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严重地削弱了英国、法国及美国的力量，本来一战就让这几个国家打怕了，加上一战后各国民主因素的增长，作为传统的世界强国的英、法两国政府，对于干预世界事务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所以便出现了力图避免战争的妥协主义及绥靖主义，以及美国的传统的“孤立主义”，这些对于遏制日本日益膨胀的野心自然是有限的。
一战打到1918年初，德国的力量依然很强大，假如不是美国的加入，德国在东线彻底打垮俄国后，扫平法国也是不难预期的。一战是以英法的惨胜告终，据统计，协约国死亡了500多万人，同盟国死亡400多万；其中俄国死亡180万，法国140万，英国72万，意大利58万，美国11万，德国200万，奥匈帝国100万。仅仅从死亡人数上，也可见德国战力之一斑（参见《一战秘史》，新华出版社）。
由于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使得意大利与德国开始法西斯化，并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意大利在1935年侵略了埃塞俄比亚，德国又开始重整军备，在西班牙内战中，两国更是借机兴风作浪。
日本在远东的作为鼓励了德国和意大利，之后德意又反过来鼓励了日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就这样写道：“日本帝国主义羽翼丰满起来的时候，正是处在国际的重大冲突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解决的时代。占领沈阳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后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受到鼓励，对世界的舆论报以嘲笑。日本和这两个国家签订了同盟条约，日本的对华政策从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起因。日本最后的成败，只有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如何才能定夺。”
早前的20年代，美国曾组织华盛顿会议，试图对日本的军备及野心加以限制，可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日本轻易就冲破了华盛顿体系。
二战之前，英国还算是头号世界强国，发言举足轻重。1935年9月，英国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兹罗斯取道日本抵达中国，参与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关税等方面重大事务。李兹罗斯远东之行，还携带了一个解决“满洲国”问题的方案，即以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满洲国”为条件，英国和日本共同对华贷款，帮助国民政府摆脱金融困境、实行币制改革。但是，这一方案却因遭到双方的拒绝而告终——日本当时想全面控制中国、削弱中国，而中国对日的态度也已经渐渐转向强硬，因此中日双方不可能进行英国所期望的那种“合作”。
李兹罗斯方案代表了英国的妥协主义，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则奉行“史汀生主义”立场：既不承认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又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侵略。当时不热衷使用武力的美国对中国一面是同情，一面只是进行些道义上的帮助。当然，我们也不能期望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我们，那是不现实的。
塔奇曼为此写道：“由于英国并未采取强硬立场，因此（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所期冀的大国的‘富于活力的判断’并未形成。当时主宰英国外交政策的是绥靖主义之父约翰?西蒙爵士……史汀生得出结论说，英国更希望看到日本吞并东北，而不希望日本在长江流域威胁英国的主导地位，或者插足大洋洲或者印度。”（《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发展美日贸易改善两国关系，并且也企图将日本的扩张矛头引向苏联。对于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人尽可能小心谨慎，避免冒犯日本，力求将日本侵华战争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在远东，日益强大的苏联本来也很有发言权，可是苏联暂时无法协调自己同英、法、美等国的关系、立场，所以影响力也就非常有限。不过苏联的存在，本身对于日本陆军就是一个极大的牵制。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防范日本的侵略，苏联在远东保持了几十万的常备军事力量，所以日本如果倾力南下，他们就会担心苏联抄他们的后路，因此对于中国用兵的原则只是追求速战速决的效果，逐次投入，没有一下子集中全部力量。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安事变前后，苏联为了避免同德国与日本两线作战，调整了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希望苏联提供军事装备并缔结中苏互助条约，结果只是在求得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后，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甚至一再表示，中国抗战如果到了生死关头，中苏交通线被日军切断或者日军占领南京，苏联必然出兵援助。这也许给了蒋介石部分的底气，只是当局面迅速恶化时，蒋介石眼巴巴地盼望着苏联赶快出兵，可斯大林就是找出种种理由按兵不动。
就如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曾过分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一样，当时的蒋介石又重蹈了这一覆辙，结果造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决策失误。这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等人过分迷信列强的武力及干涉的意志，一方面还由于他们对于国际关系、国际风向的观察及思考不够，以至于屡屡失望——最可悲的是，他们将中国的命运押在了列强的干涉上，以至于付出重大代价。
但是不管怎么说，英美的退让不是没有底线的，正如蒋百里1937年在欧洲考察时的感受一样：“在欧洲，百里已经看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难于避免。中日战争将与世界战争合流，这是百里逝世前一年所看到的，所以他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的名句。”（《蒋百里评传》）
中国的事务已经成为世界大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强的干涉或加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只要中国政府坚持不投降、不妥协，胜利是必然的，假如不考虑我们的牺牲和代价的话。
再让我们来看看国内的情况吧，看看国民政府为即将到来的抗战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的记述，抗战前的中国，尽管遭遇了内战等不利因素，但是“工业生产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持续地一直增长到1936年”，“在战前的典型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产量如果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9%的增长率在增长”。
很显然，假如不是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必然是超过日本的。可是，当日本看到了中国的空前团结尤其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以后，他们坐不住也是必然的，所以他们急于压迫国民政府，想迫使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并试图进一步扩大在华的权益、削弱中国。
“看来，中国的前途已日趋于光明。在以灭亡中国为国策的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光明，毋宁就是日本的黑暗。所以当时日人曾有一种表示，‘中国如朝日渐升，日本如夕阳渐落’。其不愿见中国统一强大的心情，可谓历历如绘。”陈诚写道。
不过东北的丢失关系也甚大，发展重工业需要煤和铁，可是当时东北的煤铁产量占全国很大比重，日本占据东北后，中国发展重工业自然是举步维艰；相反，日本原本资源贫乏，得东北则如虎添翼。
为了提高抗战能力，国民政府大量购买德国的军备以及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蒋介石之所以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主要缘于蒋本人与苏联顾问关系恶化，希望寻找替代者。
从1934年到1937年4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农矿产品对德国的输出，国民政府购入了4亿马克左右的德国军火，这对于充实中国军队的战力，自然是大有裨益的。只是由于战事爆发仓促，中国军队还严重缺乏战术训练的时间，以及掌握先进武器的时间，这使得在发挥武器优势时大打折扣。当然，德国人也并不是全讲诚信，武器中以次充好的现象有时是非常严重的，气得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经常跳出来向德方抗议。
在1936年解决完“两广事变”后，蒋介石曾向自己病入膏肓的义兄黄郛说，“再有几年对日的战争的准备就差不多了”，可是华北局面的恶化来得太突然了。有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国民政府的时间紧张，准备不及：1933年前后，蒋百里曾经与冈村宁次闲谈，冈村在“一?二八”淞沪之战的时候是日军的副总参谋长，他对蒋说，到太湖地区作战，非使用橡皮汽艇在河面机动攻击不可。听者有心，蒋百里事后便向当局建议，要赶快组建汽艇攻防队，至少要600艘汽艇。“哪知，我方尚未筹购，而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日军已运用汽艇控制河沼地区，迂回到福吴国防线后面去了。”（《蒋百里评传》）
尽管现役军人数量有200万之众，数量非常惊人，可是人员杂、装备杂，而且没有预备役，其中中央军约占一半，很有进行整编的必要。根据德国顾问“精兵主义”的思想，搞国防建设完全不需要太多的兵力，只要保持一支精悍的部队，足以应付局部性的战争；假如爆发全面战争，可以再把事先训练好的预备役人员补充进来。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军队中确实有几支部队装备一流，人员组成也是一流的，军事素养、文化水准相对较高，精神意志、政治觉悟出众，如果再拥有将领的出色领导，那么单兵作战足以压倒日军。
国民政府有意在德国顾问团的帮助下，用“德国芯铸造一支新军”，可是整编也是需要花费数年时间的，到抗战爆发时整编工作只是进行了一小部分，其中最精锐的部队也不过10万左右。
比如说，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防御实力有着显著增强的趋势。一位德国顾问在给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报告中就提到：
在此时期中国新陆军已开始进一步的扩充以现代化。位于首都南京附近各类军事学校之重新整合，已培育出新一代的年青军官，负责军中各阶层领导干部之重责。德国顾问之长期工作已使此批军官对于指导现代化战争之技能以应付地面战斗之经验不再感到完全陌生。从1936年中期开始，中国方面已有能力，进行60个（德国式）步兵师之整编工作……此项整编工作，对于中国步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具有强化提高的功能……（《战时德国对华政策》）
这些德式师都人员充实，配置了机枪、迫击炮、山炮、反坦克炮等先进装备，不过这项整编工作需要在1937年年底才能勉强完成，炮兵则需要延迟到1938年年底才能配置完成。
陆军是这样，空军也是这样。
国民政府此前并不是很重视空军这一最现代化的军种（法国当时都不重视空军，所以后来吃了大亏），蒋百里在欧洲考察了一番，回国后曾为此大声呼吁过。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倒是比较重视发展空军，截止到抗战爆发时，财力非常有限的广西方面已拥有50余架作战飞机，后来广西空军被国民政府集中到一起使用。
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才决心大力发展空军，为了便于同美国军火商打交道，并掌控空军，蒋介石特别委托夫人宋美龄管理空军事务，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到抗战爆发时，中国实有飞行人员1268人，第一线驾机作战者一半多，地勤人员20000左右。全军虽有作战飞机300多架（另还有300架运输机、教练机），但真正能够进行实战的飞机不过几十架，对比日本方面的数千架，实力虽然有限，但在陈纳德等空军强人的帮助下，总算打下了中国空军的宝贵底子。尤其是日军不重视战斗机，轰炸机往往缺乏护航，这给中国空军在蓝天上一难得的歼敌机会。
不过对比陆军的差强人意、空军的别具一格，最不让人抱有希望的便是海军了。海军的总吨位虽然是日本海军的十分之一，但是很多船只都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战力非常有限。而日本海军则无疑是世界一流的，拥有众多的航空母舰、战列舰等主力舰只，双方差距非常之大。尤其海军受限于作战模式，机动能力非常差，活动空间有限，打游击战都很不适宜，因此国民政府自己也毫无信心，在强敌面前，大部分只得自沉了事，算是对国人有个交代。
对比日方充足的后备兵力以及充足的战术训练，中国军队的训练及人员补充则严重不足，单兵素质明显不如日军。比如最基本的一些战术动作，中国军队都未能掌握，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时任团长的戴安澜就曾感叹过中国军队的盲目无序，有些士兵尽管勇敢，却只顾一味乱打乱冲，不懂得如何有效作战；像后来参加淞沪会战的桂军，由于仓促征召，连躲避枪弹都不会，在敌人的强大火力压制下不懂疏散和伪装，最后只是白白牺牲。再加上作战时缺乏大炮、坦克等重武器，劣势非常明显，据蒋介石自己说，中国4个正规师的战力才足以匹敌日军的1个师团。
由于平常缺乏子弹、经费，所以中国军队训练实践少，每连最多只能出一两个特等射手。而相比之下，日本军队几乎是靠子弹“喂大”的，经过严格训练的日军尽出优秀射手，通常每个中队（连）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英国军事评论员曾给出日本军队军事素质的评价是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其军事素质可谓一流。
甚至包括拼刺刀的技术，中国军队也是远远落后。有一位将官，总是选择在士兵与日军近身肉搏时开炮，他为此解释说：“反正拼刺刀也是白白送死，不如与敌人同归于尽。”（转引自《松山战役笔记》）
为了弥补战力的不足，尤其是确保上海、南京一带的政治经济生命线，国民政府又在上海附近地区修筑了部分国防工事，如最有名的“乍浦—平湖—嘉善—西塘”国防工事，被称之为“东方的兴登堡防线”。
打仗离不开后勤补给，离不开道路。铁路与公路建设也是抗战的重要准备，到抗战前，中国的铁路总里程已经达到1.3万千米，公路由1927年的1000千米增加到了1937年的11万千米。交通建设的成绩无疑非常瞩目，这也为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迅速集结兵力、运送装备，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也包括一些诸如财政、工业、水利等方面的装备，然而由于抗战的装备时间较短，自然存在着严重不足。而且由于长年的内战消耗与浪费，更直接地造成了中日之间实力的悬殊，乃至于蒋介石不得不无奈地感叹道：“就是日本人让我们来尽力设备国防，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哪能赶得上呢？”
最后需要一说的是，“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它的军队更是世俗化的”（高华语），正是因为过于世俗，所以内部矛盾重重、腐败滋生，组织松散，不可能有效地团结和动员中国的一切力量；相反，日本内部虽然也有政见分歧、海军陆军不和等问题，但是日本毕竟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它的组织与动员能力都是国民政府所无法企及的。
陈诚在回忆录中便说道：“八年间，我动员兵员一千二百二十余万人，已感难乎为继。我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众，以视日本一亿多人口，而能动员人力二千七百余万者，相形见绌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