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至1997年，笔者多次到现场进行观察、采集标本。遗物时代跨度较大，最早的有马厂文化时期的细石器、陶片，最晚的有明代的青花瓷片、白瓷片等。下面逐类介绍：
1.史前遗物
（1）有人工打击痕的硅质岩石块1块。
（2）细石器2件，细石片1件。石器为指拇盖刮削器和凹刃刮削器。
（3）夹沙红陶1件，带有凸弦线，夹沙红陶在该遗址一带多有发现。
2.汉代遗物
（1）“五铢”残币1枚，余“铢”字半边。
（2）绳纹瓦片3块，背面为粗绳纹，正面分别为布里纹、布里纹覆方窝纹和编织纹。
（3）绳纹灰陶片及素面灰陶片多有遇见者，未作全面采集。
（4）早期青瓷片2块，胎色青灰，釉色为青绿色，颜色不均，呈麻点状，内壁分别为凹槽纹和麻窝纹。
汉代青瓷在墓葬中从未发现，黑水国汉代大型建筑遗址中较多见，可证汉代张掖郡也流传有青瓷器，但极为稀少，不作随葬品。目前，张掖未发现有完整的汉代青瓷器。
3.魏晋至隋代遗物
魏晋至隋代黑水国处于废弃状态，所以遗物极少。
4.唐代遗物
唐代在黑水国置巩屯驿，逐步恢复利用汉代张掖故城，因此，该时代遗物也不难遇到，南城至今未发现，北城一带常见有唐代瓷片，该遗址采集到8件瓷片。
（1）邢窑白瓷杯底1件，瓷胎较为精细，白中泛黄，釉色与胎色相同，壁底不上釉。
（2）长沙窑瓷片7件，有黄绿梅花点（彩釉斑）瓷片1件，刻划弦线及简单花卉图案的瓷片2件，釉色为黄绿色。有褐釉器物口沿2件。有模印花纹瓷片2件。釉色亦为黄绿色。
5.宋代遗物
遗址及周围宋代遗物极多，足以说明在宋代或西夏时期，驴丘墩遗址已逐渐走向兴盛。
（1）景德元宝（1004—1007年），小平钱，面文真书，余“景德”半部。
（2）政和通宝（1111—1118年），小平钱，面文隶书，余“和宝”二字半部。
（3）正隆元宝（1156年），楷书钱文，失“宝”字半部，墩体塌土中拾得。
（4）定窑白瓷片3件，官窑产品。其中两片质地坚细，胎厚0.3厘米，模印精细的花纹图案。另一件为小杯圈足，无花纹装饰。
（5）磁州窑白瓷片40件，胎质稍粗，釉色白中泛黄，碗作浅圈足，碗内底部有叠烧留下的沙圈。这类瓷片在黑水国其他地方较多见。
（6）磁州窑黑彩绘瓷片16件，这是磁州窑的精品。白釉面上以简练的黑彩作画，黑色不纯正，或黑中透红，或作黑褐色。胎色分青灰色和灰白色两种。
（7）磁州窑剔花瓷片20件，这是西夏的代表瓷器，完整器物在国内极少。做法是：先在胎面上釉，釉色有黑釉、褐釉、黑褐釉和土红釉，然后在釉上划出花纹图案，再把花纹以外的地子剔去。北京博物馆定为当阳玉窑瓷器。
（8）磁州窑黑釉瓷片8件，同类瓷片在本遗址及黑水国其他地方较常见，未作大量采集，器型有碗、盘、罐等。
（9）均窑瓷片5件，这是宋代名贵瓷器，胎作灰白色，上釉较厚，釉色有蓝灰、天青、月白几种，施釉精细均匀。同类标本在黑水国汉代大型建筑遗址南片及北城一带均有发现。
（10）龙泉窑瓷片6件，宋代著名的民间窑瓷器，胎质精细，釉作粉青色，有一件为刻划的莲瓣纹饰。这类瓷片在黑水国汉代大型建筑遗址南片及北城一带均有发现。
（11）景德镇窑青白瓷片1件，内壁釉色白中闪蓝，外壁白中透蓝，接近青釉，有刻划图案。青白釉瓷片在黑水国汉代大型建筑遗址南片见有模印贴花的标本。
6.元代遗物
（1）磁州窑（系）黑、白釉瓷片，多为碗的残片，内底有涩圈。这类瓷片在该遗址及黑水国其他地方极多见，这里不作详细说明。
（2）磁州黑彩绘瓷片12件，采集于遗址南侧，为同一器物残片，内壁上黑釉不均，有露釉现象，外施白釉，釉色白中透黄，白釉上画黑彩图案，内容为凤鸟和菊花，制作较粗糙。这类瓷片在黑水国极少见。
（3）均窑瓷片7件，胎质较粗，釉色为灰蓝色，表面有气孔和沙眼，近圈足处无釉，施釉不均匀，碗底釉层肥厚。同类瓷片在黑水国汉代大型建筑遗址及北城一带多有发现。
（4）景德镇青白釉瓷片3件，碗残片，有涩圈，胎较厚。
（5）景德镇青花瓷片12件，元青花瓷胎较厚，胎质较粗，施釉不均，有气孔，苏泥勃青料绘彩，有结晶斑。同类标本在黑水国北城较多见。由于瓷片较小，不易严格区分元末明初青花瓷片，所以也可看作明代早期青花瓷。
（6）瓦当、滴水残块若干，瓦当均作狮头图案（俗称猫头），凸凹对比明鲜，直径为10厘米，背面凹陷。滴水作如意头状，内塑石榴，立体感很强。
（7）铁器物口沿碎块9件，其中1件发现于墩身第一层砌坯下，另8件发现于第八层砌坯的一个夹缝中，或与记数有关，或为某种风俗习惯。残块作平沿敞口式，厚度1厘米。其中一件口沿外侧铸有两个蒙文字母，字母左右排列，由于铸造后收缩及使用磨损。
（8）琉璃瓦件残片4块，有莲花瓣纹滴水、瓦当等，釉色黑绿，黄绿兼有，陶胎为砖红色。
7.明代遗物
古寺院遗址内的遗物以青花瓷片为主，散存极多，以明代中期瓷片最多，另有猫头瓦当一件，地方窑黑瓷片未作采集，白瓷有高足碗残片发现4件，蓝釉瓷片1件。
在调查过程中，始终未发现清代遗物。
在1978年文物普查过程中，驴丘墩被列为烽燧类，名为“西城驿烽燧”。而这一遗址是不是烽燧遗址呢？查《甘镇志》，甘州城以西的烽燧有：
清泉墩：城西一十里。
静安墩：城西二十里。
乐定墩：城西三十里。
大桥湾墩：城西二十里。
截山河墩：城西二十里。
小河滩墩：城西六十里。
西沙墩：城西四十里。
城西墩：城西二十里。
甘浚墩：城西五十里。
巡抚都御史杨博在甘州五卫沿渠督修屯庄墩三百六十五座，塔儿渠未见有墩。
《甘州府志》载清初张掖城西烽燧有：
夹河墩，城西墩
静安墩，截山河墩
乐定墩，大桥湾墩
西沙墩，四棵树墩
沙井墩，甘浚墩
二志所列之烽燧无一与西城驿或小沙河驿名称有关。按里程看，惟乐定墩、常乐堡、夹店铺至甘州城距离相等。黑水国在明代有驿站、民堡之置，且居东西交通要道，筑造墩铺有很大的可能性。如果存在，惟一的可能就是乐定墩。
那么驴丘墩是否就是乐定墩呢？
从烽燧筑造来看，张掖烽燧主要有汉、明两代烽燧，也有极个别清代烽燧。
汉代烽燧多为土筑，无土地带以石块砌成；明代烽燧亦多为土筑，无土地段或以土坯砌成。如平山湖个别烽燧便是用土坯筑成，先在产土地段制成土坯，再运至山顶砌墩，这类土坯较为厚重，长度在40厘米以上，厚度10厘米左右，制作极为粗糙，砌筑时极为潦草，不施泥浆。另外，烽燧一般体型较大，按《甘镇志》记载，墩台周围底阔12丈，即边长3丈，合10米。就上述情况分析，驴丘墩遗址状况、时代及本身的筑造方式、特征、体量均不符合烽燧特点。因此，它不是烽燧。
从墩体周围的遗址分布范围来看，与烽燧遗址特征大相径庭。首先，烽燧四周的围墙、沟堑在这里不存在。其次，烽燧不会存在如此大的建筑规模。从遗迹特征看，烽燧周围不会有使用琉璃、猫头、脊兽等瓦件的高规格建筑物，戍卒也绝不可能留下如此之多的高档器皿碎片。从遗物时代上看，主要为宋元遗物，明代遗物亦不少见，惟不见清代遗物。根据《甘镇志》和《甘州府志》记载，乐定墩筑于明代，清代沿用，夹店铺也是设于明代，清代沿用，前面已谈到，夹店铺遗址中也有不少清代遗物，而驴丘墩遗址找不到清代遗物，这就与乐定墩的实际情况有所不符。并且，驴丘墩本身并非筑于明代，其周围遗物以宋元时代为主。
驴丘墩在夯筑基座上墩体砌筑的方法与张掖弘仁寺土塔及党寨镇风沙塔的特征完全一致，砌筑时使用了有规律的错缝，只有塔才具备这样的结构与筑造特征，其体量与党寨镇风沙塔大致相同。从墩体周围遗址情况来看，将其断定为古塔的理由十分充足。从砌塔所用的土坯规格来看，应早于明，塔体塌土中曾发现宋代钱币，又可断定其时代在宋或晚于宋。又，在第八层土坯中发现8块铁容器口沿残块，其中一块上有古蒙文，由此可断，这是一座建于元代的古塔。元代极为盛行土筑覆钵塔，该塔造型与镇风沙塔和弘仁寺塔一样，同属覆钵塔。据当地一位老人讲，民国时期墩体较粗，为圆柱状，顶端中心有木柱。相传在清代，这里仍有一座玉皇庙。
元代在黑水国筑塔建寺，很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元代在黑水国设八剌哈孙驿（西域驿），大量站户在黑水国一带居住，兼有屯耕之作，建造佛教寺院，是众多站户宗教信仰的需要。从遗址内及黑水国其他地域内发现大量的元代遗物来看，该寺院兴盛亦在元代，明代沿用，至清代已废，与常乐堡及小沙河驿情况相同。经调查，当地人称驴丘墩的原因无人知晓，由来已久，可能与“比丘”的谐音有关。明洪武五年，征西将军冯胜攻克甘肃（张掖），元将上都驴以甘州迎降，驴丘墩之名是否与上都驴有关，也不可得知。
元代八剌哈孙驿在南城，寺院为何要建在此地呢？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北城一带耕作条件较好，元代站户主要住在这一带，大量遗物正说明这一点；其二，古寺院并非元代创建，元代只修造了佛塔，或者重建了佛塔，甚至重建了寺院，古寺院遗址内大量的宋代遗物表明，在西夏占据河西之际，这座寺院已经兴盛，因为如此繁多的宋代遗存在黑水国乃至张掖其他地方从未遇到过，我们可以肯定寺院在西夏时已有，但目前找不出西夏创建这座寺院的其他史料记载和根据。唐代恢复利用黑水国，创建寺院的可能性较大，和元代一样，也存在一个位置问题，唐代巩屯驿在南城，而寺院距南城较远，若建于唐代，同样是站户的需要。
黑水国古寺院的创建最初并非考虑到道路，因为最晚在唐代，张掖西去道路是过夹河、崖子塘，进入南城东侧，再经南城向西，经燎烟墩（今沙井乡燎烟）到沙井、小河滩、临泽。古寺院距这条道路约2公里。古寺院遗址与黑水国北城应该存在着密切关系。两汉之际，北城一带为主要生活居住区，包括古寺院遗址周围，并不存在汉墓，这是各砖厂大面积取土过程中我们发现的规律，较多汉至唐期间的遗物不得不使我们怀疑：早在东汉这里就有寺院或其他建筑。张掖市曾出土有东汉时期的佛教信仰文物——莲花吊灯。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唐代同样是在原有寺院遗址的基础上重建的，当然，这需要考古发掘来证实。
铺，古代作为驿站的一种。《元史·兵志》：“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又写作“舗”，明代称铺舍。清代在张掖又将铺和墩联系在一起称作墩铺，但实际上铺与墩并非在一起，只是性质相同，均为警备机构设置，不同之处是铺仍兼有传递信书的职能。所以明清时期张掖的铺舍均分布在东西交通道路之上，铺舍设有士兵数名，对过往行人可盘问、登记，发现奸疑者可缉拿，铺舍守兵还必须在四周巡逻。至清代，铺舍的职能又兼有民间的治保性质，《甘州府志·墩铺》云：“今虽在在帖伏，然村妇之争桑争枣，野愚之沤茧沤麻，亦宜凭之，以为犀照。”
查《甘镇志》，明代甘州城西设有以下铺舍：
张掖铺，城东南隅。
城西铺，去张掖铺西八里，司兵五名。
清河铺，去城西铺一十二里，司兵五名。
家店铺，去清河铺五里，司兵五名。
沙井铺，去家店铺五里，司兵五名。（以上隶左卫）
河滩铺，去沙井铺十里，司兵五名。
沙河铺，去河滩铺三十里，司兵五名。
《甘州府志》对清代早期张掖城西铺舍有如下记载：
城西铺，城西八里。
清河铺，二十里。
夹店铺，三十里。
家店铺，夹店铺，塔儿渠
沙井铺，五十里。
河滩铺，六十里。
沙河铺，七十里。
二志记载铺舍名称一致，但里程却有差别。沙河驿作为大型驿站，有沙河铺，东距张掖城七十里，二志记载相吻合。若依《甘镇志》记载为准，沙井铺与常乐堡、平源堡均东距张掖城三十里，则沙井铺应在黑水国一带。依《甘州府志》为准，则家（夹）店铺应在黑水国一带。然沙井铺应在沙井堡一带，东距张掖三十里，河滩铺即在今小河乡政府一带，西距沙河铺（今临泽城）三十里之数亦不合适，可见《甘镇志》对家店、沙井、河滩三铺的里程标注有误。
《甘州府志》“张掖渠图”的平源堡南画有墩铺标志，这应该是家（夹）店铺。
很明显，家店铺在黑水国区域内。经过对黑水国区域的全面考察，发现在312国道之北侧，明永砖厂西侧有一屯庄遗址，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8米，残垣尚存。从夯土层厚度看，应为明代所筑，地面散布着较多的元、明时期的青花瓷片、青瓷片和粗缸瓷片，也有清代青花瓷片，这个遗址很有可能即明清时期的家店铺。
塔儿渠是地方志对黑水国区域内古渠的最早记载。《甘州府志》“水利”条云：“旧塔儿渠，城西北，灌田二十七顷二十八亩。”并在《张掖渠图》中作了标记，旧塔儿渠在平原堡一带为南北流向，其西有新塔儿渠，与今之塔儿渠下段相当，至小湾寨南，其上段应经黑水国西侧，《甘州府志》对新塔儿渠的灌田情况未作说明，可能修于明末，至清初仍未大面积灌溉。《甘州府志》另有黑水沟渠，“灌田六顷八十亩”，即今黑水国北城下的黑水沟，这条渠也可能开通于明末或清初，所以《甘镇志》未见记载。《张掖市志》认为，塔儿渠开于元代，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新旧塔儿渠由于沙漠变化，在清代将塔儿渠下段与黑水沟渠合成今天的塔儿渠。
塔儿渠的名称大概源于黑水国区域的古塔，元代注重站户管理，站户照例屯耕、服役，元明之际，黑水国区域由于驿站的设置，站户已向村落化规模发展，塔儿渠的开通便与这种历史原因有关。
对黑水国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随后进入近50年的停滞期。1957年，黑水国汉墓群被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重新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文物工作者对黑水国南、北二城及墓群分布范围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与测量，198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将黑水国南城、北城与汉墓群并列公布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对黑水国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阎文儒与《河西考古杂记》
20世纪40年代，贾兰坡和陈崇生均到过黑水国进行考察，这两位先生的调查杂记分别是《黑水国探古》和《张掖黑水国古城探访论》。1944年春，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赴河西发掘，黑水国当时被列入张掖惟一的发掘目标。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也参加了发掘。1980年，阎文儒将这次考古成果——《河西考古杂记》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正式公布于学界。下面将其中的《张掖发掘记》作一摘录：
九月十四日，由凉州乘车赴张掖。十五日，达张掖县城，下榻城外新运服务处。次日晤张掖县何县长，承为代雇马车赴城西十三公里之西城驿，今称黑水国。前筑西北公路时，于此发掘汉墓颇多，吾等遂作小规模之试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