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3月23日，新四军军部决定：为加强苏南东路工作，调谭震林去负责组织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指挥，并将此决定转告中共江苏省委。27日，新四军军部又建议江苏省委调若干党的有力干部到苏南东路地区，加强党的领导和发展党的组织。顾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至苏南东路地区的。
抗战时期的苏南东路地区，位于京沪铁路（今沪宁铁路）东段，包括苏州、太仓、常州（简称“苏大常”）和江阴、无锡、常熟（简称“澄锡虞”）等，其大致范围是东抵浦东，南临太湖，西至锡澄公路，北濒长江，面积约一万四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一千万。这一地区是国内著名的“鱼米之乡”，经济富庶，地处长江三角洲，除西部有一些山丘外，大部分为平原和水乡，水陆交通便利，东接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上海，西通侵华日军总部和伪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敌我必争之地，又是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带。
谭震林化名林俊，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为“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兼任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在谭震林的统一领导下，苏南东路党组织放手发展抗日力量，以原有的苏常游击区为基地，东出昆（山）、嘉（定）、青（浦），西入澄、锡、虞，迅速打开了东路抗日的新局面。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和东南局的战略部署，以及东路抗日斗争新形势，决定将所属江南特委和外县工委划归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1940年5月，中共江南特委改称为“东路特委”。书记为林枫，顾准来到后出任宣传部长。
顾准在苏南东路的一年，计在苏大常区三个月（1940年7月至10月），在澄锡虞区九个月（1940年10月至1941年7月）。顾准下乡前夕，江苏省委在他家里开会，到会的省委领导有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王尧山四人，专门研究东路工作。林枫在会上汇报了东路特委的工作。
顾准到达特委时，林枫因病休养，一直没有返回工作岗位，东路特委就由张英主持。因为顾准的家还在上海，苏南又密迩上海，为慎重起见所以他在苏南一年中用了吴达人的化名。
作为特委宣传部长，顾准负责江南社，这是特委于1940年5月9日在常熟董浜设立的宣传机构，主办半月刊杂志《江南》和三日刊的《大众报》，同时还负责民训班和文教委员会；作为特委委员，他去过常熟县委、太仓县委，其中常熟县委前后去过好几次，参与指导工作。
江南社下设三个部：发行部、编辑部、出版部，正副社长为刘平若和傅学群。江南社人数最多时有上百人，其中许多工作人员，是从上海下来的。在顾准的过问下，江南社不但编印报刊（顾氏在上面发表过重要文章），还编辑出版小册子，如翻印了上海送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冼星海的《抗战歌声》等等。江南社的船只有十多条，船上设有流动图书馆，便于在水乡供抗日军民阅读，并出售从上海运来的进步书籍。这个船队，被誉为向敌人进军的一支“文化舰队”。
初来乍到，顾准不是忙于下指示，谈结论，而是出席有关会议，听汇报，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他不是就事论事地同意某些意见，提出某些意见，而是对实际工作情况有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审慎地作出某些指示。顾准自己认为，“我生长在城市，根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以农业生产而言，小麦和韭还分辨得了，棉花和豆子就不认得。以农村阶级关系而言，只有模糊的地主、农民的概念，农村中阶级的划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我是茫无所知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如何围绕武装斗争来组织各项工作，各项工作中如何贯彻党的正确政策，更无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参加领导工作，必须首先深入基层，向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学习，还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取得农村中革命斗争的第一手知识”。顾准这样思考，也是这样实践的。
顾准在苏大常地区工作三个月后，1940年10月，谭震林率东路指挥部移驻澄锡虞区，温玉成率“江抗”三支队同时进驻，顾准也随之前往。行军中，顾准与所率民训班学员编入三支队序列。行抵无锡县委的驻地梅村地区，和该县委的杨增会合。谭震林要顾准逗留在无锡县委几天，了解那里的工作。事毕北行，抵达设在寨门——祝塘地区的东路指挥部时，谭震林已和何光希、吴仲超等人商定澄锡虞地区的工作方案——建立“江抗澄锡虞区总办事处”，作为当地政权机构，成立党的澄锡虞工委，以顾复生为总办事处主任，顾准则被任命为工委书记兼总办事处副主任。
顾准负责的澄锡虞工委下辖五个县委，即江阴、锡北、虞西、无锡、沙洲县委及办事处。
在战争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顾准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入基层，每到一地，都结识到不少爱国志士，积极贯彻统战政策，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抗日出力，一些开明的中学校长与顾准结为好友。
皖南事变以前，谭震林只负责东路的工作。皖变以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四军第六师，以谭震林为师长。军委的命令发表后，谭震林去了苏北新四军军部，南返后又去路西十六旅，回到澄锡虞时，即改组“东路特委”为“路东特委”。这样开始把澄锡虞区建设为苏南中心地区。所以，新的路东特委成立时，从西路调来了吴仲超、彭炎、钱敏、谢明明、凌菲等人。
二
顾准则调离特委，转任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未几，敌伪大规模的“清乡”开始。1941年7月，谭震林决定让顾准去新四军军部另行分配工作。这样，他结束苏南的一年多的斗争生涯。
1940年7月，顾准离苏南去苏北之时，在上海逗留了约一个月。这时，他的妻子汪璧在上海做地下电台一类的工作，住在她那里不方便，就在“联义善会”父亲处住下。蛰居之中，上海的立信同事对他热忱问候，并予接风招待。不久，潘序伦还在重庆函嘱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按月送一百五十元给顾准的母亲。
该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派交通员送顾准到苏北根据地。到达军部已是9月上旬了，便在华中局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二三个星期。
9月下旬，苏北盐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骆耕漠来找顾准，他说早就知道顾准，要顾准到他的财经处工作。顾准对骆耕漠也不陌生。在沪期间，两人虽未谋面，但顾准知道骆在上海的社会职业是章乃器中国征信所，同时还是“中国农村派”的经济学家，和王纪华等在一起办过《生存线》杂志。顾准任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是骆耕漠向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推荐的。
当时的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为宋乃德，贺希明副之，下辖盐城、盐东、建阳、阜宁、阜东、涟东、淮安等七个县及一个涟灌边区办事处，它与淮海区统属于苏北地区。日军侵占苏北后，即抢占交通要道，逐步扩大伪化区。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是国民党统治区，并建有县、区、乡、保各级政权。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部分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后，与先期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进驻黄桥地区。后来，我军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韩德勤部的嚣张气焰。
“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央军委即发布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各部，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共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其中第三师兼苏北军区，由黄克诚任师长兼军区司令员，辖淮海、盐阜两个军分区。
当时财经处的任务是配合军事斗争，在根据地抓紧经济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华中局、苏北区党委领导下，骆、顾两位同心协力，很快统一了税收制度，实行进出口管理，依靠公粮、田赋和盐税、关税，加上厉行节约，使盐阜区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做到经济逐渐好转，军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同时，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逐步停止法币在根据地内的流通，以与敌伪顽作金融斗争。
顾准在盐阜区财经处工作的不到六个月期间内，除到阜东出差过一两次，去过涟东，到住得很近的阜宁县政府财经科去过几次而外，大都留在处内处理日常事务，做好作为处长的助手。因骆耕漠处长经常去华中局和区党委开会，所以处内的日常事务由顾准主持。对这段经历，骆耕漠后来这样说过：“抗战时期，我是盐阜地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兼苏北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副书记，那时顾准在沙家浜一带打游击。中央让他到延安汇报工作，并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到淮海地区转一下，然后再去延安。他去延安要经过苏北一带的封锁线，在等待过封锁线的机会时，他曾给我做过助手，任盐阜区财经处处长；他也曾在淮海地区行政公署任财经处副处长。我们就这样开始相识的。他从延安回来后，我又在苏皖地区见过面。”
当时的盐阜区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所在地，陈毅、刘少奇、饶漱石等领导都在那里工作。所以在盐阜区半年中，顾准参加了一些干部会议，听过刘少奇所作的《战略策略问题》和饶漱石所作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他从华中局党刊《斗争》杂志学习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等重要著作，通过学习，他接受了思想理论教育。
顾准认为，这些论著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阐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共产党人应具有的品质和作风。多年的斗争实践，使顾准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中谈到的问题，感觉灵犀相通。比如他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中尖锐地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十分赞成，尤其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到“过火斗争”（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害处时所引“利刃割体伤犹合，恶语伤人恨不休”，极其叹赏；对其中反对个人英雄主义，颇有同感。
在盐阜地区，顾准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在阜宁西北单家港小学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华中局全体委员，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约百人。刘少奇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分两个阶段召开。1月21日至2月9日开预备会议，主要由各根据地主要负责人汇报各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的经过及存在问题。2月11日至3月5日开正式会议，讨论第一阶段内容。2月16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根据地，与加强聚集力量以准备反攻敌人”，是我党我军今后一切工作的总方针，奋斗的总目标，并且根据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总任务，提出了九个具体任务。2月23日，陈毅在大会上作《论军事建设》的报告。
这次会议不久，顾准又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1942年，是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空前困难的一年。这年3月，顾准调任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
顾准担任此职，是由时任淮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提议的。行前，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找他谈了一次话，大意是白区工作的同志到根据地工作，起初由于不了解根据地工作规律，所以要注意虚心学习等等。
介绍顾准到淮海区工作的李一氓（1903—1990），是一位老革命家。在淮海区工作，顾准与李一氓过从甚密，意气相投，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淮海区，地处陇海铁路以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南面从淮阴沿盐河到灌云，面积共两万两千八百平方公里，它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根据地的纽带。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1938年起，党又在这里组织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活动。1941年5月，淮海军区成立，加强了地方武装工作的领导。从新四军三师十旅兼淮海军区开始，全区八个县已有六个县大队，几十个区中队。所以当地工作基础比盐阜区要好，几乎村村都有民兵武装，群众觉悟很高，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非常活跃。
淮海区财经原处长为程万里，原是民主人士章乃器任厅长的安徽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李一氓到淮海后，认为程负责该项工作，不能胜任，所以调顾准去加强财经处工作的。顾准到淮海区后不久，饶漱石出差淮南返回军部，路经淮海区，把陈易（原也曾在安徽财政厅工作，建国后曾任一机部部长助理）从淮南带到淮海区，并决定他任财经处副处长。陈易与顾准同事近一年，直到1943年3月顾准调至延安。据陈易回忆：“顾准知识渊博，见识卓著，思想敏感，文笔很好，具有高超经济理财才能，这在我相处的朋友中是很突出的。”他告诉笔者，顾准之所以调至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原因有下列几点：敌后环境很残酷紧张，而顾准有才华，值得进一步培养；顾准在淮海区的政绩明显，成立了银行，还有诸如税务、粮食工作搞得也很出色。
三
一路风雨兼程，顾准一行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43年到达延安。顾准他们进入延安的窑洞，稍事休息后，就都跳了出来，兴奋地跳着、笑着、唱着，尽情倾泻他们第一次踏上自由的土地的欢乐感情。
傍晚，他们参加了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会，许多机关学校的群众都自动整队前来参加。顾准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而又质朴的场面：台上挂着两盏汽灯，把简陋的黄土垒成的主席台照得通明，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秩序井然地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他们互相拉着号子，此起彼伏地“比赛”唱歌，有他熟悉的《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也有他第一次听到的《八路军进行曲》。此时此景，顾准深受感动，心情自然分外激昂。
顾准到达延安的时候，正在进行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顾准最初参加整风运动，是在苏北根据地淮海区。1942年夏，根据中央指示，敌后各根据地相继进行整风学习。学习内容以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为中心，并有二十二份指定的必读文件。
对于整风学习，顾准觉得很有必要，他认为自己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上触动最深的当然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在学习过程中，他“有的放矢地以主席的教导为武器，针对自己的思想实际，下狠心进行自我批评，切实改造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真正站起来思考的知识分子。
顾准以自己多年的经历对毛泽东所说的一番话体会犹深，并铭记于心。毛泽东的辩证思想，使顾准深受启迪，他立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特别是在晚年逆境中，他一直萦怀于心，上穷碧落下求黄泉，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探索“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他大声疾呼：
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虽然这是几十年后的后话，但我们不能不勾勒出整风学习对顾准思想形成的影响。
顾准到达延安之际，正值延安整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期。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是抗战力量的心脏。庄严雄伟的古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是教学、学校之城，除了中共中央党校外，还云集着抗日军政大学、边区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延安中央研究院、延安民族学院等机构。这里培养了大批夺取胜利所急需的人才。
中央党校当时的校长是彭真，在他主持下，党校具有极好的学习环境，形成了严谨求实的校风。顾准到校后，被编在二部十二支部，同学多数是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来自部队。几个知识分子党员分编在各小组内，每个小组都是工农干部占多数，具有丰富的从实践中得来的革命知识，顾准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而他们也并不因为顾准是知识分子而有所鄙视，相反却非常尊重，彼此关系十分融洽，有事相互探讨、切磋，其乐融融。
中央党校校部（一部与校部合在一起）有一座大礼堂，大礼堂门上镌刻着由毛泽东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这里，顾准等学员常去开会听报告。在顾准的记忆中，延安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到了延安，接受那里的熏陶、教育，使他受益匪浅。
整风学习初期，重在通读文件，强调有的放矢——以自己为“的”，以文件为指导，有系统地反省检查自己的思想。学校并不禁止读其他的书，但是每个人都迫切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所以都深钻文件，务求读通，顾准认为，“这大大有助于矫正我过去读书不求甚解的坏习惯”。
学习是宽松的，采取启发式、自由讨论式，而不是教授高头讲章，正襟危坐。除了部主任或校部负责人的辅导报告和传达上级精神外，各人自己读文件，写笔记，定期进行小组讨论。有时也把小组中争论不决的问题提上去，由部、校负责人做解答。
这一阶段大约经过了半年，顾准感到收获很大。归纳起来，学到手的有：一个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三个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一条路线（群众路线）；还有一种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对这些东西，顾准原本并非不知晓，但在延安则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掌握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使他终身受益。
人无压力不成器。在学习、工作两种压力下，顾准决心不辜负组织上和同志们的信任，奋发努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与工作中去。其时的顾准，既要读书，又要听课，还要做账，并要授课，每件事都非常投入。
1944年下半年，就在毛泽东所作的《学习和时局》报告之后三四月，正在延安的陈毅找顾准谈了一次话。
顾准是陈毅在苏北新四军时的老部下，陈毅是性情中人，爽快质朴，快人快语，他对顾准的才华颇为欣赏，并引为至交。
在和谐的气氛中，陈毅关切地询问顾准对于今后工作的意见，充分显示了一位老红军领导对青年干部的关怀，顾准幸遇这样的好领导，心情感到十分舒畅。他们一见如故，谈笑甚欢。
在交谈中，顾准首先主动承担了在淮海区敌人扫荡中当了逃兵的责任，说道：“我是犯了严重错误。”至于今后做什么工作，他表示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陈毅为了帮助顾准放下包袱，语重心长地说：“淮海扫荡，军部事前得有情报，并电告淮海准备。而淮海负责人却麻痹大意，未作反扫荡部署，你在这一事件中是没有责任的。”
其时正值亚洲和太平洋战争后期，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显胜利的曙光。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大势已去。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日本仍期望通过苏联的斡旋，谋求在对日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8月14日在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民全面大反攻和苏联红军强有力的打击下，以及美国原子弹的震慑下，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无条件投降。
这一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斗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牺牲换来的。
这天夜晚，八点钟左右，党校里的学员正在寝室里，忽听得喊声震耳，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出窑外看个究竟。
“日本投降了！”
胜利的消息传来，顿时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顾准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
啊，八年的梦想，如今实现了！八年的浴血战争，如今胜利了！
顾准不禁热泪盈眶，许多同志也流下了激动的泪花，他们在所住的窑洞前把破草帘点燃起来，形成团团篝火，以示庆祝。
遥望延河对岸的党校一部，迤南直到南门外的延大，各处均是片片篝火，山下还出现了长长一列高举火把游行的队伍。人们以不同方式尽情欢庆胜利。
整个延安，整个中国，顿时像一片沸腾了的欢乐的海洋。
确实，在全中国人的心里，此刻都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全国抗日军民的心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
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一心想独占胜利果实，妄图消灭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内战、独裁的乌云密布天空。
对此，顾准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他说：“我在抗战胜利的激动心情中不免怀有‘天下未定’的隐忧。”
几天以后，即8月13日，毛泽东为统一全党认识、明确党的方针任务，亲临中共中央党校校部，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顾准与党校二部学员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他指出：“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早定了的。”“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泽东的讲话高屋建瓴，目光远大。
顾准对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中所说：“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有了三四五六个大于江西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很可观”这番话，特别感到振奋。
这年8月下旬，顾准就是带着这种激昂的心情，踏上了回华中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