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618—907）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旧唐书》的主撰者是刘昫。刘昫（887—946），字耀远，涿州归义（今属河北雄县）人，五代史学家，后晋政治家。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后晋时，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受命监修国史，负责编纂《旧唐书》。
《旧唐书》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前后参与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新唐书》的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工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
毛泽东对《旧唐书》《新唐书》多有圈点和批注。《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中，录有李百药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论》，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借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挥笔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药概括的李世民这四个特点，是说他的决策风格和他每天的几大主要工作安排。毛泽东以“工作方法”称之，自是政治家读史的旨趣所在。
李世民的后两种工作方法：“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显然，此两举都不是直接处理具体的或紧要的政务，多半属于务虚性质的讨论和闲谈，时间均在上午罢朝之后和傍晚夕阳西斜之后。讨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备尽肝膈”，足见相互畅谈的坦诚气氛；和文人们高谈典籍诗文，中间还插说些抽象的“玄言”，就更是自由自在的务虚之举了。
为了能够经常进行这种务虚之举，唐太宗李世民还从体制上做了设计。早在任天策上将军时，李世民便在天策府开设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18人入馆，号称“十八学士”。这18人都是些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大知识分子。李世民让这些学士，每天“值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足见依恃之重，为士子所向往。
李世民即位当年，曾搜集二十多万卷书置于弘文殿，并在弘文殿旁设置弘文馆，精选才学渊博之人充任弘文馆学士，仍然是让他们分班值夜，“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李百药说他们的讨论达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见李世民对务虚何其看重，兴味是何等浓厚！
李世民论史用史，在历代君主中最为有名。他经常和文学馆学士虞世南一起读历史典籍，和文臣们讨论“前言往行”，实际上都是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多从读史、论史中引出。他还在中书省内设置秘书内省，组织人力专门编写南朝梁、陈，北朝齐、周和隋五个朝代的史书，以及《晋书》和《南史》《北史》。并下诏让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药、李延寿等一干重臣负责修撰。李世民自己还执笔为《晋书》撰写了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的纪论，和文学家陆机、书法家王羲之的传论。
李世民和文臣们的务虚，最终目的是“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讨论以求其是，博学以成其道，务虚以为其用，遂使贞观年间的政风民风，良可足观。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自觉探讨、总结执政规律和领导艺术，并能够运用其务虚所得的大政治家。这也是贞观年间特别是贞观前中期的政策失误相对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世民经常和文臣们讨论学问时事，在其干部集团中形成一种善于思考天下大事，勇于进谏规讽的浓厚风气，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创造“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同李世民一道务虚的学士们，大都成为深谙政治的政治家。他曾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而房玄龄则主修过《晋书》，还是晓畅军机、长期执掌兵权的宰辅。这些人才追随李世民，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乃至武则天和唐玄宗两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过“十八学士”这样的干部团队。
对于唐初的人才辈出、济济多士，毛泽东也甚为称赏。他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常常写下列传所记文臣武将的名字。例如，在《旧唐书》卷六十三至六十四的封面上写了封德彝、萧瑀等十人；在《新唐书》卷九十四至九十八的封面上又写了侯君集、马周等二十人；在《新唐书》卷八十八至九十三的封面上写了李靖、李勣等二十八人。每次书写这些名臣的名字，大概是为了增加对这个盛极一时的干部集团的记忆。有时候，毛泽东还特意在这些人名后面注明其才学特征，诸如：“姚思廉（历史家）”，“令狐德棻（历史家）”，“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钟绍京，书法家”，“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等等。
“务虚”作为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一种，毛泽东始终是着力提倡并善于运用的。毛泽东经常要求领导干部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他读了好的篇章，就推荐给其他人，共同欣赏，甚至经常开列一些书目，供领导干部学习。同一些领导干部聊天，毛泽东也常常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会议上，他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谈。
1958年1月，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说道：“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这年3月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对务虚的问题做了专门阐述，说：“过去也不是一点虚没有务，也谈了一些，可以有那么一点时间不谈具体问题，专谈一般的思想性质和理论性质的问题。”“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都可以，可以专门开一次实的会，也可以专门开一次虚的会。也可以同时并举。不过现在就希望多一点虚更好，因为过去太实了。我看我们这些人，比较太实了一点。要逐步引导我们各级党委的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这样一些问题。”“中央一级、省一级包括地一级的第一书记恐怕解放一点，还要加一点，及其他同志。中央只解放我一个人，恐怕是不够，恐怕还要有几个同志，把他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这样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较大的问题。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是少管一点事情，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
“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这句话，深刻道出了务虚与务实的辩证关系。
曾经在中央工作多年的李德生，在回忆录里记述的毛泽东第一次同他谈话的情景以及他的体会，可作为务虚之用的一个生动范例。李德生说：“我等着他对我到中央工作后提出具体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纵横驰骋，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规的工作方法。他谈起了党的历史，又问我平常爱读什么书。我看到毛主席房间里那么多书，顿感惭愧……谈到学历史，他又提出，《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过去我听传达说，毛主席集中讲一个问题时，爱引用‘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毛主席对我是不谈工作任务，不谈工作要求，只谈一个学习问题。我感到对我这个从军长岗位上刚到中央工作的人来说，真是特别重要。”“我领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只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难，而应该努力学习，这样才能使自己视野广阔，思路清晰，不致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束缚。后来我从实践中体会到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我体会到，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去指导实践，运用之妙，是门艺术，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把握好的一门艺术。”
作为“马上打天下”的君主，李世民武略之高自不待言。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在军事理论上的建树，也推许有加。他在冯梦龙的《智囊》里读到李世民“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诸语时，旁批道：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认为，李世民的最大失误是在“接班人”的确立问题上。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时，批注道：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文武兼备、“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地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但是太子李治则为人柔弱，思虑不精，少雄主才略。这一点，李世民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结果酿成李唐宗室的祸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他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宗室大臣。其祸根，自在“朽物”李治。所以，毛泽东认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强于李治，而没下决心改立太子，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惋惜之情，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