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4年。西夏动摇党项及山西部族叛抗契丹，由这支导火索引发了西夏与辽的矛盾。契丹征集军队，准备讨伐西夏，并派使臣转告宋朝。是年9月，兴宗亲征西夏，却被李元昊打败。西夏害怕被激怒了的辽国与宋朝联合，大举征战西夏，只好作出了与宋朝求和的姿态。10月份，李元昊向宋朝称臣，宋朝谋士、武将认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他们一致主张乘机发兵于西夏，以武力来征服，才能真正地让李元昊屈服。不想再给自己添麻烦的宋朝主人没听取众臣良言，接纳了李元昊，册封为夏国王。宋朝赐西夏茶叶255万两，绢153万匹，银7．2万两，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重开贸易市场。
公元1045年，西夏又请和于契丹，又联盟回鹘。宋仁宗正在这一年过35岁生日，西夏和辽一同赴宋祝贺，宋帝一高兴，给西夏颁布了历法。
公元1046年契丹兵攻打西夏。没有得到预计的结局，失败而归，宋朝派保安军到达西夏的榷场，监督西夏贸易。
留在宋、西夏、辽之间很多曲曲折折的故事，后人就感慨一句：世界就像万花筒。
宋相吕夷简由于恐怖而发出感叹说：“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
大转折
从公元1040年起，3年之间，李元昊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取得辉煌的胜利，是西夏史上著名的三大战役。
李元昊胜利后，没继续追击，打入宋朝国都开封，是因为这位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当时，西夏其他势力和李元昊之间矛盾深厚，西夏开始建立，各方面还没巩固，不能在外恋战，内部矛盾有可能使西夏混乱；李元昊瞅准的是宋朝这块肥肉，但完全灭掉宋朝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战争，掠夺一些财物。因此，他的战争一张一弛。
据说李元昊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宋朝的根基深，不管在经济、军事、政治上都比辽和西夏雄厚，即使战败，潜力仍然很大。在定川砦战役后，宋朝沿边所驻扎的军队仍有20多万，且与西夏右厢相邻的口解厮罗的武装力量，也不可轻视。从西夏的兵力来说，虽然人人会骑射，斗志高昂，能忍耐饥渴，冲锋陷阵，行进中会谈笑风生，士兵和首领的关系默契，但是军队的缺点也是致命的：西夏兵不分制度，衣食武器都要自己供给，服役的负担特别沉重，还要从事生产，进而制约了战争进入连续性。因此，李元昊只能适可而止。
三大战役中，宋朝节节败退，宋相吕夷简由于恐怖而发出感叹说：“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这是因为宋朝在面对西夏军队所存在着显著的特点而发出的感叹，这在气势上使宋朝处于被动。抵抗辽国，西夏要从今天的河北省沧县出发，到达今天甘肃省天水市，曲折连绵数千里，一路上都是大平原，还要处处屯兵，这就大大分散了兵力。
韩琦和范仲淹最能体会到这种痛苦：陕西四路的士兵差不多30万，然而都是分守城寨，所以每路战士不过两万多人，定定地坐着耗费军粮，不敢轻举妄动，谁都不知道敌人到底要攻打何处。大诗人欧阳修也对这种完全被动的情况作过分析，他说，庆历年间防御边境的准备，东起今天的河北，西到今天的甘肃，路程1000多公里，有5路，24州，差不多200个寨堡，都必须分兵守卫，再多的军队，都分成了块，显得势单力薄。西夏和辽国军队虽然少，但一聚起来就是几十万，用他们的大兵力，打分散了的小兵力，怎能不败呢？
宋朝是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作战比较机械没有游牧民族的灵活性。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显然是抒发个人的远大情怀，对于宋朝皇室内部和豪绅地主们，他的话起不了激发斗志的作用。虽然在1040年，针对党项族，仁宗皇帝派人编纂了长达40卷的兵书，其中包括制造和使用多种武器、攻城器具的方法，还首次提到了如何制造火药，但对统治者内部，以及兵将，这些兵书起不了激战的作用。内部矛盾尖锐，阶级矛盾激烈，农民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经常发生反抗，统治阶级为了防范和镇压他们，用尽心思，在与对外斗争方面就减少了力量。
西夏每次出征，几乎都由皇帝亲自率领，能昂扬军队斗志。而宋朝将领深居高拱，一般都在皇室中指挥作战，颁发阵图，预定作战部署。多路进军时，无人统率。作战时，躲在后方盲目地发号施令，再加上宦官从中扰乱。宋朝的缺点李元昊清清楚楚，所以三大战役稳操胜券。
宋朝屡战屡败后，才开始另眼相看西夏，也开始提高警惕。起用了范仲淹和韩琦。他俩的做法是，先组织兵力。宋朝的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四种，必须得把他们组织在一块。然后整顿、充实、培养、训练，发挥保卫乡里、防御侵略的功能。那时宋代有个名叫“弓箭手”的民间武装，由边地农民自发而成的队伍。有战争了集合起来，没战争了就种田。他们为当地的治安秩序和配合正规军打仗都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土生土长，熟悉山川道路，能受苦受累，经常作战。还有蕃兵，他们主要是汉化的羌、藏族兵。后来范仲淹和韩琦都收编了他们。
据说范仲淹在边地数年，特别重视蕃、汉人民潜在的力量。他把这些兵力集中在一起，发挥了应有的抵抗作用。公元1044年，李元昊屯兵40多万侵犯宋朝边境，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人，将蕃、汉弓箭手调集一起，形成屏障，抵御了李元昊的大军。这便是李元昊向宋朝称臣的原因之一。
熟读兵法的李元昊在三大战役后引起了人民的反抗，西夏的盟友辽国向来抑宋，这时也极不愿意西夏势力过分扩张，产生了猜忌和不满。在此之后，李元昊暂停了冒险行为，与宋朝和好。三大战役使宋朝加固了边防，三大战役让李元昊洒尽威风，也让他开始深深思考西夏的命运。难道这是一个转折点吗？假如李元昊再次举兵攻向宋朝国都，又是什么结果。
西夏军队在战斗进行中，不像宋军那样重视首级，提着它去报功领赏，他们更注重战争最后的结果……
兵行天下
据说西夏景宗李元昊从少年时代起就把《野战歌》一类兵书放在手边。经常钻研，而他的祖父李继迁更是“心知兵要”。
在一个战争频繁的年代，需要全民皆兵，人民“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各弓矢甲胄而行”。纵观西夏战士，他们是勇猛的，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他们在草原、河流、山川中早已练就了强壮的体魄，所以人人都能冲杀格斗，没有民与兵的区别。
西夏兵最厉害的是铁骑，俗称“铁鹞子”。李元昊时期，“铁鹞子”有3000名，分为10队，每队各有首领，全是挑选出骁勇之士担任，每次出入，前后环拥，警戒极严。这支最高统治者的禁卫军在西夏军中大显神威。
西夏出兵相当灵活，西方有战争，就从东方征调向西；东方有战争又从西方征调而东。如果战争发生在中路，由东西两方的军队都开拔过来。作战时，经常采用步、骑两兵种相辅而行的方法，忽而设虚寨，使敌军中埋伏，然后以“铁鹞子”为前军，乘机砍杀；忽而用钩索绞连，让敌人从马上纷纷摔下来，然后一举歼灭。他们步、骑兵的绝技，曾引起宋人的特别重视。《宋史·兵志》记载：有一种“步跋子”的兵，上下山坡，出入山谷、飞涧，最灵活轻巧，如履平地。有西夏骑兵叫“铁鹞子”，他们“百里而走”，多远的路都能如期到达。与敌人在平原上相遇时，“则多用‘铁鹞子’”。在山谷深险的地方战斗，“则多用‘步跋子’”。
此外还有200名炮手，叫做“泼喜”，就是将石头夹在炮车中，向敌人弹发。
在西夏每一处中坚之地，勇猛的士兵方阵都不可少。
西夏军队在战斗进行中，没有宋军那样重视首级，然后提着它去报功的制度。他们更注重最后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南、北宋之际的宋臣李纲是这样说的：西夏人作战的方法是，如果战胜而得到首级的兵士，不过是赐酒一杯，再奖励酥酪数斤，这奖赏多么轻呀。如果得到大将，打胜大军，则领兵的首领给予提拔。所以他们的战斗轻首级是不争的事实。
打了大胜仗而没得到更重的奖赏是没多大关系的，他们把这种损失转化为大劫掠上，得到更多的东西补军中所缺，把俘虏来的汉人，健壮的编充“前军”。
虽然游牧民族一向野心不减，掳掠烧杀，但西夏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还得另眼相看。虽然游牧民族很少有自己的文字，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蛮族，但西夏人在发展各种文化中，将帅的娴心韬略，还得另眼相看。并不只是李元昊把《野战歌》随时放在办公桌上；并不只是李继迁心知兵要。在西夏全部历史中这种擅长战争艺术传统的现象，已得到充分的反映。西夏前期和宋、辽相鼎立，相对来说虽然国小民少，财力贫乏，但对宋的战争常操胜算，与辽结盟，也能自立而不示弱。对外战争上，取得成绩也不少，所以，单从军事学角度看，他们的战略战术是有独到之处的。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对宋战争中早已留下了美名。之所以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因为西夏兵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宋太宗当年分兵五路讨伐李继迁，有个叫李仲贵的人就对宋太宗说，西夏人是一个逐水草畜牧的民族，没有定居所，战斗有利则时进，不利时则退，我军五路一起出发，西夏听到咱们兵势强大，或不来应战，谋求躲闪，我军想进攻就被拖得人困马乏，想守却没有坚固的垒营。后来，李元昊公开宣告独立，宋朝一些官臣请求“五路入讨”，齐攻西夏。范仲淹说，这么庞大的队伍出行，有多少铠甲锱重，跑到百里以外与轻捷灵活的西夏军队打仗，进不能前去，退又没有安歇的地方，在沙漠上连水都没处喝，这是件无功徒劳的事。显然，宋朝五路出兵攻打西夏时，应了范仲淹的话，结果只有失败。
按西夏韬略者的做法，有灵活了，也得有集中。西夏兵在集中兵力，速战速决上更有高招。将这一点能看出来的仍然是范仲淹。虽然西夏各部族散居多处，衣食自给，忽而就集中起来，会于一路，动辄就是十万。
宋朝神宗时，宇文之邵写了份《上皇帝书》，总结宋朝在庆历年间的3次大败仗，明确指出，失败最突出的原因是西夏兵常聚合，而宋军常分散。可谓一句道破天机。
李元昊开始感觉到自己已是一只孤独的大鹰了……
鹰的孤独
西夏战争带给宋朝的影响，迫使宋朝撤去了“承平盛世”的假幕，暴露出了岌岌不可终日的危机。余靖说，今日西陲用兵，国帑虚竭，民之储积，十室九空。包拯说，近岁以来，灾异备至，天象谪见，地里倾震，蝗虫为孽，水旱作害，连绵三数年未已。
战争中的宋朝由于“兵久不用，人未知战，上下骚然，暴取横用”的关系，财政就如一条干枯的河流。为了防御西夏，宋朝军队人数猛增到126万，沉重的兵费加上其他繁冗的政府开支，财经几乎完全窒息。而需要生存的宋统治者，就搜刮农民，造成“凡百所有，无一不征”。《欧阳文忠集·王尧臣墓志铭》记载，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
军事的腐败、朝廷软弱加上各种沉重的苛捐杂税，引起人心的愤懑。诗人苏舜钦在《庆州败》一诗中写道：“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剑何所施？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笑指声嘻嘻。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溃。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其余劓馘方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首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
这首诗深刻描写了宋军在战争中的狼狈场景。在战场中宋军“马肥甲重士饱喘”，手中的弓箭手派不上用场，多少次失败让敌军嗤笑。多少次战争中，被西夏军所擒，有瞻前顾后而不敢战的，争抢着献歌献技，有吓得屁滚尿流的，有被割掉鼻子和耳朵放逐回去，样子和怪兽差不多的。
战争把宋朝举国上下折腾得面目全非。
胜利的西夏国，也没在其中受益多少，《西夏书事》卷一六中记载，元昊兵数入边，得地不能据，军民死亡，创痍过半，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饮无茶，一绢之直八九千钱。同书又注引了张方平《玉堂集》中说的，元昊为寇三年，虽常得逞，然……连陷城砦，未能有尺寸地，而绝其俸赐，禁诸互市，民间尺布至直钱数百。宋代大文豪苏轼在为张方平作的“墓志铭”里，也谈到西夏一匹布要卖十多贯钱之事。
如果说这是西夏此时财政经济窘迫到非常严重的程度，那么范仲淹又道出了西夏以及其他民族兵将的凄苦。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评论李元昊通和一事说，实因累年用兵，蕃界劳扰，交锋之际，伤折弈多，所获，皆归元昊，其下胥怨，无所遗获。其横山界蕃部，点集最苦；但兵未胜，戎人重土，不敢背“贼”，勉为驱驰尔。
西夏国从整体上看，处于生产力极不发达阶段，靠掠夺财富来给养军队、朝廷，于是对宋朝连年发兵，但用兵的结果，反而得不偿失。《后山集·谈丛》中说，元昊向得岁赐而不用，积年而叛。今用兵数我，虽战累胜而所不克，田里所掠不办一日之费，向之积费已尽矣。这就为人民带来沉重的痛苦。
西夏人口本来就少，战争中伤亡又大，所有的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运行。物价上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
史料中说，人们实在挣扎不下去了，就唱“十不如”的歌谣，来宣泄心中怒气，以对统治阶级好战行为表示反抗。结论只有一个：农民与统治阶级之间是水与火的关系。又因为李元昊在获胜后将战利品归于自己，不可避免地又加深了各封建领主和他之间的矛盾。宋朝利用了西夏内部的弱点，实行“离间”，用来瓦解西夏各民族的团结。正巧当时西夏重权在野利氏手中，而他们又分统着横山区域的羌族劲兵，平时对宋朝威胁最大，于是他们就成了宋朝离间的对象。此时有个叫种世衡的人派王嵩前往西夏进行周密的离间活动。这之后，李元昊对野利氏家族多了份猜忌。李元昊罢去他的妻子旺荣妹，引起了旺荣兄弟的不满。李元昊杀野利兄弟，间接原因就是因为王嵩的离间。
由于西夏最高统治集团出现裂缝，一下子削弱了团结侵宋的力量。
李元昊对宋朝用兵，是倚仗于契丹为外援，但公元1042年，契丹趁宋朝被西夏打败，向宋朝提出割让晋阳和瓦桥关以南10县地方的要求。宋朝廷经不住契丹的压力，承认每年在30万币的旧额之外，增纳银10万两，绢10万匹等。西夏的势力过分强大，是契丹所不情愿看到的事实，宋对契丹增加岁赐有助于改变契丹的态度。这时，契丹劝西夏停止战争，引起了李元昊的不满，加上西夏与辽在党项部落上的分歧，使关系更加恶化。李元昊开始感觉自己已是一只孤独的大鹰了。
而宋朝，经受多年来的战争，国内有千处漏洞，经济没有完全恢复前，还要举旗应战，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如果渴望得到的东西超过你的承受能力，灾难就会随之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