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这个时候的朝廷并不仅仅是天启皇帝的，而有一大半是魏忠贤的。
孙承宗到达辽东后整顿防务，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
魏忠贤曾经很想和孙承宗合作，但这种合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孙承宗要听他的。当时的孙承宗在朝中的地位可非同一般，让一个正常的有本事的男人听一个非男非女的人的话，放在任何正常的人身上都说不过去。
可魏忠贤的执着让孙承宗很是恼火，这种执着表现在对其他大臣的杀戮上。魏忠贤本想通过杀那些鸡让孙承宗这只猴子跟自己合作。但他忘记了孙承宗可不是一般的猴子。这只不一般的猴子在魏忠贤先后派遣的亲信刘朝等以犒军名义行贿、拉拢他的时候，他怒发冲冠。天启四年，孙承宗准备借着给天启祝寿的机会，入朝弹劾魏忠贤。谁想，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魏忠贤的监视之下，在紫禁城门口，他被魏忠贤以皇帝的旨意禁止入觐。
孙承宗无奈地走了，不久，他就被皇上命令归故里，并且派专人护送。原因很简单，当时的魏忠贤想要谁走，谁就得走。
孙承宗离开了他的辽东前线，但是，他留给帝国的却是最好的成绩。天启五年，宁锦防线正式形成，明朝正式倚靠这条防线继续与满清对抗，而宁远一城，连挫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锐气，终清太宗之死，满清也未能逾越此处而入关。
在孙承宗督师山海关的四年里，一共修筑了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进营八，造甲胄、弓箭、炮石等器械数百万，开疆四百里、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明朝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辽东的形势稍稍开始出现起色。如果说，明帝国是凭借着孙承宗造就的这些后备才与清军继续周旋了十七年之久，并不为过。
当孙承宗再度出山时，帝国的辽东形势已经非常不好。他最为倚重的帝国将才袁崇焕在他出山不久就被崇祯皇帝囚禁，直至杀掉。
当时，袁崇焕的亲信祖大寿等愿以封爵和家族性命担保袁崇焕无事而不可得，遂决意率兵逃逸，崇祯皇帝大惊，以为祖大寿叛变。孙承宗却上书称：“大寿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满桂节制，因讹言激众东奔，非部下尽欲叛也。当大开生路，曲收众心。辽将多马世龙旧部曲，臣谨用便宜，遣世龙驰谕，其将士必解甲归，大寿不足虑也。”
过不久，孙承宗二赴宁辽东战场。据说，当边关将士闻听孙承宗来到时，忘记了饥饿和疲惫，欢呼雀跃。祖大寿知孙承宗督师，立刻率本部人马去麾下听命。辽左危局乃得以粗安，人心始定。
他离开边关已经四年，四年时间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斗志。当他到达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因为遵化等四城被清军占领。山海关进入京师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满洲人看见山海关已经无险可守，计划从山海关的后面攻占，如果这时满洲人此计得逞的话，明帝国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完蛋了。
孙承宗当然预料到了这一点，他采用他最善于的“筑造”方针，派人督造了一面墙，在上面放置了数十门大炮，平射来犯的傻乎乎的满洲人。
满洲人见无好处可寻，只好撤兵。崇祯三年五月九日，明军在孙承宗的统一指挥下，祖大寿、马世龙等诸将士奋勇杀敌，大败清军二大贝勒阿敏，阿敏本人于十二日，弃守滦州，六月三日之前，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都被明军克复。
此战结束后，孙承宗用他那洞若观火的眼睛看到了蓟辽备守的重要性，他请崇祯皇帝下令修复大凌河一带。事实上，这一举措在后来证明是最正确的。可惜，当时的帝国内部——兵部和内阁都大加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并且在他们看来，一点必要都没有。
满洲人却认为这很重要，在孙承宗与兵部和内阁的请求信件来往过程中，满洲人立刻派出精兵赶来。孙承宗没有办法，只好赶赴锦州，派出两员将救援祖大寿。但是，他派出的这两员大将都认为对方不怎么样，认为自己很行。于是，都想各自为战，满洲人就喜欢这个。在长山坡，两个人前后遭遇满洲人，一打就败。大凌河坚守一段以后，被守将祖大寿主动献出。
身为主将的孙承宗自然有逃不过的责任，但是这种责任是谁造成的，崇祯皇帝并不过问。他立即罢免孙承宗，并且，还因此把以前的功勋一并追夺。孙承宗并没有什么不快，可崇祯皇帝却认为，对孙承宗是仁至义尽了。
孙承宗被夺官闲住在家并没有闲着。他把帝国的安慰看成了自己的安危，甚至要高于自己的安危。他向崇祯皇帝写信，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我不在辽东，我也会心系辽东。并且，我主张这样那样，洋洋洒洒地写了所谓的《边计十六事》，崇祯皇帝闭着眼睛，在这位年轻的皇帝看来，你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一个失败者的建设性意见难道是想把我向火坑里推？
就这样，一位在辽东局势上最具有创意、在实际中最有效的战略家孙承宗闲了七年！
明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初九（公元1638年），满洲人四次入塞，像疯了一样地奔向高阳。我们最可敬的老人家孙承宗举枪大声呼喊，聚集了亲友故旧和乡人，准备和满洲人决一死战。
高阳城的城墙低矮，又加上孙承宗老人家的确不是在战场上拼杀的材料。满洲人很顺利地进入城中。在城破前，孙承宗老人家希望被自己招集来的人都去逃命，他自己留下来。但是，大家都希望他也走，他站在高处，望着京城方向，说了十三个字：吾深受国恩、有死而已！余非所问！
这十三个字要某人的《出师表》伤感一万倍，要比任何一个英雄的总结报告精彩出一万倍！
孙承宗的家人放弃了逃跑的机会，确切地说，是选择了一条通往天堂的路，通过英雄之门的路。城破之日，孙承宗举家殉国！
但是，这样一位老人家尽节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一点伤心之情，他只是很随便地给只了“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的待遇。
弘光帝登基后，才给了孙承宗谥号。这个时候的孙承宗骨头还在不在都已经是个问题了。
洪承畴不可能不会知道这位前辈，一位帝国的伟大人物不仅仅是在将来，即使是在当时，也是受人瞩目与尊敬的对象。可这位与满洲人周旋到死的伟大人物的下场是什么？
最后是袁崇焕，在已经无力挽回辽东战局的情况下，这位明帝国最有传奇色彩的指挥官吹牛，最终断送了性命。
我们不得而知，洪承畴从袁崇焕身上看到了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这些主持辽东的前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于是，他在被俘的情况下，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是投降；第二条是跟满洲人以死相对。
他处在了两难境地，任何人都不想死，任何人也不想被人戳着脊梁骨大骂。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一条路。因为这条路看上去，总能比他的前辈们那条路要好。虽然，不是很好走！
一副对联
洪承畴为大清出力的某一天，别人告诉他了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这副对联表面来看，并没有什么，但中国文字里有一种“谐音”。洪承畴看了半天就看出来，这是在赞扬刚刚死掉的史可法的同时顺便把自己骂了。
死掉的史可法其实在没死之前根本毫无名气，再直接一点说，如果不是他的那样死法，历史也根本不会记得他。此人是明崇祯元年的进士，后迁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最后升为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他率师勤王，到达浦口，就没有再前进。满洲人进入北京后，他跑到南方，拥立了朱由崧在南京称帝。他自己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如果说这个人一定要有点政治才能的话，那也只能是在他执政的初始。这个时候帝国的任何一位略有知识的人都会痛定思痛，想要挽救点什么回来。他任贤使能，设江北四镇。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朝的短短时日，南明便从风雨飘零中慢慢确定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过后来因为马士英不顾朝命，带兵入南京，又让他滚出南京，史可法没有办法才离开了中央。马士英这个败类在南京享福，史可法却跑到扬州去迎接满洲军队的到来。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他是一位支大厦于将颓、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未免太抬举他了。他所守卫的扬州城里的百姓在这个时候，不可能都那么齐心，真的想和满洲人死战到底。
但当时，他抱定的“城亡与亡”的决心的确激励了许多当兵的。围城的清兵统帅多铎数次致书他，希望他能投降，免得惹老爷发怒，城破之日屠杀百姓。
但这些内容史可法并没有看到，因为来的所有信件，他都不加拆阅就当众扔进火中。多铎见实在跟这位尚书谈不来了，就下令攻城。扬州城破之日，史可法想自杀，但他的副将史德威却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史可法就想逃出城去。他难道忘了吗？城中数十万百姓是根本逃不出去的。
可惜，在逃出城的过程中，与满洲军队不期而遇。史可法也真算是一条汉子，跟这些人大声叫道：“老子是史督师也！你们不配跟我讲话，把你们大头找来。”
满洲士兵并没有听他的，而是将他拖进了统帅多铎的营帐。多铎再次劝说：“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您却无动于衷。不过现在也好，你也努力为国尽力了，还活着，为我做事吧。你也不算卖国。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
史可法哈哈一笑：“我是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
多铎就又说：“你知道洪承畴吗？现在大鱼大肉大权地大大地有。”
史可法回答：“这个人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甚矣。我如何会效仿这个混蛋？”
多铎觉得此人若投降最好，若不投降，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把他杀掉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小至个人生死，大至国家兴亡，时时处处都凸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观。而当气节需要以生命来换取时，历代有志有为之士无不表现出一种慷慨赴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正如文天祥临死前在其衣带中所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史可法的确是死了，他死后，多铎屠城，城市的数十万百姓因为守城的人是民族英雄而付出了死的代价。
但这些百姓的死并不重要，中国人太多，死几个普通的百姓算得了什么。倒是史可法不应该就这么糊涂的死去。于是，在他死后的几年内，许多人都纷纷说他并没有死。
大概这些人的本意是好的，希望史可法的精神能永远存活下去。可用的方法却不怎样。——这是间接的宣扬迷信。
在这种迷信的传播下，就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据说，洪承畴此时狼狈不堪，立即下令把孙兆奎拉出去杀了。
史可法的死说明了一个道理：牺牲一个人，挽救一个民族的尊严，这是太划算的举动，也太深入人心了。可是，关键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死的。
洪承畴与史可法受到的教育是相同的，都是儒家的忠君教育。他们又在帝国的重臣，为什么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呢？
我们不想分析史可法临死前的不投降行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一定要有，应该是忠君思想在支撑他。我们也不想分析洪承畴为什么要投降，为什么不能像史可法一样赴死。
我们只是知道，史可法被颂扬了几百年，应该！洪承畴被骂了几百年，也应该！
但是，颂扬史可法的人和骂洪承畴的人如果在两个人的同一处境下，自己会做出什么选择来？是被自己颂扬还是被自己骂？
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臣民在帝国的黄昏就要到来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行为在今天来看，有对有错。
但若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面临着那种抉择，是生是死，我们有种选择吗？
洪承畴必将被万人唾骂，间接把数十万百姓送进地狱的史可法也必将受到赞扬。民族大义和几十万条性命比起来谁轻谁重，中国写历史的人自有定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