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沉迷于这种精神至上、精神万能的宣传，军国主义分子又大肆叫嚣“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所以使得老百姓们透支劳动，且不让他们吃饱穿暖，以至于常常冻馁而死。
诚然，我们没资格嘲笑日本人的这种悲剧，因为当时的中国在和平环境中都能够反复上演这种人间惨剧。可是，我们仍然要说，这种悲剧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总是社会机制的严重缺陷，是一群疯狂的、缺乏常识的人控制社会的恶果。
5.裕仁天皇
在战后的日本人检证战争责任时，他们是把裕仁天皇排除在外的，认为天皇只是受了下面的人的蒙蔽、误导，才做出一系列错误判断的。
“‘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明治宪法第三条的这一规定就意味着天皇不对国政负任何责任……据说，昭和天皇战后对麦克阿瑟表示‘我负全部责任’。并对周围的人表明了退位的意向。一般认为天皇希望通过退位来承担责任，但可以说，实质的责任在于首相和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等人。”（《检证战争责任》）
毫无疑问，日本人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那么天皇究竟有没有责任呢？让我们从他的生平细细讲起吧。
身为“天照大神”的后代，据说日本的天皇世系可以一直追溯到石器时代，中国有朝代更替、皇帝轮流坐庄，但是日本天皇的血统却是一贯性的，只不过中间有很多实权派的将军架空过皇权而已——但并未取而代之，可见天皇血统在国民心底之根深蒂固，这也许可以解释明治维新时天皇的巨大影响力了。
裕仁出生于1901年4月29日，这一年他的父亲、皇太子嘉仁只有18岁，母亲节子16岁。根据日本皇室的新规定，节子王妃“母以子贵”，从而成为了真正的皇太子妃、未来的皇后，得此佳儿，自然喜不自胜。
日本的后宫也跟中国古代的后宫一样，阴谋重重，各种争宠、倾轧事件不断，为了保证皇孙的健康成长，明治天皇决定将裕仁寄养在一个“家庭环境好、夫妇健在，特别是武功显赫”的家庭，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已经65岁的川村纯义，这是一位笃信儒教和武士道、德高望重、深孚众望的元老。
因为这位皇孙很有可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而天皇又是日本的陆海军统帅，所以川村很注意培养裕仁的尚武倾向，而且还对他严格要求，着力培养裕仁健康的体魄和克己的精神。川村曾充满经验之谈地说：“花匠把花木扭弯，使其不能按自然形态成长，这就是诸侯教育的明显弊端。承担教育重任的人，应该启发孩子从小就养成大胆勇为、尊重他人、不畏艰难的性格。决不能让他蛮横任性、刚愎自恃。”
尽管川村比较让人满意，但是他在1904年因病去世后，他的儿子以养不起为由，就把3岁多的裕仁送还到了他的父母身边。不过仍然有些违反人性的是，裕仁还是不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只能独居小院。父子关系不那么亲密，嘉仁晚年不愿意放权给儿子，看来根子可能就在这里。
6岁的时候，裕仁与弟弟雍仁被送入了皇家幼儿园，有一个叫良子的小女孩经常与裕仁在一起玩耍，后来她成为了裕仁的皇后。幼儿园有一位老师，酷爱生命科学与海洋生物学，常常领着孩子们到动物园、植物园、神社、公园等地方开展课外活动，裕仁研究海洋生物的兴趣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后来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并出版了几部专著。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兴趣广泛的也很多，比较梁武帝、康熙等人，这倒不算什么特别，皇帝也是人。
不过由于爱好的驱使，裕仁经常进行生物学中的分类研究，他的这种认真的精神后来也被贯注到政治生涯中。东条英机资性愚钝，有什么事情往往都先在本本上记下来，总是一板一眼的；裕仁后来的内大臣木户，也是一个无信念、无方针、谨小慎微的官僚，但他们的长处都是严格、认真，所以都受到了裕仁的青睐。
明治天皇天生有一些缺陷，嘉仁身体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裕仁与同龄儿童相比，显得虚弱、瘦小，腰板挺不直，眼睛也近视，所以走起路来有些拖脚，动作也比较笨拙。他弟弟雍仁却正好相反，个头很高、身体很棒、性格外向，他能够经常把裕仁哥哥打哭；不过裕仁相扑很好，也有轻易不服输的劲头。雍仁是“皇道派”的支持者，这也许还是个性使然，因为雍仁希望身为天皇的哥哥能够全面地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来。
裕仁从小的生活就如同众星拱月一般，身边总是环绕着一群照顾他的人。这种生活的优越感，也许使得裕仁无法体会弱者的痛苦，乃至于无法正视被侵略国家的苦难吧。
裕仁的气度也许是优裕、富贵的环境尤其是高人一等的尊崇感所陶冶出来的。还在他6岁的时候，有一次，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文武重臣等候明治天皇的召见，裕仁与几个弟弟正好撞见他们，当时气氛肃穆，裕仁的弟弟们都自觉地退到了一旁，只有裕仁还直挺挺地站立在那里，并且还向伊藤博文问这问那，谈吐之从容，令伊藤惊喜不已。
1908年，裕仁进入了专门的学习院学习，为了加强裕仁的教育，明治天皇特意任命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伯爵为院长。
乃木希典是个极有军人范的家伙，他对于培养裕仁质朴刚健的作风，花了不少功夫。除了开始习惯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裕仁还常常被乃木灌输类似的观念：“凭借锻炼和意志，就没有改变不了的东西。”这有点日本人一贯特有的那种精神至上的论调，不过裕仁也正因为接受了这种严格的思想及体质锻炼，以至于令他成年后有了上佳表现：有一次举行阅兵活动，寒雨突至，可是天皇陛下命令给自己去掉遮挡物，与士兵们一样站立在雨中，最后他纹丝不动地坚持了80分钟，令在场者无不感动非常。
杉浦重刚是裕仁的“帝王学”老师，他在教学中贯穿的一个主线是：“竭力宣扬以儒教为本的皇室中心主义、政治主义、与外国竞争主义、日本优越的世界第一主义以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在当时民主运动已经蓬勃发展的时代，像杉浦这样明目张胆地对皇太子进行保守教育的，算是独一份了。在7年的时间里，杉浦为裕仁授课200余次，潜移默化之中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1917年，经过皇室一番仔细的挑选，尤其是尊重裕仁本人的意见，出身显贵的良子成为了裕仁的未婚妻。良子家族属于萨摩藩，身为长州藩元老的“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出于派系斗争的考虑，是极力反对裕仁的这桩婚事的，他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良子家族基因不良，后裔很可能出现色盲。帝师杉浦重刚拉拢了一帮人，包括“黑龙会”组织，与山县有朋针锋相对，闹出了一场尽人皆知的“色盲风波”。最后，蛮横霸道、人缘极差、四面楚歌的山县被迫引咎辞职，并于一年后去世，不过长州藩与萨摩藩的派系之争并未结束，它们逐渐演化为皇道派与统制派、北进派与南进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1921年，在从皇家学问所毕业之后，裕仁进行了一次为期半年的欧洲之行。欧洲人自由开放的风气令裕仁吃惊不已。有一次一位英国公爵邀请裕仁去参加派对，派对上多是一群下里巴人的农民，可是包括公爵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分主仆地跳起欢快的舞蹈，这让从小生长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皇室中的裕仁觉得非常新鲜；回国后，裕仁也试图搞些类似的派对，可惜被保守的西园寺等元老阻止了。
这次欧洲之行不但让裕仁大开眼界，也在应酬中得到一些锻炼，拉近了与欧洲一些皇室的关系，也让他收获了一些美誉。欧洲的舆论普遍认为裕仁这位“嗣君”谦虚、镇静且机智。
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从小脑子就有病，长大了精神不太正常，经常干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糗事，比如经常拿着筷子当指挥棒，带领着一帮卫兵唱歌。他继位以后，也经常出洋相，这令一些元老重臣对他非常不满；到了1921年，大正天皇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很多诸如阅读文件、接见外国使节的活动都不能正常进行了。根据皇室典范的规定，天皇因病不能亲政，经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商议，可以设置“摄政”，实际上等于架空了天皇。
在裕仁担任摄政、执掌国家大权以后，首先遇上的倒霉事就是关东大地震。不过裕仁的表现非常不好，他在震后很久才巡视了灾区，而且他“不仅没有给灾民以慰藉和鼓励，反而撵走了沿途的人，等于在无人的旷野中兜了一圈。”（《裕仁天皇传》）
根据中国传播过去的“天人感应”学说，天灾是天照大神对皇室子孙的不满。在古代，在大地震后天皇常以退位谢罪。可是这一次，日本的统治者们不但没有让天皇退位，还找到了新的替罪羊，这就是旅居日本的外国侨民——那场屠杀事件可谓日本皇室的“杰作”。
由于在屠杀事件中有十多位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遇难，这令一些日本的热血青年开始仇视起裕仁来。1923年12月27日，发生了一起刺杀裕仁的“虎门事件”，不过裕仁只是受了点轻伤，但从此他就变成了“被囚禁的人”，出行时总是戒备重重，群众轻易无法接触。
1924年1月，裕仁与良子的婚礼在几经推迟后成功举行。
良子出嫁前是个多才多艺的淑女，结婚后又是一位日本典型的贤妻良母，裕仁与良子恩爱非常，以至于他破天荒地决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尽管包括他的母亲在内，很多人都反对他破坏传统制度（主要可能还是担心天皇的后嗣出问题）。裕仁还改革了后宫的女官制度，精减了人员，让一帮吃饱了没事干、整天钩心斗角的女人过上了正常生活。他平素经常穿着西装，西洋样式的装饰也开始充斥于宫殿内，近代文明的气息开始取代古色古香的传统格调。这一点倒与退居故宫、喜欢尝试新玩意儿的溥仪很相像。
1926年12月，大正天皇去世，裕仁正式即位，年号“昭和”，取中国《书经?尧典》中“百姓昭明，万邦协和”之意。
裕仁正式登基后，一般表现得比较克制，受西园寺等元老的教导，轻易不对国事过分干预，不过有几次还是例外的。“二二六兵变”是一次，之前还有一次——在“皇姑屯事件”中，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私自行动将东北王张作霖炸死，这令日本高层非常震惊，天皇非常关注此事，严令时任首相的田中义一彻查此事；后来，田中特意跑到宫里对天皇回禀道：“查了，和陆军没有关系，确实是中国南方革命军干的！”天皇对这一回答非常不满，当即把田中给轰了出去，并表示今后再不想见到田中。天皇坚决的态度令田中内阁很快就垮了台，两个月后，田中猝死。
不久，“九一八事变”又起，当时，为了配合关东军的行动，时任驻朝鲜日军司令的林铣十郎命令一部驻朝军越境予以支援。无论是关东军挑起战争，还是驻朝日军出兵东北，事前都没有经过天皇和内阁会议的批准，可是后来鉴于关东军的巨大“成功”，天皇做了从宽处理——就这样，驻朝日军的独断越境问题，竟以事后追认的方式而加以批准；驻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更是沐浴了皇恩，他不但被誉为“越境将军”而获得“赫赫威名”，还受到天皇的赞赏，以至于后来受命组阁。
天皇的这种宽大的做法，实际上等同于助长日军“下克上”的侵略气焰，“这样一来，就给陆军造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只要做出实际成绩，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会得到天皇的厚待。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事后承认的做法后来屡次发生，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比如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1940年的法属印支入据事件，影响都非常深远。
早在1912年前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日本资产阶级宪法学权威、日本国会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提出了“天皇机关说”，它的大概意思是日本的统制权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而不属于天皇，天皇和帝国议会都是国家的直接机关，因而天皇的权力应受到宪法的制约。
到了1935年，这一观点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天皇机关说”是与“天皇主权说”相对立的，军方为了达到对抗政府的目的，是坚决支持“天皇主权说”的，曾出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表态说：“军部不涉及学说，只是作为一种信念，绝对不要在军队内引进有伤崇高的我国国体和有害天皇尊严之类的言行，那种所谓议会中心、评论诏敕、议会无须遵从天皇之命一类的说法，是与军部的意见水火不容的。”
对于本庄繁的观点，裕仁予以了肯定：“所谓信念，它是超越社会上的宪法学说而存在的，因此上述观点当然是恰当的。”
天皇的意见有点模棱两可，他虽然没有明确反对“机关说”，但同时是认同了作为军部“信念”的专制主义可以超越宪法而存在。因此，他的观点实际上与右翼势力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言行对于日本的民主化运动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对于日本的国运兴衰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为此，赫伯特?比克斯指出：“事实上，裕仁从未对立宪君主制的人恶化理论偏爱过。对于他来说，宪法并不是制定重要政策的准则，因为与他祖父一样，他认为自己高于国家法律。对他行为真正的约束，包括明治天皇的精神遗产，都与宪法无关。根据情况需要，他甚至会无视宪法。”（《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实际上，天皇不过是很多军国主义分子的一种对抗政府的工具而已，天皇专制制度本身是逆时代潮流的。假如不是天皇内心希望令中国屈服，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他也就不会轻易盖章批准——如果是政府当权，军部的侵略野心无疑会受到有效的遏制。
因此，赫伯特?比克斯才又说，裕仁天皇“不仅在统治的前20年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公众角色，而且，作为一个在幕后操纵局势的首脑，当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往往服从军部所主张的政策导向。这与明治天皇的亲英美路线完全背道而驰，而这位祖先对裕仁的个性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七七事变后，出于对苏联出兵的担忧，陆相杉山元向天皇表示：“即使与支那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依据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都持这种轻视中国抵抗意志的观点，所以天皇最终被说服了。4年以后，日本已经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淖，天皇才不断地表示出悔意。
“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特别是连专长的陆军也观察有误。由此，各方面都有反响。”（《何谓中日战争》）1940年10月天皇如是说，然而他终究与那帮狂热分子一样，还是愿意拿日本的命运赌上一回，直到两颗原子弹爆炸后，才彻底死了心。
侵略别国、奴役别国的思想，这其实是与裕仁天皇骨子里的传统观念息息相关的，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之下，他到底还是一个应被时代进行充分改造的“旧人”。
6.战前的国际形势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对于助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也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