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②，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③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煅炼之功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煅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④，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注释】
①希渊：蔡宗兖，字希渊，号我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王阳明的得意弟子。
②镒：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一说为二十四两。
③人皆可以为尧舜：语出《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④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语出《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译文】
蔡希渊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圣成贤，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他们的才能终究有所不同，孟子把他们都当作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因他们内心纯然合乎天理而不夹杂丝毫私欲。好比纯金之所以为纯金，只因它成色很足，不掺杂铜、铅等。人纯然合乎天理才为圣人，金的成色饱足才是纯金。圣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犹如金有轻重之分一样。尧、舜如同万镒之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镒之金，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镒之金，伯夷、伊尹则像四五千镒之金。他们才力各不相同，但内心都是纯然合乎天理的，所以都是圣人。就好比分量不同的金子，只要成色充足，就都是纯金。把五千镒溶进万镒之中，成色还是一样的；让伯夷、伊尹与唐尧、孔子处在一起，他们的心都纯然合乎天理。金纯与否，在于成色而不在分量；是不是圣人在于心是否合乎天理而不是才力的大小。因此，纵然是凡夫俗子，只要肯用功学习，让他的心纯是天理，也可以成为圣人。犹如一两纯金，与万镒金子相比，分量虽然相差甚远，但在成色上，一点不差。因此，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存天理罢了，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差不多之时，可以节省许多功夫，也很容易炼成纯金。成色越差，冶炼越难。人的气质也有清浊之分，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之别，对于道，有生来就懂得而且知道去实践的人，有通过学习才知道并实践的人，这些人必须十分努力，最终都是一样的成就。后世的人不知道圣人的根本在于内心纯然合乎天理，只知在具体的知识、才能上学做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晓、无所不能，自己只需把圣人的知识才能逐个学会就可以了。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工夫，而将精力白白浪费在书本、考寻名物、推理形迹上。如此一来，知识越渊博私欲越多，才能越高天理反而越被遮蔽。如同看见别人万镒的纯金，自己只想着在分量上赶超别人，却不肯提高自己的成色，把锡、铅、铜、铁都掺杂进去。分量是增加了，成色却愈加低下，最终，就连原来的金子也没了。”
这时徐爱在一旁说道：“先生的这个比喻，足以解除世儒们学问支离破碎的困惑，对学生们裨益非常。”
先生又说：“我们下工夫，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少一份私欲，便多一份天理，这样何等轻快洒脱，又是何等简单啊！”
【原文】
士德①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②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着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着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③，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注释】
①士德：杨骥，字士德，王阳明的学生。
②文公：朱熹死后谥“文”，故称。
③“向来定本误”句、“虽读得书”句、“此与守书籍”句：均出自《朱子晚年定论》中所录朱熹强调内心觉悟的书信。
【译文】
杨骥问：“格物的学说，正如先生所教导的，简易明了，大家都懂。而朱熹先生聪明盖世，反而弄不明白，这是为何？”
先生说：“朱熹先生的精神气魄宏大，很早的时候就决心要继往开来，因此一直只在考据着书上苦下工夫。假如他早年专注于修养，自然无暇去考据着书了。等到德行较高时，果然担心圣道不行于世。就效法孔子，删述《六经》，除繁从简，启发后学，也不用去做考据的功夫了。朱熹早年写了不少书，晚年才后悔把功夫颠倒来做了。”
杨骥说：“朱熹晚年有些悔悟，正如他说‘起初奠定了根本的错误’，又说‘虽然读了不少书，对我又有什么用呢’，又说‘（格物）与空守着书籍，拘泥于言语，毫无关系’，这番话说明他才悔悟从前的功夫下得不对，才开始切己自修。”
先生说：“是的。这正是朱熹的不可及之处。他气魄大，一旦悔悟立即回头。遗憾的是他很快就去世了，很多错误都没来得及改正。”
【原文】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①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②，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③。”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是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唯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着，习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④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什么心？周茂叔⑤窗前草不除，是什么心？”
【注释】
①无善无恶：语出《坛经·行由第一》：“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应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②“无有作好”等句：语出《尚书·洪范》。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意为没有自私的好恶。遵王之道，意为遵行王道、公道。会其有极，意为会归于法度、准则。
③裁成辅相：语出《周易·泰卦·象传》。裁成，意为剪裁成适用的样子。辅相，意为辅助、帮助。
④伯生：孟源，字伯生，王阳明弟子。
⑤周茂叔：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湖南道州营道（今道县）人。
【译文】
薛侃在清除花中杂草时，顺便问道：“为什么天地之间的善难以栽培、恶难以铲除呢？”
先生说：“这是因为人们不去培养善或铲除恶。”过了一会儿，先生又说：“你从外表上去看待善恶，当然会出错。”
薛侃感到不解。
先生又说：“天地生化，如花生草长，何曾分什么善恶？”你想赏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但当你需要草时，你又会以草为善。这些善恶的区分，都是由你一人的喜好产生。自然是错误的。”
薛侃说：“如此说来，就没有善恶之分了吗？”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天理的静态，有善有恶是由于气有所动。不为气所动，也就无善无恶，也就可称之为至善了。”
薛侃说：“佛教也有无善无恶主张，怎么来区别呢？”
先生说：“佛教执着于无善无恶，其余一概不理，不能够治理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只是不有意为善，不故意为恶，不为气所动。这样，遵循先王之道，便自然符合天理。也就能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
薛侃说：“既然草并不恶，那么，就不应该锄草了。”
先生说：“这又成了佛、道两家的主张了。草既然是障碍，为什么不锄去呢？”
薛侃说：“这样不是刻意为善、刻意为恶了吗？”
先生说：“不专意于为善为恶，并非好恶不分，如果全无好恶，岂不是一个无知觉的人了。所谓不专意，只是说是好是恶须依天理，不掺杂一点私欲在其中。如此，便与不曾好恶一样了。”
薛侃说：“除草时如何依循天理，而不夹杂私欲呢？”
先生说：“草有妨碍，理当去除，除去便是；有时没有除去，也不往心里去。如果你念念不忘，还挂在心上，就会为气所动。”
薛侃说：“这样说，善恶并不在于具体的事物上了？”
先生说：“善恶只在你心中。依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便是恶。”
薛侃说：“那么事物终究是没有善恶之分了？”
先生说：“在心是这样，在物也是这样。后世儒生不懂这个道理，舍心逐物，把格物之学弄错了，整天在外寻求，终究只是个‘义袭而取’，终身行而不明，习而不察。”
薛侃说：“那像‘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又该怎么解释呢？”
先生说：“这正是始终依循天理，天理该当如此，天理本没有私意去为善为恶。”
薛侃说：“但是好好色，恶恶臭，怎么没有私意呢？”
先生说：“这是诚意，并非私欲。诚意只是依循天理。虽然依循天理，也不掺杂丝毫私意。因此，若有一丝怨愤或者欢乐，心就不能中正平和。开明无私，才是心的本体。懂得了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未发之中’了。”
孟源说：“先生讲：‘草有妨碍，理当拔除。’为什么又说着眼于外表才产生私念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自己用心体会。你想锄草，是什么用心？周敦颐不拔除窗前的草，又是什么用心？”
【原文】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着，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译文】
先生对学生说：“做学问必须有要领，这样功夫才有着落。纵然不可能不间断，如同船上有舵，一提便明白。否则的话，做学问，也只是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着，习不察’，不是大本、达道。”
先生接着说：“有了要领，横说竖说都是对的。如果只在这里明白，而那里不明白，也只是不得要领。”
【原文】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唯患夺志①。’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注释】
①唯患夺志：程颐语，语出《河南程氏外书》：“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唯患夺志。”意为不怕科学耽误、妨碍学习，只怕因科举丧失了为学的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