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蕃官名号，有领卢、丁拿、聿则，令能之美，名堂繁多。但都不是像宋朝的金紫光禄大夫、正奉大夫、中奉大夫、银青光禄大夫，以及骠骑大将军、归德将军、畏国大将军那样的职位。据说这是因为宋朝不愿让西夏使用地位崇高的汉官名称，怕混淆视听，破坏“名分”，有损主国的尊严。
李元昊还进行了地方编制，分为旧县两级，和宋代的州县差不多。宋代的州等于秦汉时的郡，是隋、唐以后才改称为州的。一般受皇帝差遣方能拥权的官，都在二品以上。皇帝把这些官安置在这里，便于控制且做皇帝的耳目，所在州官员有功过及职事修废，可直接通达皇帝。宋代县制是秦汉以来的常制，不过其长官大多是皇帝差遣文臣充任，故其县令又称知县。
李元昊对西夏文武官员的冠服制度，作了严格规定，为的是辨识等级，区别贵贱。什么样的官穿什么样的官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分得很清，李元昊改官服还采用了吐蕃赞同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式样。
西夏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脏不俱全就只能受欺侮，要把散漫分立的蕃族部落团结起来，并使吐蕃、回鹘、汉、契丹、蒙古等民族置于党项人的领导下，李元昊就必须加强向心力，所以他以法律作强制手段，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李元昊雄才大略，博学多艺，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放置法律书，他的司法制度相当严厉。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里有关刑法的叙述，有一套诉讼程序是这样的：官府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如不招供，使用严刑拷打，逼使“伏罪入状”。若伤人致死，就要赔偿死者命价。
犯了法的人是否就在“开封府”审理，我们不敢附会。但得承认，在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制定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法律法规，足见他的良苦用心，在影响西夏以后的发展上，是功不可没的。
狩猎是一种勇气和魄力的体现，洒尽了英雄气概……
狩猎者的路有多长
党项人从鄂尔多斯草原走来，从青海湖边走来，继续寻找水草之地。
周围就是青青的绿草，绿草上党项人剽悍的身影在驰骋。周围就是山林、沙漠，有很多种野兽正是党项人猎狩的目标。《圣立义海》记载，西夏贺兰山中“藏有虎、豹、鹿”，南边大山中“树草丛生，野兽多有”，其他一些山里也是“山密养鹰，有万种树草，野兽多居”。李继迁小的时候，就喜好骑射，曾以猎老虎屡胜而出名。李元昊也是位狩猎英雄，他在每次出兵时，必率人猎取食物，然后下马和大家坐在一起，共同享用。就如他攻击敌人一样，再凶猛的猎物都逃不出他的掌心。
狩猎是一种勇气和魄力的体现，洒尽了英雄气概。猎物就在不远处，勇猛的党项人怎么能够放过。
西夏政府设置“执飞禽处”，史学家推断这可能是西夏侍秦皇帝行猎的机构。它不但是西夏政府机构，而且在其机构内派遣一至二名大人。《圣立义海》中还说，到了十月，风吹茅草，黄羊都逃到了丛林，这时就开始追射。
西夏人捕猎野兽的方法用弓箭射杀，西夏人对待敌人也是弓箭。西夏人还用网捕猎野兽，当他们扑向敌人时，就是一张巨大的网，而敌人都是网中的猎物。
捕获的猎物是他们的战利品，然后扒掉猎物的皮，穿在身上，或者献贡，或者交易。西夏建国后，狩猎业逐步被农业和畜牧业取代，但狩猎的传统项目一直保持到西夏晚期。这正如西夏对付外敌一样，到晚期，他们就忙于抵御，顾不上进攻了，也没有能力狩猎了。
西夏狩猎敌人最辉煌的要数李元昊了。公元1038年他成为西夏的主人，公元1040年大举攻宋，破金明寨，进围延州。这一年，宋朝大将刘平率军3000，于正月十五日晚上，在三川口西5公里外安营扎寨。第二天，宋将郭遵率大军前经三川口。西夏军和宋军摆的都是偃月阵。在这场大战中，宋军就成了李元昊的猎物。
公元1014年二月，李元昊亲率10万大军出发，直逼宋朝边境，一路大胜，直到今天宁夏隆德县城北的好水乡时，又将宋军层层包围，宋将任福、桑怿等自知无力挽回，向好水川西面逃去，到六盘山又遇西夏伏兵。李元昊得知计策已经成功，马上命令克成赏带领5万人包围其余宋军。李元昊运筹帷幄，攻其不备，宋军几乎全军覆没，据说宋仁宗听了这个消息后连饭都吃不下了。
李元昊在他10年的狩猎中，多少城池、军马都作了他的猎物，他把得来的猎物有一部分当了自己阵地，有一部分怎么处置，尚缺乏详细的记载。
在西夏畜牧业中，也有好多故事，他们的牧民对牲畜赖以生存的牧草有十分细致的认识，西夏文《三才杂字》中列有“草”一类，其中记明了各种草名46种。西夏谚语中有“牧人睡，草堆摧”。意思是如果牧人睡懒觉草堆就不会充实。畜牧如此，狩猎还是如此，睡懒觉是不行的。但我们看到了，西夏晚年到来时，好多人都睡了懒觉，而外面的形势则等同于大旱，或者雪灾。
西夏人睡了懒觉预示着多少生命将死去；多少得来的猎物，将归于他人。
任何一个封建专制地区，再稳固的经济基础，终将被战争所摧毁……
王朝的基础
西夏的经济在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畜牧业带来的经济收入使西夏国名声远扬。《读史方舆论纪要》中说，西夏国的疆域延伸到鄂尔多斯和河西走廊地区，在东部沿黄河与金朝相邻；在西方，包括了敦煌至玉门以外的地区；在北方，到达了戈壁南缘的额济纳；在南方，有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在这么大的地盘上，到处都是党项人的牧区。
西夏除了向宋国西部供给马匹、牛羊、骆驼，还种植了大麦、豆和青稞。从事农耕的以汉人为多，他们掌握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李元昊都把他们收拢过来为西夏国服务。
与历朝历代帝王一上台的举动一样，西夏的首领也重视水利工程。他们都知道，只有农民吃饱了肚子，自己政权才能不动摇。传说李元昊时期有“昊王渠”的开凿，加上前代留下的秦家、汉延、唐徕等著名水渠，给当时的农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风采。
毫无疑问，在盘踞东北的辽国，畜牧业不仅是契丹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而且在辽国其他民族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辽国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中心在北部，中间那块地方，就是契丹人、奚人、渤海人和汉人杂居的中京、上京两路以及东京路的部分地区，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农畜并重的格局。如果所需产品减少或困缺时，辽国就掠夺邻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商业的活跃和城市的繁荣，辽国的这一点比西夏有优势。
宋朝的政治思想家们对晚唐的政治分裂扼腕叹息，但城市的繁荣和农业的扩大促使了经济增长，这一局面是他们所欣赏的。在公元750年到1100年间，宋朝的人口翻了一番。导致人口猛增的原因是中部和南部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粮食供应稳步增长，繁荣的农业和密集的居住模式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许多大城市，很多居民加入了商业活动中，出售余粮买进木炭、油和酒。主要种植粮食的农民，还开辟了第二产业，在家中酿酒、烧炭、织布，通过中间媒介出售产品。
区域之间的贸易运输，促进了内陆和航海运业的发展，为造船师傅和水手提供了生存的机会。这时，宋朝的货币被繁华的景象推上了高峰，晚唐时政府不再使用丝帛进行交易，对铜钱的需求量因此而大增。到公元997年，宋朝政府每年制造8000万贯铜钱，是唐朝高峰期的两倍半。持续到1085年，全国铜钱的产量又增加近8培，每年为60亿贯。
宋、西夏、辽之间，如果掩盖战争的话，他们展开的是一场实力抗衡的拉锯战。
西夏国在五代时就已经进行地租税收，但他们这时走的是一条错误的经济路线，地租的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让农民背上沉重的负担。而宋朝此时与西夏的拉锯战表现得较成熟，后唐明宗时开始收揽民心，曾下令将夏、绥、银、宥等州的“公私债负，缺欠税物”一概免除。这样给中原的经济稳定埋下了伏笔。西夏李继迁为自己的江山曾反宋结辽，连年战争，疲于奔命，在军事上虽说获胜，却顾此失彼，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机会。李德明继位，讲究的是保境息民，长时间的和平才使西夏社会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大文豪范仲淹说，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记，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甲胄尘委，养生送死，各终天年。
《白虎通·社稷》中说，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谷不立；非土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王俗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地立社示有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历代皇帝都要祭社稷，这实际上是重视农业的表现。自中国汉武帝开始，他亲耕藉田，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12年，为以后的帝王开了个好头。隋文帝在发展农业上也曾作过重大贡献，他推行均田制。农民有地可耕。唐太宗曾到灵口问每个丁受亩数，了解隋末以来农民的痛苦。他统一全国后，立即颁布了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纵观中国历史，封建专制实际上是为农事服务的专制，有了农业为后盾，才能使专制的权力延续。
西夏人在李元昊的努力下成了西北一方的主人，积极发展农业、畜牧业的同时不断兴修水利是第一要务。相辅相成的农业基础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首先是承接和利用了汉族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知识；其次是重视水利建设；再次是发达的畜牧业促进了农业再上新台阶。西夏人利用这点儿治国之策与宋朝与辽国相抗衡，这是一场拉锯战，拉锯战的基础建立在本国的农民是否成为一个团体，是否走在同甘共苦的道路上，而这些，就得靠统治者英明的农业决策，使百姓安居乐业。但是这样的拉锯战是暂时的，或者说是勉强的。因为任何一个封建专制地区，再稳固的经济基础，终将被战争所摧毁。
李元昊派鞑靼族扰乱，那时，鞑靼族也叫呆儿……
疯狂旋转的万花筒
西夏和辽国的关系，是从李继迁开始的。在宋初时，西夏还依附于宋，辽统和四年，也就是公元986年，西夏主李继迁叛宋，派使臣带上好多钱到辽国请和。李继迁判宋联辽自有他的政治目的，他为加强反宋斗争的活动而达到扩大自己势力，他敏锐地看清了宋的弱点和辽的优势，因此利用了两者关系。契丹圣宗耶律隆绪想利用李继迁势力牵制宋朝，也好令宋朝在两大联盟下感到压力，于是在公元986年李继迁向契丹称臣时，他就给这位党项首领封赏了定难军节度使的头衔。4年后，圣宗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从此西夏在名义上成了辽的属国。李继迁进一步得到契丹人支持的做法除了贡奉马匹、钱等外，还请求建立婚姻关系，契丹主就将宗室耶律襄的女儿封义成公主许嫁，赐马3000匹，建立姻亲。
李继迁努力的结果对党项人的发展起了作用，党项人不但可以顺利发展，而且在李继迁率领下，有了更大的凝聚力。而辽国利用李继迁，是因为辽和宋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赵宋王朝创建之时，就感到雄踞北方的契丹人是心头之患。公元979年宋太宗灭去北汉，完成中国内地统一。后来，便乘势攻打辽国，想一鼓作气，收复石晋以来所失去的燕、云故土，完成大统一，但马背上的兵将个个英勇无比，采取的游击战使宋朝军队防不胜防，宋朝在战争中失败了，两国关系开始破裂，一时成了分庭抗礼的南北对立局势。
以后，宋、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契丹人越来越重视笼络李继迁，李继迁的地位，从节度使到夏王再到西平王，频频提升。
李继迁处弱势时选了辽国这棵大树来乘凉，可谓英明之举。李继迁一方面靠拢契丹，张扬自己势力；一方面在反宋战争停止时，也不忘和宋朝拉关系，想得到与辽国相应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宋的关系若即若离，一会儿战，一会儿和，引起了契丹人的怀疑。李继迁的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辽国看得一清二楚。公元991年，契丹圣宗有意挑明此事，派人警告李继迁。李继迁“托以西征”，避而不见。契丹人一气之下，大掠银州。契丹人容不了李继迁别有用心，何况他是属臣。李继迁只是未成熟的豹子，一旦经济、人马壮大时，就成了契丹人的克星，契丹和西夏关系不稳固也说明了契丹对西夏早有防备。
景福元年（1031年）辽国兴宗将兴平公主嫁给西夏王李德昭，从而再完成利用目的。一年后，德昭死，兴平公主也死了，契丹就派人来诘问，一时两国的关系如同雾里看花。李元昊继位，辽和西夏的关系又扑朔迷离了七八年，在公元1038年，李元昊自封“大夏国皇帝”，契丹人也认同了。西夏、辽便走上了一段平稳期，他们进攻的目标似乎都对准了宋朝。从公元1040年到1043年，西夏对宋发动的几次大规模战役中，宋兵受到空前惨败。在好水之战中，宋朝好多大将或被俘或阵亡。1042年，契丹派人威胁宋朝，要宋朝割地，并质问为何讨伐西夏。同年，宋朝派人和契丹议事，允许岁增纳绢各10万，总50万，交好如初。
接受宋朝实惠的契丹在第二年就催促西夏停止对宋的战争，李元昊派使臣和宋朝谈判议和条件恢复和好。
李元昊和宋朝谈判的同时，也不忘记向契丹贡马，请契丹攻宋。李元昊此时扮演的仍是两面三刀的角色，他既忌恨宋朝对契丹的妥协，又害怕两国上下联手，吞并了西夏。
契丹主拒绝了李元昊的请求，似乎已经知道了西夏的谋划，开台筑城墙防御。李元昊派鞑靼族扰乱，那时，鞑靼族也叫呆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