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里“搞得比较好”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原名重八，后取名朱国瑞，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1328年10月21日）丁未时，出生于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
朱重八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为小沙弥，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两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重八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后于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觉寺。因其友汤和的一封信，参加了反元起义军，改名“朱元璋”意为诛（朱）灭元朝的璋（璋，一种武器）。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率兵出征，有攻必克，因此郭子兴便把养女马氏嫁与了他，军中称之为“朱公子”。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至正十六年（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吴王位。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微细、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和刘邦、成吉思汗一样，都属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老粗”，却创造了许多“秀才”（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伟大功业。《明史》赞誉朱元璋“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实非虚词。
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维；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的军事谋略也深得毛泽东的赞许。比如，朱元璋在北定中原之前，在江南主要面对两股势力：一是陈友谅，一是张士诚。本来张士诚尤为逼近朱元璋的地盘，所以有人建议他先打张士诚。但朱元璋经过分析对比，却先置张士诚于不顾，而首先解决陈友谅。其理由是陈友谅素性骄傲，而张士诚器量狭小，两相比较，“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果然，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张士诚徘徊观望，“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陈友谅既灭，张士诚顿成累卵，不久便为朱元璋击灭。朱元璋后来回忆说，如果先打张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
在北伐中原的过程中，朱元璋以其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对北伐又做出了精心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这就是他的“次第经略”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朱元璋的成功经验，让毛泽东领略到在不同战略阶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的“不要四面出击”、“不打无把握之仗”等战略思想，显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善于将知识分子的谋略、智慧为己所用。刘伯温、宋濂、朱升、章溢、叶琛等一批饱学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围以备顾问，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极一时之盛，共襄盛举，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内的宏图。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并重。
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信中说：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功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对吴晗苦心为朱元璋立传称道有加，但又指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显然，毛泽东和吴晗在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毛泽东眼中，唯物史观亦可称作“奴隶史观”，是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首领，更是如此。而吴晗的《朱元璋传》却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显然没有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100多份，再次呈送毛泽东请求指正。毛泽东又认真通读了一遍，在书中多处用铅笔画了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如今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有“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十六开油印书稿。
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同时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各方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对书稿做了修改，并于1965年正式出版。
朱元璋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倒使人人自危。但比起那些穷奢极欲、风流成性的皇帝来，朱元璋还算俭约自持。朱元璋晚年猜忌日甚，错杀了许多人，这一点特别为后来人所诟病。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朱元璋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毛泽东对朱元璋的经历研究得相当仔细，甚至一些具体的历史环节也不放过。比如，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朱元璋在即吴王位后亲自率兵征伐武昌，一举荡平汉、沔、荆、岳等地区。毛泽东读到《明史》涉及此事的记载时，批注道：“不令诸子孙统兵作战，失策。”在他看来，朱元璋应该让诸子孙在血雨腥风中经受磨炼，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
1953年2月，毛泽东与陈毅同游南京紫金山，共发思古之幽情。陈毅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两个基本口号，显然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得到启发，并予以发展和超越。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死后即由长孙朱允炆继位，这就是建文帝。朱允炆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的建议而削藩，以免重蹈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覆辙。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身处危殆，于是以“靖难”、“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在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随后即皇帝位，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所谓“奸臣”，并灭其族。
毛泽东在读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取皇位的过程，并多有评论。
朱棣在与南京对峙的过程中出生入死，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特别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沟河战役，朱棣将李景隆等率领的勤王之师打得“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但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朱棣骄傲轻敌，结果被盛庸等击败，被擒斩万余人，“燕兵大败，遂北奔”。当时朱棣身处重围，左冲右突，奋力死战，才得以逃脱。
毛泽东在对比了两次战役之后评论道：“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这与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的思想是一致的。
朱棣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显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将矛盾尖锐化，以遂其夺取天下之志。
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实际上是孤军深入，带有相当的冒险性。这时如果朱允炆弃城而走，作战略转移，不见得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方孝孺等人竟无半策以匡时艰，“唯剩一死报君王”。方孝孺以名节自励，一心想以死留名千载，实际上形同愚人。朱棣令其起草即位诏不果，威胁道：“你不怕灭了你的九族吗？”哪知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结果陪方孝孺去死的亲戚、学生竟达八百多人！
毛泽东对这位智谋不足、迂腐呆滞的书生没有什么好印象。据陈伯达回忆，他有次向毛泽东推荐方孝孺写的《深虑论》，毛泽东不屑地说：“他自己的命运怎么样？他自己的命运都虑不到，还谈什么深虑？”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业。明成祖屡次北征，在其统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30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其雄武之略不减其父朱元璋，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搞得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