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向来是重农抑商。因此，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能够依靠商道出人头地的，绝对都是有着绝高智慧的大能人。他们往往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他们精通经商之道，还能够创造性地把军事谋略，包括天文历法等在内的知识出神入化地融入商业运作之中，从而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聚敛财富的方法。然后通过炉火纯青的商业运作，白手起家，聚沙成塔，最后成为坐拥万金的商业巨子。
1.子贡——孔子高徒成商界奇才
孔门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人。在孔子门下这七十二个最有成就的学生当中，子贡最为富有。他是中国最早的儒商之一，因此被尊称为“儒商鼻祖”。当然，子贡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商人而已。作为孔门七十二贤士中的佼佼者，子贡在宣扬儒家学说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出了很大的力气，所以后人说子贡有“亚圣之德”。“亚圣”这个头衔我们并不陌生，那原本是属于孟子的。不过，司马迁这位惜墨如金的大史学家，在《史记》中记载孟子仅用了215个字，而记载子贡竟用了近5000个字，由此可见子贡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而这样一个大学问家竟然还精通商道，在当时的商业领域叱咤风云所向披靡，聚敛起足可敌国的财富，我们这些后人恐怕也就只有敬仰的份了。
背景身世
子贡是春秋时卫国人，祖籍河南省鹤壁市浚县，那里因“古有仙鹤游云洪水，栖之南山陡壁”而得名。子贡本姓端木，名赐，由于是卫国人，因此亦称卫赐，又名子赣，到了30岁时方取名为子贡。子贡l8岁的时候，到鲁国游学，拜于孔子门下求学6年，并且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子贡出于商业世家，对经商有先天优势，加上经常跟孔子周游列国，得以开阔视野，这也为其以后打拼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在师从孔子之后，又返回吴国去做官，并在曹、鲁两地从事商业经营，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堪称人杰。
发家秘史
富足不忘求学，经商亦需名师
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作为自己商业生涯的写照。“陶朱事业”中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而“端木生涯”中的端木指的则是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从许多意义上来说，如今的商人确实应该视子贡为榜样。子贡是中华儒商始祖，被历代商人尊崇为经商楷模，在中国民间至今还流传着“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属子贡贤”的名联。
有一次，子贡问他的老师孔子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你说我是应当把它放在盒子妥善保管呢，还是应当找一个识货的人，把这块美玉卖个好价钱？”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因为这不仅仅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基本理念，更是子贡一生从商的最根本的动力。这个典故太有名了，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成语“待价而沽”就是出自于这个典故。
孔子曾说过：“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贷殖焉，亿则屡中。”“回”就是孔子的另一个杰出弟子颜回，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过得穷困潦倒，甚至连饭都吃不上。而“赐”指的正是子贡（子贡名叫端木赐），孔子说子贡是一个不大安分的人，他喜欢去做那些囤积居奇的投机之事，但是他猜测市场的行情，却几乎每次都能猜中。如果按照古代的社会阶层来看，正所谓“士农工商”，颜回是“士”，子贡虽然也是“士”但却偏要去做低贱的“商”的行当，自然是不肖之至。但是孔子却正大光明地将子贡与颜回并列，这不仅直接说明了子贡在孔子心中的地位，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子贡在经商方面确实有过人的才华，否则，古代可是没有商学这门学科的，子贡若非天生就是当商人的料，又怎么可能能够如此准确地预测市场行情呢？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多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了他对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子贡靠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孔子及其门生周游列国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堪称以文促商、以商养文的成功典范。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当时的交通和服务行业也远远比不上现在，因此在当时进行一次旅行的话，其中的花销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就更不必说率领大批弟子进行为期十几年的周游列国的行动了。事实上，要是没有子贡所提供的经济方面的支持，单靠孔子的财力是绝不可能去周游列国的，儒家思想也绝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流传数千年却依然兴盛。
口才是财富人生中的杀手锏
如果在现代社会组织一次民意调查，让人们票选出经商过程中最重要的实用技能是什么的话，那么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口才。没错，经商是一种依赖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作，要想成为杰出的商人，聚敛起巨额的财富，没有口才是万万不行的。《论语·先进》中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由此可见，口才正是子贡最大的强项。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并不强大的鲁国遭遇了空前的危机。鲁国强大的邻国齐国准备兴师伐鲁。鲁国和齐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如果鲁国想不出一个很好的办法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就要就此而被齐国吞并了。孔子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便对弟子们说：“我们居住在鲁国，喝的是鲁国的水，吃的是鲁国人民种出来的粮食，鲁国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现在父母有难，国家有难，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国家尽一份力！”子路、子张、子石等弟子纷纷自告奋勇，但孔子并不认为他们具备化解鲁国目前所遭遇的危机的能力。但是当子贡前来向孔子请行的时候，孔子却非常高兴地同意了。
得到孔子的同意之后，子贡立刻打点行装离开了鲁国。子贡的第一站是即将出兵攻打鲁国的齐国。到了齐国，子贡想办法见到了当时齐国的权臣，同时也是出兵伐鲁的倡导者田常，对他说：“我有一席话说给您听，想要纠正您即将犯下的错误。”田常知道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听他说出这话，马上来了精神。子贡见状，对田常说：“我私以为，您兴兵伐鲁并不是一步好棋。鲁国的城墙薄而低矮，鲁国的土地狭而浅薄，鲁国的君主愚蠢而不仁，鲁国的大臣虚伪而无用，鲁国的人民厌恶战争，这样的国家是不值得讨伐的。在我看来，如果您能够放弃鲁国，兴兵伐吴的话，却是一个巩固您的地位的好办法。吴国城高而厚，地广而深，兵甲坚而新，将士精悍，武器装备精良，这是最适合您去讨伐的国家。”
田常一听，气得脸色都变了，说：“先生不让我去讨伐容易攻打的鲁国，却要我去招惹强大的吴国，这是什么用意？我知道先生的老师是鲁国人，先生不会是为鲁国来做说客的吧！”
子贡回答道：“我听说，忧在内者攻强敌，忧在外者攻弱敌。现如今在齐国，就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您田大将军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威胁。我听说您曾三次要求升官最后都因为有大臣反对而失败了，在齐国国内，您早已经不能一手遮天。如果齐国吞并了鲁国，那么齐国的疆域会扩大，国君的威望会大增，那些反对您的大臣的地位会更加巩固，而您却毫无功劳可言，国君会日渐疏远于你，您要是想保住自己的地位，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我认为伐鲁不如伐吴。吴国强大，伐吴不胜，损兵折将，大臣内空，如此一来，国君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您，您的地位也就稳固了。”
田常一听，觉得子贡的话的确非常有道理，便问道：“可是我们已经决定要讨伐鲁国了，如若我忽然转而主张伐吴，大臣们岂不是要怀疑我收受了鲁国的贿赂？到那个时候，我可就百口莫辩了。”
子贡说：“您只要想办法让伐鲁的事情暂缓就可以了，我会去吴国说服吴王兴兵伐齐，这样一来，您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跟吴国开战了。”田常大喜，连忙向子贡道谢。
子贡第二站是吴国。见到吴王夫差之后，子贡说：“不知大王您是否知道齐国意欲兴兵伐鲁的事？”夫差表示自己知道这件事。子贡接着说：“如果齐国吞并了鲁国，那么必然会实力大增，到时候就会对您的吴国构成威胁。因此，如果我是大王您的话，我一定不会让鲁国被齐国吞并的。大王您不妨先下手为强，联合鲁国主动向齐国发动进攻。鲁国现在有亡国之忧，听说大王您准备和他们联手，必然会倾尽全力帮助您的。吴鲁联手，就算不能灭亡齐国，也可以让齐国大受损失。这样一来，大王您抗衡强晋，成就霸业的理想不就实现了吗？”在子贡雄辩的口才之下，吴王夫差又被说服了，他开始积极准备进攻齐国，并且向鲁国派出了使臣。
但是，吴王夫差还有后顾之忧，那就是他生怕兴兵伐齐之后，跟吴国有世仇的越国会趁虚而入。子贡又自告奋勇前往越国，说服了越国的国君暂时放下仇恨，派兵随吴伐齐，解决了吴王的后顾之忧。
子贡游说三国，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下鲁国已经没有灭亡的危险了。不过，子贡转念想到吴国战胜齐国之后，定会要挟鲁国，鲁国只不过是暂时逃过亡国之忧，并且依附的强国从齐国变成了吴国罢了。于是在回鲁国的路上，子贡顺路去了一趟晋国，向晋定公陈述利害关系，劝晋国加紧备战，以防吴国进犯。晋定公自然是很高兴地听进了子贡的劝告。
吴王夫差并没有令子贡失望，他亲自挂帅，率领10万精兵及3000越兵攻打齐国，鲁国也依照约定，派兵夹击齐国。齐军中了吴军的诱敌之计被吴王夫差打得大败，只得向吴王夫差请罪求和。夫差战胜了齐国之后，骄狂自傲，立即移师攻打晋国。晋国因早有准备，给了吴王夫差迎头痛击。子贡充分利用齐、吴、越、晋四国的矛盾，在四国之间巧妙周旋，借吴国之“刀”，击败齐国；又借晋国之“刀”，灭了吴国的威风。这样一来，齐吴两国自顾不暇，自然也就没有心思再去攻打鲁国了。国小力弱的鲁国这才算是真正得脱大难。而事实上，这一切都源自于子贡杰出的口才。子贡轻易地鼓动如簧之舌就可以将这些强国的首脑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当时市场竞争并不激烈的商业领域自然就更加如鱼得水了。
发家感悟
当我们提到儒家学说的时候，我们最经常提到的人往往是孟子、颜回、朱熹等等。但实际上，司马迁在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时候，对子贡所费笔墨要比孟子和颜回多得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可见，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更是后世的商人们所衷心敬仰的“儒商鼻祖”。
虽然在古人的眼里，子贡这个人的“爱好”有些奇怪，他竟然喜欢去从事经商这种低贱的事情，这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子贡在后人眼中的形象。但后世也并没有彻底把子贡抛在脑后。唐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追封子贡为“十哲”之一，并追封其为“黎侯”。北宋时，宋真宗加封为子贡为“黎阳公”。明嘉靖九年，嘉靖皇帝改称子贡为“先贤端木子”。到了清朝，康熙皇帝赐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遗庥”匾额一块，并把他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罔替。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封子贡为“十二哲”之一，与朱熹并列，并将子贡的塑像移到孔庙大成殿内，与孔子同受后世儒生的朝拜，子贡终于在中国文化领域得到了和他在商业领域一样崇高的声誉和地位。
2.沈万三——躬耕起家的超级富翁
提到沈万三，人们最先想起的一定是那神奇的聚宝盆的传说。当然，聚宝盆的传说虽美，也仅仅是个传说而已。但是，沈万三却的的确确是中国历史上在民间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最具传奇色彩的巨商，在几百年来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沈万三已经成为了超级富翁的代名词。既然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那么就让我们走近沈万三，解开笼罩在他身上的历史疑云，揭开盖在他脸上的神秘面纱。
背景身世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生于1330年的元明宗统治时期。沈万三的父亲是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的沈祐。沈万三还有一个弟弟名叫沈贵，字仲华，不过人们更习惯于称呼他为“沈万四”。
沈万三除了本名沈富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沈万三秀，而沈万三只不过是“沈万三秀”这个名字的民间简化版而已。沈富之所以又叫沈万三秀是有缘由的。所谓秀，是因为明洪武初年，经过多年的战乱，中原百姓流离失所，户籍管理也变得异常混乱。朱元璋推翻明朝当上皇帝之后，重新整理户籍，进行人口普查自然是一件需要优先进行的大事。明代的编户齐民制度沿袭自元朝，把老百姓分为哥、畸、郎、官、秀五级，哥是最下级，秀为最上级，每级之中又各有一二三等，每家颁布发给“户由”（相当于今日的户口本），巨富者谓之万户，沈福是万户巨富，又被评为秀级三等，因此被称为沈万三秀。
至于沈万三的籍贯，在史学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南京人，因为董谷的《碧里杂存》中有关于沈万三的记载，说他是“故集庆（元时称南京为集庆）富家也。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余在白下闻故老言。”《五杂俎》也说：“国初金陵有沈富者，字仲荣，富甲天下，人呼为沈万三。”也有人说他是浙江人，因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说他“本湖州南浔人。父沈右，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明史·马皇后传》亦记载沈万三是“吴兴（今浙江湖州）富民”。更有人说他是江苏苏州人，因为孔迩的《云蕉馆纪谈》说他是“苏州吴县人”，而《明史·纪纲传》也说他是“吴中（今苏州一带）故大豪”。
其实，关于沈万三的籍贯众说纷纭的原因很简单。沈万三是一个大商人，商人的特点就是逐利而走，哪里有利可图，商人就向哪里聚集。说他是南京人是对的，说他是浙江人是对的，说他是苏州人也是对的，因为他在这些地方都经过商，都留下过足迹甚至房产。但他真正的祖籍在哪里，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
发家秘史
生逢乱世，沈万三大发其财
民间传说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巨商，富可敌国，是因为他有一只聚宝盆。这只聚宝盆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可以复制金属。向盆里放进一枚金钗，聚宝盆就能复制出整整一盆一模一样的金钗；向盆里面放进一只银元宝，聚宝盆就能复制出整整一盆一模一样的银元宝。因此，只要沈万三的这只聚宝盆还在，他的财富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