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干劲冲天、红旗招展的喜庆气氛中，1952年到来了。顾准高兴地规划着，在新的一年里，为上海创造更优异的经济成就，以更丰厚的上缴税利，支持全国经济发展。一个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正在向全国人民招手。
然而，就在1951年底，一场过火的政治运动——“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毛泽东看到许多干部陶醉于经济工作的胜利，忽视了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颇为忧虑。
毋庸讳言，建国之后，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下，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同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此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上海也紧跟中央的部署。这时由于刘晓离职休养已经两个月，上海市委由刘长胜主持。“三反”运动在上海初期批判的对象有恽逸群（《解放日报》总编辑，“文革”后被平反）等人。运动一开始，饶漱石就直接抓上海市的工作，并把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谭震林从杭州调来华东局。顾准这时曾和潘汉年、许涤新等人一起到华东局参加饶、谭召开的有关运动的会议。
至于市财税系统的运动，因为时逢年关，要征收1951年度的所得税，所以暂时推迟。市财委的运动与总的部署一致，开始清查副秘书长王纪华在香港办报时的所谓“账目不清”事件。至于顾准，则在运动开始时在市财委的会议上，检查了财政工作中的所谓“赤字财政”等政策性错误，以及个人的一些浪费行为。
1952年2月上旬，饶漱石调任中组部长，谭震林来沪协助陈毅主持华东局。陈丕显则被华东局调来上海任市委第四书记。饶漱石走后不到两周，陈毅从华东（南京）军区回上海主持华东局和市委的工作。陈毅未回沪前，华东局工作由谭震林主持。由于此时中央正开始号召开展“五反”（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而上海原来具体负责“五反”运动的是许涤新，许涤新却因为在家中浴室烧木炭炉洗澡，引起二氧化碳中毒，住院治疗甚久。而“三反”开始后，顾准只在机关内部做了一次应景式的检查，便非常顺利地过了关，正以轻松的心态负责财委等工作。谭震林便指定顾准代替许涤新，要顾准协助他负责上海的“五反”运动。为了及时指导顾准进行工作，谭震林与顾准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指挥关系”，并从各省调来一二十位地委县委干部，集合到顾准那里，开始筹划运动进行的步骤。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则与顾准经常交换意见，代表市委表态。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后，在华东局会议上对这一安排表示欣然同意。
顾准的自述说道：“谭积极布置五反，要我暂时负责五反运动。”嗣后，他便以上海“五反”负责人身份频频亮相。
2月3日顾准受市委委托，由上海店员工会副主席韩西雅陪同，前往店员工会“五反”大会作报告。次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顾准身穿中山装，伫立在毛泽东巨幅肖像下讲话的照片。
2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顾准针对“五毒”偷漏税问题撰写的文章。
2月20日顾准陪同陈毅、刘长胜出席上海产业工人“五反”大会；在会上号召全市开展“五反”，全体代表并通过了向毛泽东表示决心的电报。
当天晚上，顾准参加了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陈毅与谭震林在会上对上海市“三反”“五反”运动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迅速以坚决的积极的行动，克服运动中迟缓落后状态。批评在某些同志中所存在的错误。宣布无论任何干部，如果妨碍或阻碍运动的开展，都一定要从现有的岗位上撤换下来。陈毅还指出目前必须坚决打倒“思想老虎”、“政治老虎”，并特别介绍了华东军区部队“三反”运动中的经验，反复说明打倒“思想老虎”的重要性。在这次会议的会场上，顾准遇见了中央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他在中央是“三反”“五反”运动总负责人之一），并与他作了交谈。次日《解放日报》头版作了大篇幅报道。
“思想老虎”，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据2月22日《解放日报》的报道，大会“庄重地宣布说：目前，必须坚决打倒‘思想老虎’，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并掌握住‘打虎’的战略战术，才能使运动迅速开展起来”。自从有了“思想老虎”这一新提法，“打虎”工作容易多了，“三反”的打击面也大大扩展。
2月28日，顾准再次受市委委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讲话……这一切都表明，顾准当时深受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信任。然而，奇怪的是相隔一天，在2月29日，顾准竟突然作为“思想恶劣”、“与党对抗”的“三反”分子被揪出来了！
黄浦江混浊的水翻滚着，泛出发黄的水沫，像一根根伤感的巨弦，弹奏着无语的歌。冬天是寒冷的，只见西北风嗖嗖地直往顾准身上的各角落灌，他有点怕冷。上海电台正在播送着新华社的一份电讯稿。1952年3月4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一新闻（按：略有删节）：
纯洁党的队伍 严肃党的纪律
上海市委处分八个党员
[新华社上海三日电]市委在2月29日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上，宣布对于八个共产党员的处分决定。……有四个因妨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开展而被撤职的。
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在会议上说明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之后，宣布市委的决定：
（二）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消息一下子传遍了上海，人们感到震惊与困惑……
的确，1952年2月29日，是一个令顾准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他成了恶劣分子，并被免职。
这天晚上，全市处级以上干部，熙熙攘攘地来到福州路上的市府大礼堂开紧急会议。礼堂里人头攒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会议将具体讲什么，大家不停地往手心上呵热气。天气太冷了，连室内的温度也降至零度。大会开始时，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人们等待市委领导的讲话，顾准也在座。
岂知，为了“迅速地、坚决地搞好‘三反’运动，回答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会议刚开始，便如同要占领高地，政治攻势十分凌厉。主席台上宣布，上海市委已从高级干部中捉出八只“大老虎”，黎玉名列第一，顾准名列第二……众人闻言皆瞠目结舌，不敢言语。当主席台上继续宣布，顾准因有“阻碍三反”等一系列罪状，当即撤职时，顾准精神毫无任何准备，惊愕而痛苦地面对着全场干部向他射来的复杂目光，他是毫无思想准备的：既不能当场辩解，也无法进行申诉。一切都已经在市委书记话音落下时成为既成事实。顾准不明白组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晚年在自述中这样写道：“这次宣布，对我是完全突然的。”
接着刘长胜讲话的是谭震林，他在讲话中有一句话是“顾准是孟塞维克、潘汉年是布尔什维克”。
身临其境的顾准之弟陈敏之追述那一幕时说道：
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召开宣布黎玉、顾准等八个党员撤职或开除党籍处分的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的。当时除了震惊，也感到愕然。我相信他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无关，但为什么要给他这样严厉的处分，实在不能理解，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我至今还记得，就是召开这次大会的前一天，顾准还在电台上作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广播讲话（顾准遗留下来的自传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受谭震林委托，暂时负责‘五反’运动的领导，并在谭和顾之间建立直接的指挥关系，此事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陈毅同志的欣然同意”，可以证实我的记忆并无错误）。可是，相隔一天，一个“五反”的领导者，为什么在“三反”中被撤职，我不能不感到意外。不过，事后从来没有问过顾准本人，因为我怕触动他这个伤痕。其实，对顾准本人，也是十分突然的。当时市委负责人之一的陈丕显曾询问他对处分的意见，顾准直率地表示了“感觉十分突然”。事隔二十二年，1974年9月，离他去世前两个多月，我和他在北京有过一个多星期的盘桓。在他对一些往事并不轻松的回忆中，“三反”中他为什么被撤职，我才第一次有了一些了解，原来这和上海税收方法之争有关……
当时，许多干部与陈敏之一样，对顾准这样一位领导干部被处分，都感到十分不可理解。就拿陈丹晨来说，他认为，就是这样一个上海财经界的重要领导干部，在“三反”运动初期的一个早晨，人们打开报纸看到忽然被加以莫须有的可怕的罪名而撤职了。这对机关上下的人们震动实在太大而都惶惑不可理解。同时被撤的还有《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等七八个人，都是上海各界的重要人物。当时开展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报纸所说的这几个人的罪名都与这三个方面毫不相干。从此再也没有人在财税局的党内外向人们作半点解释和交代。这样，一个人就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毫不夸张地说，从此开启了党内无序斗争之先河。
当年的《解放日报》曾把除黎玉、顾准两人以外所有“大老虎”的问题，一一予以公布。与顾准有密切关系的王纪华被公布为：“王纪华同志是职员出身，与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在各项工作与斗争中，未得到彻底改造，致敌我不分，缺乏共产党员的原则性……他对于比自己的职位稍高一些的干部，阿谀逢迎，唯唯诺诺。对下则又神气活现，炫耀自己，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丑恶习气。他对顾准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每逢和顾准在一起开会总看顾准的脸色说话，如果自己的意见和顾准的意见不一致，一看顾准不大满意，就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例如有一次顾准提议成立工商经济调查处，调市财委秘书处副处长去担任处长，王纪华和其他同志都说：‘精简节约了，很多地方还要合并，调处一级的干部要向人事局请示。’顾准看到他的意见有人‘反对’即发脾气。王纪华马上改变说：‘顾主任，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成立好啦。’当财委党支部对顾准的错误思想展开尖锐斗争时，他却面面俱到讲些应酬式的意见。同志们反映‘王纪华没有立场，总跟着顾准的屁股跑’。”报道最后涉及了王纪华居住较大房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问题……由此可知，如何对待顾准，已经成为划分政治立场的标准。顾准问题的严重，可想而知。
可是，顾准突然被撤销一切职务，却直至“三反”结束，也未见任何报刊和文件公布错误事实，不免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长期以来，对顾准被撤职的内情猜测颇多。《解放日报》只说，顾准“阻碍‘三反’被撤职”。可是，老干部们都不同意这种说法，也从未听说他的此类言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野心膨胀，公然宣称：‘三年之内当市长，五年之内当总理。”然而，顾树桢（时任上海市财政局预算处处长，后曾任立信校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则证实，顾准撤职挨批后，他曾亲口问过顾准：
“你到底说过‘三年之内当市长，五年之内当总理’这句话吗？”
“你这个人啊，没有经过政治风波。运动期间，什么事情都会出来的！”顾准没有正面回答，却以只有见识过延安整风的人才说得出的一句话作答。
顾树桢说：“顾准这样回答我，显然是说明他没有讲过这句话。”而顾准本人，也一向坚决否认他说过如此离奇的话，并为此多次辩诬。他在自己的历史自述中写道：“这句话流传了很久，其实绝不符合事实。”“要当总理之类，不仅没有说过，更绝未想过。”
据顾准自己表明，可以捕风捉影的事只有一件：1951年，中央曾大量抽调地方干部去中央部门任职。期间，中财部曾想调顾准担任预算司长。陈毅征求他的意见，他回答：“我服从组织决定。如果我自己可以表示意见的话，我是上海人，愿意在上海工作下去。”陈毅同意顾准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同事间闲聊，都将调中央部门戏称为“入阁”，互相询问：“你何时‘入阁’？”顾准便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发了一句议论：“‘入阁’以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仅此而已。
顾准认为，他的被撤职，其实与上海税收的“民主评议”的争论有关，“民主评议”不可避免地带有随意性，而顾准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依法“查账征收”，并下大力气建立了划区分片的税务专管制度（沿用至今），这种“不依法”还是“依法”的争论，以顾准去职而告终，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经济工作长期存在的一种陋习即“随意性”。而事实上照顾准的做法，1952年3月顾准被突然撤职时，上海市入库税收三万亿（旧币），较1950年增加十倍，这难道是“民主评议”能够办到的吗？
二
过去和现在，绝大多数知情者都认为，顾准被突然撤职的根本原因，是他曾以激烈的态度与中央有关部门进行税收方法之争。只有此事，可以与处分决定中的“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屡经教育仍毫无改进”，不脱干系。
1974年9月，顾准在与他的弟弟陈敏之交谈时说过，“三反”以后，陈毅曾召开过一个处以上干部的座谈会，听取大家对2月29日市委处分决定的反映，当时一位担任副市长的民主人士对顾准这样一位有才干的同志受到撤职处分表示惋惜，他毫无顾忌地当众反映：“有人认为，顾准被撤职很可惜。”
一位对顾准受撤职处分起决定性影响，也是某大区的负责人当即在会上表示：“顾准不听话。再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这样，顾准因“不听话”而断送乌纱帽的看法，就非常普遍了。而据陈敏之介绍，顾准本人追述这件往事时，也曾直言不讳地陈述类似推论。他以平静的口气列举了一些事实来证明，他的撤职确与那场税收方法之争有联系，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虚妄之说。
说来似乎有点像天方夜谭，令人惊异的是，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顾准获得彻底平反，仍然没有公布他1952年受处分的事实依据。据陈敏之介绍说，1985年，顾准的子女和他一起向上海市委提出复查顾准冤案时，经办的同志受理后告诉他们：
“‘三反’中顾准受处分，在市委的档案中找不到有关的书面正式文件，唯一能找到的根据就是《解放日报》发表的消息。”
因此，1985年，上海市委为顾准恢复政治名誉的批复，只能使用“撤销1952年2月29日市委负责同志在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上宣布的撤销顾准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云云这样的措辞。后来国务院批准时，也没有补充新的说法。
五十多年来，竟没有任何一份文件可以说明，处分一个高级干部的具体依据和错误事实。而当事人顾准本人，为此蒙冤几十年，直至含冤逝世，也弄不清楚自己长期遭受厄运的确切原由，确实异乎寻常。
其实，不正常的现象，早在1951年12月，“三反”运动之初，就有蛛丝马迹。顾准在他的自述中披露：一向稳重的潘汉年，数月前还多次提名顾准同志担任市府秘书长，却突然在12月的一次市府会议上，当着顾准和许多干部的面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口头检查，大意是：顾准的工作是我建议的，建议不当，任用非人。
顾准听后非常纳闷，事后专门到武康路99号潘汉年家中登门请教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潘汉年却并未进一步解释，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了几句。顾准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只好不了了之。此后，一切却又迅速恢复了正常，顾准并担任了“五反”工作负责人。然而，联系起来看，某些方面的负责人对顾准很有意见，并千方百计想撤换他，这是不容置疑、早已存在的事实。今天，自然已无必要对此进行具体考证。后人只需记取，极“左”路线对人的随意伤害，是何等沉痛的历史教训。
“文革”结束后，华东和上海在“三反”中被打倒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如黎玉、顾准、恽逸群、温仰春、黄逸峰、曹漫之、李剑华、王纪华、陈公琪……不仅得到彻底平反，并受到普遍尊敬和怀念，的确发人深省。
从顾准被撤职这件事上，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前面提到的一位对顾准受撤职处分起决定性影响，也是某大区的负责人有一次在他领导的大区的一个干部会议上又说：
“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
如果仅从表面上看，这位负责人前后两次的讲话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只要串起来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他是在告诉你，承认你是有能力的，但必须服从领导这是最根本的前提，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你什么都有了，锦衣玉食，前程似锦……否则连饭也不给你吃。
陈敏之证实说，1959年初，他曾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会议（那时陈云担任全国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会后在回上海的火车上，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向陈云介绍“他是顾准的兄弟”。在闲谈中，谈到顾准，陈丕显对陈云说：“顾准就是不服用。”于此可见，驯服工具论是深入人心的。
除了陈敏之所指出的党内存在的弊病之外，还应吸取的有：各级党政对税收执行的不正当干预，不能保证税收的正常实现。
但是，中财部所拟定的税收方法，还是受到最高当局的指责。这里提供一个史实：“三反”以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即“1953年夏，在一次重要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富农的让步和暂缓发展社会主义化的农业。但是，毛所谈到的最尖锐的问题是同高岗事件牵连在一起的新的赋税制度，这一制度由财政部长薄一波于1952年提出，它减轻了私营资本家的纳税负担。毛泽东认为，这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2月29日晚上，撤职大会散会后，顾准慢慢走出会场，不知道可以到哪里去，又能向谁去探询缘由，倾吐冤屈。他不想马上回家，他蹒跚着来到市府三楼，他暂时还能使用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没有参加会议的妻子，他今晚有事不回家，便独自坐在沙发上，一支连一支地抽着香烟，沉思着。秘书刘方锦已经获悉此事。他十分同情突然遭遇重大打击的首长，便默默地陪着顾准一起坐在办公室里。顾准端坐着始终不说一句话，刘方锦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夜里没有暖气，冻得两脚都发痛，顾准却一步也不挪动，始终在继续着自己的思考。整整一个通宵，都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度过。次日黎明，顾准乘别人还没有来上班，就静静地独自离开。刘方锦追上来，小声问他去哪里，顾准没有回答，使劲推开了市府的大门。
顾准被撤职后，从1952年3月起，在家闭门谢客，达两三个星期。此刻，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处惊不乱的习惯。表面上，与往常没有异样，然而，心中的思绪却如脱缰的马匹，不停地跳动。
一刹那间，阳光、鲜花、掌声、赞美消失了，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疑问和不解！
也许，从那时起，顾准在默默沉思，昔日创造的荣耀将永远成为过去，埋在心底，今后漫长的历程将有可能会充满不平与坷坎。很显然，“三反”的处分，对顾准当时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曾经自述，在那些日子里，闭门家居，“除写成一份检查报告而外，别无他事。心情烦乱，情绪消沉，什么事也做不成。常常竟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和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二三个星期之后，市委决定‘三反’中撤职的高级干部一律集中沧州饭店（今锦沧文华大酒店的前身）居住，那里人多，市委没有派人组织学习，就竟日下棋，消遣时光。沧州饭店住了一月，又回到家里，找到几本初等几何开始学习数学。自此以后，直到1955年，进中央高级党校为止，除工房工程处和洛阳工程局两段，又朝夕投身工作而外，业余时间全用在学习数学上。”顾准笔下的情景令人感到不堪苦涩。
好在相濡以沫的妻子汪璧，十分理解、也十分信任他，非但没有半句责怪之言，反而送来许多安慰和鼓励。汪璧帮助顾准度过了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并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与顾准相互扶携，从容应对惨淡的人生。这是对顾准极大的支持。在他们夫妇的精心隐瞒下，孩子们对这一重大变故，竟长时间一无所知。顾准的长子顾逸东回顾说：“直到1957年父亲被彻底打倒前，我们都不知道父亲曾被撤职。父母亲着意隐瞒，是觉得我们还小，不想让我们心里受到一点伤害。他们互相安慰，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后来才听说，父亲‘三反’受到冤屈后，某次在家中摔坏了一只茶杯，可见心中的郁闷与愤慨。”
顾准自1952年3月起至1953年离上海到北京为止，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会议，就连在市财税局的检查，也是由接替他在市财政局位置的宋季文（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代作的。而检查内容竟是“三反”运动最初阶段，顾准所作检查报告中提及的“赤字财政”等鸡毛蒜皮之类的零碎问题。在顾准看来，“由接替工作的人代撤了职的前任作检查，是极其罕见的事例。发生这样怪事的确实原因，我至今还弄不清楚”，顾准说这话时在60年代。
而且，更怪的事还有，当顾准住在沧州饭店时，宋季文前去探望，他对顾准说：“你写的检查报告完全不必要提民主评议问题。”
可能，宋季文也得到某种压力。但现在这只是一种猜测，无从稽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