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睿是毛泽东赞赏的南北朝时梁武帝天监年间的一位名将。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被韦睿的事迹所深深吸引，在该卷浓圈密点，文字批注达25处之多。
《南史·韦睿传》载：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郊区汉宣帝陵墓）人，梁武帝任雍州刺史时，韦睿即遣其二子自结于梁武帝。后梁武帝“兵起檄至，睿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赵，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帝见睿甚悦，拊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可见韦睿与梁武帝关系之深。他“多建策，皆见用”，是梁武帝征伐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至六年，梁军在合肥地区最终打败了北魏的大规模进攻，巩固了梁在淮河流域的边防。
这一时期，正是南方齐、梁交替之际，北魏趁机蓄意挑起边境冲突，向南方施加他们的影响。北方的军事指挥官早期是任城王元澄，后期是中山王元英。天监三年的二三月间，任城王元澄率领萧宝寅等的军队在东线进攻，在钟离（今安徽蚌埠东面）打败梁军后，同时又派兵在西线进逼义阳（今河南信阳），与梁将曹景宗的军队在西线相持。这次进攻由于四月间大雨和淮水大涨，元澄不得不引兵后撤至寿阳（今安徽之寿县），失亡4000余人，元澄为此降三阶，北归。北魏转以中山王元英为统帅，继续增兵南进。同年八月，元英攻陷梁之义阳。十月间，梁武帝萧衍下决心派兵北上与北魏抗衡。这次梁军挂帅的是萧衍的兄弟，临川王萧宏；北魏则以中山王元英挂帅，为征南将军，率10万军队与梁军相峙。这次是南方进攻，北方处于防御，具体是韦睿督诸军在前方作战。
《南史·韦睿传》描述了他指挥作战的经过。《韦睿传》称：“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毛泽东在此处加旁圈，并在天头上画三个大圈，批注曰：“躬自调查研究。”强调将领要亲自调查地形和研究敌情。
正在此时，“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毛泽东在此处加旁圈，并批注：“以众击少。”因为对方只有几百人，正好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
接下来，“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睿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毛泽东在“无故出人于外”加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曰：“机不可失。”打仗要抓住战机，挫其精锐，则城自陷。
《韦睿传》接着说：“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士皆殊死战，魏军果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毛泽东对“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逐字加旁圈，批注曰：“决心。”韦睿若没有决心，那就很难取得这次初战的胜利，并攻下小岘城。
韦睿乘胜进攻魏军驻守之合肥城，梁军的先头部队在合肥，亦是久攻不下。于是“睿案行山川”。毛泽东在此处加了旁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又一次批注：“躬自调查研究。”他还在批注“躬自”旁加了套圈，“调查研究”四字旁加了单圈。可见，毛泽东强调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司令员一定要亲自摸清敌情，弄清山川地形，才能提出正确的作战方案。
接下来，韦睿“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亲自表率，倾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那时，魏在合肥东西两侧分筑小城，韦睿决定先攻外围二小城。突然遇到魏援军5万人奄至，众将害怕不敌，请表益兵，韦睿不同意，他说：“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不在众’，古之义也。”韦睿的意思，临战请援，时间不允许，应该积极应战。毛泽东对这段话也加了旁圈，批注：“以少击众。”即使敌众我寡，只要同心协力，同样也可以以少击多。
当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怀静城……乘胜至睿堤下。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釜。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绥，退却的意思，意为带兵的人死在畏怯退却上，只有前进没有退却的道理，古人有云：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勇者才能以少击众。在此处，毛泽东加了旁圈，批注云：“以少击多。”在这四个字旁再加圈。这四个字无疑是对韦睿胆识过人、临危不惧的表彰，唯其如此，才最终拿下了合肥城，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韦睿所以能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还与其善于调和部属诸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关。《韦睿传》中说：“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武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
韦睿在攻打合肥这个战役的过程中，处处都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在拿下合肥班师回朝时，由于两军相距很近，担心为魏军所追袭，韦睿遣辎重居前，自己乘小舆殿后。魏人惮于韦睿威名，望之不敢逼近，梁军全军而还。
韦睿攻克合肥时，“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这与曹景宗贪财好色的作风不同。毛泽东在这里逐字加旁圈，天头上批了“不贪财”三个大字。
韦睿既好客又爱护部属，《韦睿传》称其：“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墙壁，皆应准绳。”他能勤奋持事，主动关心别人。毛泽东在这段话旁逐字加圈，并批注曰：“劳谦君子。”勤劳而又谦逊，才能团结人，保持队伍的战斗力，并吸引更多有谋之士围绕在自己身边。
韦睿能在进攻时居第一线，躬自调查研究；班师作殿后，临危不惧；不爱命，不贪财；对士兵仁义，对属下的将领加强团结，顾全大局。这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卓越将领，难怪让毛泽东流连瞩目呢！
天监五年（506年）十月，北魏为了洗刷合肥战役的失败，再次派中山王元英会同萧宝寅围梁之钟离。梁武帝萧衍这次又让韦睿将兵救钟离，并受曹景宗节度。
《南史·韦睿传》称：“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毛泽东在“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处逐字加旁圈，并加批注：“虽众，何所用之。”人多，不一定管用，打仗还得靠智慧和勇敢。这次是曹景宗与韦睿两支梁朝最精锐的部队联合作战，而萧衍则在首都建康指挥。在《南史·曹景宗传》中讲到萧衍“诏景宗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俱进。景宗欲专其功，乃违诏而进，值暴风卒起，颇有沉溺，复还守先顿。帝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到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是萧衍自己。在《南史·韦睿传》称：“帝怒，诏睿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于是韦睿带兵很快就赶到邵阳洲，与曹景宗的军队相会合。
《韦睿传》称“睿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至邵阳洲”。毛泽东在这一段文字的开头，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与此同时，梁武帝敕曹景宗曰：“韦睿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梁武帝萧衍在这里是调和前线两位主将韦睿与曹景宗之间的关系，二将和是打胜仗不可或缺的条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讲到这件事，他说：“曹景宗骁将也，韦睿执白角如意，乘板舆以麾军，夫二将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轻矣。武帝豫敕景宗，得将将之术矣，敕睿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睿难。然而非然也，睿能知景宗之鸷，而景宗不知睿之宏。景宗之气敛，而何患睿之不善处邪？”王夫之这段分析有相当道理，梁武帝赐龙环御刀给韦睿是以防万一；给曹景宗的敕文，是要他敬重韦睿，韦睿当然会宽容他。二将和是这一场战争胜利的保障，结果是“睿以景宗之下己，而让使先己告捷”，“如其不然，睿愈下而景宗愈亢，睿抑岂能为人屈乎？”二将所以能和衷共济，是因为萧衍在二将之间，处理得当。
这一场南北双方的决战，北魏这次是其勇将杨大眼与元英亲自参战，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场硬仗和恶仗。在《南史》的《曹景宗传》和《韦睿传》中都记载了他们的战况。
《曹景宗传》中说：“及韦睿至，与景宗进顿邵阳洲，立垒与魏城相去百余步。魏连战不能却，伤杀者十二三，自是魏军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夺气。”
《韦睿传》中说：“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披靡。睿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两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野战的重任都落在韦睿指挥的军队身上。
这一次战役最后是梁武帝定下火攻的计谋，《曹景宗传》称：“梁武帝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睿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毛泽东在此处批示：“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韦睿传》载：是时，“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于是，“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这些描述，毛泽东在逐字加旁圈后，批注曰：“百万之众皆尽。”
王夫之认为，即“钟离之胜，功侔淝水，岂徙二将之能哉！”把这一次胜利比作淝水之战，不仅是韦睿与曹景宗在前方作战的功劳，也有梁武帝运筹帷幄，调遣二将指挥得当的功劳。
毛泽东通过比较韦睿与曹景宗这两个将领，认为曹景宗只是一名好色贪财的勇将，这种人不是不能用，但得防着点，所以毛泽东批注说：“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天监七年（508年），韦睿还碰到一件事，那时，“司州刺史马仙琕自北还军，为魏人所蹑，三关扰动。诏睿督众军援焉，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
毛泽东在“为将当有怯时”句的天头上批注：“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此事见《三国志》的《夏侯渊传》。夏侯渊是曹操的勇将，战数胜，曹操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匹夫敌耳。”曹操这个话有道理，夏侯渊领兵在汉中因这一弱点被刘备所袭杀。
《韦睿传》还称韦睿：“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武帝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在这里逐字加圈，并批注曰：“仁者必有勇。”对上恭敬，对亲人慈爱，能散财于亲故，这是仁者的表现；仁者无私心，故作战有勇气，这是其在战争中不断打败敌人的力量之源泉。
韦睿因疾寿终于普通元年（520年），终年78岁。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南史·韦睿传》说韦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泽东读到这里，逐字加旁圈，挥笔写下：“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赞许之情，溢于言表。
纵观毛泽东对《南史·韦睿传》的圈读及批注，其重点不在战争如何进行，而在优秀的将领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和品质。
一部《二十四史》，人物纷纭，论地位，韦睿说不上显赫，但毛泽东对他如此情有独钟，不惜笔墨地批注，原因何在？首先，韦睿善于处理军政的大局，处理好军队官兵的关系，处理好将领之间的关系，以保障战争的根本胜利；其次，在韦睿的身上，体现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种种美德与素养，诸如谦逊朴实、率先垂范、节俭廉洁、团结同事、勤奋工作，还有毛泽东素来推崇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等。这些，在当今乃是涉及党风、政风、军队作风的原则问题，所以毛泽东十分看重，更值得我们今日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