已是万幸。若是因此累及魏大人被罢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是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才这样做的，这样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姚崇这句话实是非常讨巧，一方面让玄宗赏识其识大体，一方面又更加厌恶魏知古。果然没过多久，魏知古就被降职为工部尚书。
姚崇曾与张说一起担任丞相，但二人之间的怨隙很深。开元元年(713年)，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时任宰相的张说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进行弹劾，玄宗不允。张说不甘，随即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就丢掉了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张说恐慌起来，想去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抓住这件事，要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方便直接加以揭发。
一天，罢朝之后，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就好像有病的样子。玄宗看见，急忙叫住了他，问怎么回事。他说：“臣的脚扭了。”玄宗问：
“不是很痛吧?”姚崇笑道：“臣心里有个忧虑，脚倒是不怎么痛。”玄宗莫明，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宰相，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是有所谋划啊!我因此很担心。”就这样，张说的宰相当不下去了，被贬为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刺史。事实上，在姚崇同时代的人物中，张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是勾心斗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