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7、8月间，中财委主任陈云到上海市主持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研究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顾准参加了这一会议。
在此之前，即7月24日，上海遭到三十年未遇的特大台风暴雨袭击，海堤受损严重，江水倒灌，市区受淹，市府大厦内水深过膝，大量档案、税票、凭证遭到水浸，情况十分紧急。
次日凌晨，顾准、朱如言等局领导立即从愚园路寓所涉水赶到机关，带领全体人员利用各种盆桶，奋力排水，抢救了全部档案，及时烘晾，避免了损失。
一位中年女工作人员对此感慨地说：
“国民党官僚架子大，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共产党的接管专员，不但平等待人，还和我们一起泡在水里抢救财产。这是我们难忘的事。”
以上只是一段插曲。这里要说的是，当时上海解放不到两个月，还比较混乱，就在中财委（即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刚刚搬进九爷府办公的一周之后，经中央决定在沪召开全国各大解放区财经会议。
陈云随即率领宋劭文、钱之光、曹菊如和秘书周太和匆匆启程，乘火车前往上海。专车驶进上海时，曾遭蒋机袭击，冒险进沪开会，可见情形何等紧迫！
为什么在如此紧迫情况下召开上海财经会议？原因有二：一是上海刚刚解放，外有帝国主义军舰封锁，出不去，进不来；二是城乡交流受阻，物资进出不畅，困难很大，请求中央帮助，建议中央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西北、东北参加的财经会议，研究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会议还邀请了即将进军两广、西南的野战军代表参加，实际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的财政经济会议。
陈云同志在会议上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帮助南线解决困难，同时交换一下意见，看看明年全国的财经情况怎么样。会议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一是研究解决上海的困难，要求各地区大力支持；
二是了解各地区的困难情况，估算8至12月全国财经形势，研究应采取的措施；
三是预计1950年全国财经状况，提出财经工作的初步设想。
上海财经会议7月27日开始，8月15日结束，历时二十多天。
会议的第一周，主要由各解放区和上海汇报情况，提出问题，摸清困难所在；从8月1日起为正式会议，分为金融、贸易、财政、综合四个组进行讨论，形成了一个《关于若干问题的共同意见》草稿，提交大会讨论；会议的最后一周，8月8日，先由陈云同志将初步形成的《共同意见》向大会作了报告（即《陈云文选：1949—1956年》中的《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一文），并组织大家讨论，最后，8月15日，陈云同志代表大会作总结报告（即《陈云文选：1949—1956年》中的《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文），大会结束。陈云同志回到北京后，向中央作了报告，并向中财委的同志做了传达报告，实际上成了中财委以后工作的纲领，全国的财经工作从此逐步展开。
会议期间，顾准悉心聆听了陈云的报告，并予以领会。陈云与顾准是老相识了，他们早在延安时就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1944年3月，陈云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在他领导下，开办了会计训练班。这年夏天，顾准结束了在中共中央党校校务部的会计工作，于是便由陈云点将，调去当会计教员。陈云把顾准介绍给会计训练班的章夷白，称顾准在会计教学上颇有造诣。陈云非常重视边区的财经和会计工作，认为搞好这方面工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他要正在党校学习的顾准协助他工作。
暌违数年，变化不小，彼此都十分挂念。陈云特地约见顾准。
陈云在他下榻的位于外白渡桥旁的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四楼，专门与顾准畅谈了几次。他亲切地询问顾准离开延安后的种种情况。顾准高兴地向陈云一一进行汇报，并特别介绍了上海这一阶段的财政税务工作。陈云对顾准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又微笑着，对1949年内上海税收指标提出了明确的任务数字，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顾准对此已胸有成竹，他根据当年6、7月份的收入实绩，毫不犹豫地表示保证完成陈云下达的任务。陈云听到顾准如此肯定的表态，十分满意，给予充分的鼓励。
他们在谈话中间，谈到了当年在延安期间的峥嵘岁月，犹感近在眼前。顾准还向陈云汇报了他对财政平衡、财政推动国营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国营企业财务管理等问题的设想，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意见。并写成书面材料递交陈云带回北京研究，陈云对此深表赞赏。
顾准没有在陈云面前说大话。经过他和大家的不懈努力，自1949年10月起，上海财政收支便取得了平衡，税收实绩也稳步提高。从此，上海便承担了向中央财政上缴巨额资金的重要任务。
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顾准为了贯彻会议精神，他开始关注国营企业。
顾准早在山东工作后期，就痛感根据地“公营”企业存在的弊端。解放后，这些公营企业理所当然成为国营企业。顾准认为“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据笔者了解，这是党内首先敏锐地发现这一问题的第一人。
如今，企业财务管理可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是五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恰好证明顾准的超凡卓识。在企业管理中，财务管理关乎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控制等工作。
在顾准看来，国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应该做到：其一，合理筹集和使用资金，对企业成本进行分析和预测。加强会计核算的基础工作，制定一整套的会计核算体系和成本核算方法；其二，要正确地、及时地、完整地记录和反映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为企业领导和上级机关提出可靠的会计核算资料；其三，充分利用会计核算资料，分析企业的财务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情况，总结经验，挖掘潜力，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改进工作，提高财务会计核算的经营管理水平。（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起码要求。）
为了加强国营企业财务管理这项工作，并尽可能摸索一些经验，顾准向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兼任上海市副市长）和华东财政部部长陈国栋两人，提出在华东财政部内设立“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的建议。这一建议，得了曾山和陈国栋的鼎力支持，并决定，由顾准兼任处长（这时顾本人已兼任副部长）、汪璧任副处长（因她对上海的会计界比较熟悉），联手成为“夫妻档”。
这样，华东财政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从无到有地成立了。不久，通过顾准充分利用其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从社会延聘一批“懂得企业经营管理”、“懂得企业会计”的各界知名人士，约有二十多人。
随着华东财政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的运作，开始和华东各省特别是上海市工业、交通、商业各部局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了经常的业务联系，予以业务指导和商榷。1949年10月以后，顾准因有他用，离开该处。她的夫人汪璧仍留在该处。不久，陈国栋调朱楚辛接任处长。而汪璧不久因产假离职，假满后来到上海市税务局工作。回顾这段往事，顾准写道：
我在这个处的时间太短，无法估价这项工作，我只知道，各大区财政系统建立这项工作的以华东为最早。中央财政部组建财务司的时间我不知道，恐怕是通过苏联专家的帮助，不久这项工作也就在全国范围建立起来了。
在顾准的心目中，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不重视财务管理是没有前途的。
二
上海解放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一副烂摊子：生产停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面对严峻的形势，顾准不止一次地阐述了组织财政收入的指导思想：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为。
在上海税务系统的“三局合并”之前，顾准在陈智方、王良的支持下，先在货物局进行整顿，使货物税征收走上了轨道。对直接税的征收，顾准则采取了“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方法，第一期两个月的营业税实绩可观。对此，人们用惊叹的口吻说：这是“人民政府崇高的威望”的结果。
但是，上海的税收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比如有些人对人民政府税收制度表现为还很不理解：“每个城市在接收后的几个月内，商人和企业家，尤其是前者，成为一种相当沉重的累进税的对象。这项税无空子可钻，因此很多人提出抗议，但共产党人不为所动，他们认为过去由农民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负担，现在该由城市作贡献了。但农村仍在作出自己的贡献，新解放区要缴纳13%的谷物税，老区则为20%。”
针对这种情况，顾准需要做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积极贯彻党的对民族工商业实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还非常注意自己财税人员的队伍建设。在狠抓税收业务的同时，顾准十分注重政治思想教育。
有一次，顾准对他的老部下陈新华说：“我总是觉得自己一个脑袋实在不管用，接触面不广，考虑问题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把全局员工调动起来，号召大家面对严峻形势，都来动脑、动口、动手。”
说着，只见顾准拧着眉头，紧闭着嘴唇，额头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忽然，他伸出左手狠劲地往下一劈，朝陈新华道：
“对，来个‘大脑袋’活动！”
“什么叫‘大脑袋’活动？”陈新华很纳闷地发问。
“集中所有人的脑袋，溶每个人的智慧，这岂非是个‘大脑袋’？”顾准笑着说。
于是，“大脑袋”活动开始了。每到周六下午，全局员工都要到当时位于外滩6号大楼的上海市税务局局本部学习。
顾准亲自上大课作报告。说是报告，更确切一些讲是谈心！
因为顾准讲话从不用稿子，而是针对大家的思想动态坦诚地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谈心里话。同志们根据局长的讲话，随时可以递张条子，写上三言两语都行。每当此时，顾准总是详细地作出解答，然后像珍藏一件宝贝似地把这些凌乱不堪、毫无规则的小纸片小心翼翼地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为了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他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多少次，他总是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午饭，一边却在用心地听着汇报。有一天，陈新华觉得他实在太辛苦了，便主动为他写好了上大课的稿子。他接过稿子翻看一下，低声地问道：
“这次报告是你做还是我做？”
“当然是你局长做呀！”
顾准笑笑说道：“既然是我做报告，那就应该我自己动脑筋，自动笔头，怎么能叫你代劳呢？”
他语重心长地继续说：“作为一名党的宣传干部，要紧是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收集群众对我们工作的反映。至于对我，你们只需提供报告的素材就可以了。”
在心与心的撞击下，即便是块石头也能融化。一位头发花白的员工激动地说：“我做了半辈子旧机关的小公务员，从来就是在局长面前低头听训，而现在却是局长和我们一同商量，上面没有官架劲，下面没有畏惧心，共产党的局长多好啊！”
顾准倡导的“大脑袋”活动激发了广大财税干部的主人翁思想，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从此，财税工作就更上层楼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财税局，只要顾准局长一作完报告，大家都兴高采烈，议论纷纷。一次，当听完顾准的报告，同志们都在私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有的说：“局长不是常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吗？怎么还称我们是‘留用’呢？”还有的说：“说我们是‘留用人员’根本上就是给我们划了条界线。”
的确，当时刚接管的税务局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从旧机关转过来的，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他们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温暖，然而这种幸福感又和他们心中不应有的自卑感交织在一起。一些人甚至还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是国民党机构走过来的，新领导未必会对自己以诚相待。所以他们似乎心情显得沉重。而这种心情是一种长期压抑在心中的委屈，抑或是因顾准又不时称他们为“留用人员”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
这时，有人赶紧将这些群众流露出来的思想反映，告诉了顾准。
顾准听后，目光变得十分严肃。他自责：“我没有注意，太不注意了。伤了群众的自尊心，我应该向他们检讨。”此时，人们从顾准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歉疚的神色。
果然，在下一周的报告会上，顾准专门就“留用人员”的称呼，向大家作了检讨。
“同志们！”他用比平常高出几度的声音深沉地称呼大家。“作为一个领导，我曾错误地称呼你们，我向你们道歉。”
他接着说：“你们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你们曾经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才到旧机关工作。但在新社会，你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了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我们就是革命队伍中的战友，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同志。‘同志’，是我们革命队伍中最光荣的称呼，我们应该互称同志才是。”
场下的许许多多财税干部流泪了。这泪水洗涤了他们心中的委屈。这泪水是得到信任后的涌泉，这泪水更是对共产党的局长真诚坦率的回报。
据顾准的警卫员回忆，其实当夜，顾准也翻来覆去没法入睡，他失眠了……
自此之后，“局长检讨”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全局上下传为美谈。人们从心底里激发出一股暖流，大家尊敬顾准，因为从他身上更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呵，这个局长了不起，没说的。”
“有水平，是块当官的料。”
那段时间，人们都在这么说。
顾准在上海财税局的所作所为，常为人们所称道。据著名作家陈丹晨回忆：
我正是怀着这种久违重见的心情阅读顾准文章，一方面为他的睿智深邃、目光如炬、超前机锋的卓识而惊叹折服，另一方面又常勾起青年时代的一点回忆，更得倍感亲切和伤感。五十年代初，我才十九岁，第一次参加工作就是到上海市财政局，先在基层做税收员，后又做办公室的秘书。顾准是我们的局长，还兼任直接税局、货物税局的局长。这三个局不断有各种征税的通知公告张贴在大街小巷，刊登在各报，每次都署有正副局长的名字。尤其是街上的布告署名还常用套红的签名，非常醒目，顾准是三个局的局长，他的名字更是频频出现，成为大家熟知习见的。当时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几乎都是抱着热情的幻想把参加工作视作投身革命，对顾准这样的老干部更是用一种仰慕崇敬的心情去看他的。虽然因为职务关系相距甚远，没有什么直接接触的机会，但是听他讲话做报告还是常有的事。他讲话不用讲稿，也很少用空洞的革命词句来装点门面，更多的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陈丹晨的激情满怀的话语，说的完全是实情。
三
现在，如果读者有耐心的话，不妨介绍一下顾准1949年5月到上海工作后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最初接收上海后，顾准被安排住在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的房子里，坐落在愚园路1182号。
这是一幢很有气派的“花园洋房”，院子门口设有门房，屋前有一块长约五十米，宽约二十米，可以当网球场的西式大草坪，屋后也有大片空地，环境幽静。院内种着许多花木，几株西洋玉兰树紧挨窗前。主楼内铺着柚木地板，前厅设有一个放置鲜花的花坛，共有大小十几间房间。院子的北部、东部，各有一幢两层的副楼；北楼底层是汽车库……
同住的有三家：顾准之外，还有朱如言、王纪华和王良（后两人先后住过）。顾准一家住在洋房的二楼。他们夫妇住一个大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住一个大间，另有一个大间是顾准的会客室。两个小间内，分别住着两个警卫员和两个保姆。靠楼梯口，还有一个很宽敞的会客室，因为顾准会见的客人特别多。三楼另有一个小间，也属于顾准家使用。这样的居住条件当时在上海属于比较宽裕的。驾驶员住在北副楼的二楼；东副楼就这么空着。顾准曾经开玩笑说，这幢住宅的标准，简直就像一个大官僚的府第。
解放初期的高级干部，过着一种很奇特的生活。他们住在高级住宅里，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顾准进去后，根据他的要求，原来所有的豪华家具立即被总务人员拉走，另找了一套极普通、也极简单的家具送来。去过顾准家的人，现在都能回忆起，那是一套连一般中等家庭都不如的家具，只是够用而已。唯一特别的是，按照顾准有一点洋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夫妇的卧室里，在床头柜两侧各放一张单人床——这是外国人经常采用的卧室格局。而母亲和孩子们合住的房里，则挨墙摆着一溜木架床，靠门口放着一张饭桌，那是他们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客厅里除了几张沙发和茶几，显得空空荡荡。顾准很喜欢这种俭朴实用的生活。
这时顾准已是五个子女的父亲了，陈敏之后来为我们介绍了顾准添嗣的一些情况：
1937年前后的两三年中，顾准曾经有过两个男孩子，都在不满两周岁时夭折了，患的是同样的脑膜炎症。我没有听到顾准和我谈起过他的这两个孩子和他对丧失这两个孩子的感受，不过我确实在无意中看到过汪璧在两个孩子夭折以后所写的书面材料（是否系日记，现在已不复能记忆），这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在丧失了自己心爱的孩子以后用血泪写的，深沉的悲恸，读了令人摧折心肺。
中国民俗有这样一个规矩：为了使孩子容易成活，常常给孩子起一个贱名。因此顾准以后生的几个孩子依次起的乳名是稖（bàng）头（苏北方言玉米的土名）、小米、高梁。五个孩子的学名分别是淑林、逸东、南九、秀林、重之。从学名可以看得出来，一、四是女，其他三个是男。稖头1942年底或1943年初生于苏北淮海区。1942年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也是解放区最艰苦的时期。为了渡过困难时期，全国解放区一律执行精简方针，因此，稖头生下来不久，汪璧就携女回到上海，和祖母一起生活（汪璧1944年重返解放区，孩子和祖母留在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当时全国有和平可能，经组织批准，我到上海接我母亲和稖头到解放区，此时顾准已从延安回到华中解放区的淮阴，顾准一家在这里团聚了。可是好景不长，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烽火又重新燃起，我母亲以年近七旬的高龄，在内战的硝烟中奔走，从苏北到山东，由鲁南而胶东，最后被迫冒险渡过渤海湾到大连。这时，汪璧又生下了小米，小米学名之所以叫逸东，我虽然没有直接问过顾准，不过，我推测是蕴涵有被迫东撤大连的意思。
1949年，南下解放上海以前，顾准又添了一个男孩（高梁），进入上海，添了一个女孩（秀林，乳名五五）、一个男孩（重之，乳名小弟）。
顾准和汪璧那时风华正茂，是普遍受到尊敬的革命干部。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健康活泼地成长着。老母亲为主操持家务。一家人生活得十分愉快。周末，倘若顾准回来较早，家里总是融融一室，欢声笑语不绝。顾准有时还爱和孩子们一起做做游戏，给他们讲革命故事。
顾准在上海与其他进城干部一样，实行供给制，所以一家人除居住条件稍为优越之外，维持温饱不成问题。在生活要求不高的顾准看来，这样的生活是相当不错：“那时的供给制发给高级干部的生活费是不低的，家属每人都有一份供给，孩子有保姆。我有专用汽车，有一年，公安局给我配备了两名警卫员。我住的那所房子归税务局总务科管理，设置了一名看门人。这样，直接间接为我服务的有关人员有六人之多：警卫员两名，保姆两名，司机一名，看门人一名。”
顾准一家饮食起居也无什么特殊之处。他吃饭不吃小灶，中午到市政府大食堂打饭。晚上如果要开会（据顾准回忆，晚上开会，特别是在1950年，是十分频繁的），则预先随便买两个葱油饼权作点心，点点饥。会后回到家里才吃晚饭。但是，顾准参加宴会的次数也不少，如1950年4、5月到1951年初，他与市工商联的资本家代表常常要协商税务工作，开会总在上海大厦，会后常有便宴。这样他便把那两个葱油饼包好带回家去，作为次日的早点。
据当时的同事回忆，顾准举行宴会时，换穿一身整齐的中山装，一双黑皮鞋，将三七开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进入宴会厅，便把外套一脱，露出整洁的白衬衫和西式背带长裤，显得既朴素又带点洋派。这是顾准最喜欢的一身装束。上海工商界人士都说他很有风度，具有西方绅士的派头。
当时，给顾准带来非议的有一件事情。在“三反”以前，顾准经常接到恐吓信，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在杨帆的坚持下，市公安局便给他增加了一名警卫，又增配了一条警犬。
一条警犬，据说每天需喂几斤牛肉，其耗费当然不能算小。不过，养狗的时间，前后大概半年左右。有人不明真相，认为顾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突出，追求奢华，在家中豢养狼狗作为消遣，那当然是一种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