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的基本态势是否符合我国经济利益和发展诉求，这一点值得思考。汇率本身的定位在于国内经济利益。回顾我国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过程，汇
改七年以来的价格趋势并不是完全促进和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增长。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则严重打击了我们的竞争优势。由于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存在，我们的发展思路超越了当前的国情和经济的规律。例如，出口制造业等企业面对自己的困难和市场趋势，有些已经极端地走向投资和投机市场，加大股票投机、房地产投机、黄金投机、石油投机、大宗商品投机、农产品投机。我国宏观调控中出现的“企业缺钱”的舆论，反映的不仅是企业发展的瓶颈，同时也是企业扩张的思维混乱。
人民币汇率
面对当前我国和世界的经济走势，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的意义更加重要。我们不太赞成人民币极端和过度的升值取向，但是当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应该慎重，不要过于盲从推进人民币贬值预期。因为这不仅会加剧心理恐慌，而且会迎合和顺应外资对冲投机的空间和条件。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趋势应该是有升有贬，呈现双边走势，浮动区间扩大，单边走势违背规律，潜藏巨大风险。
我们需要加快健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内容，设计和规划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模式和权重，使人民币价格参数有参照指标把握。人民币国际结算措施并不是最好的对策，恰恰是汇率制度改革不到位的一种掩盖，并不利于人民币有效改革，尤其是有些时候已经演变为投机套利行为，不仅没有促进贸易，反而干扰正常的市场结构和经济发展需求。
完善和健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是需要我们决策效率加快转变的关键。从长期角度看，我国还是需要长远规划，包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有时间表，应该分阶段和有步骤地推进，尤其是在难点问题上应该寻求有所突破。
同时，我们需要加强人民币汇率技术知识的普及。简单观察，我们的专家学者多以股市评论为主，我们的媒体也以股评为主，我们的投资者也以投资和投机股市为多，这样的市场存在巨大风险，热钱恰恰是看到这种缺失和扭曲而进行炒作。所以，我们应将“藏汇于民”和“藏金于民”落实下来，在投资多元化方面开辟通道和提供产品。媒体和政府应该强调和强化金融专业的服务，尤其是应强化外汇专业知识的推广，促进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壮大。中国具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外汇市场的不足则十分明显。我们的改革方向十分清晰，我们应抓住机会，以市场发展带动经济强大。
四、稳中求进，及时化解金融风险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平稳。但是，随着国际金融风险的传导以及国内宏观调控的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在不断积累。
在此形势下，必须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才能维护金融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稳中求进”的经济总基调保驾护航。当前金融系统集聚的风险突出表现在地方金融风险和民间金融风险两方面。
（一）地方金融风险
2008 年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平台数量增长过快，贷款规模迅速扩张，相关运营问题逐步显现，其潜在风险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情况的专项调查指出，截至 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较2008年年末增长25%以上，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成为贷款的供给主力。而审计署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报告显示，融资平台公司2010年底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97万亿元，占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8%，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担保责任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分别占63.12%、16.38%、20.50%。规模巨大的融资平台债务带来了巨大的地方财政风险，还通过连锁效应给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带来了巨大的信用风险，最后有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体经济的稳定运行。
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从银行业的角度来讲，一方面要充分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有效发挥内控机制的作用，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实施动态管理，对信贷项目进行定期审查，以配合中央政府对融资平台资金流向的实时跟踪和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风险监督能力，审慎地对待融资平台风险，严格按照银行信贷业务流程进行客观评估，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细化监管标准，同时加强贷后管理，及时化解风险。另外，在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过程中，一定要实行新老划断。在长期消化的过程中，以时间换空间，随着********经济的增长，地方政府税源的稳定扩大，清理问题也将随之化解。
同时，在2012年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压力下，银行在发放新增贷款时并不意味着要采取“一刀切”式的停贷。对具有商业前景和稳定收益的项目，可以引入民间资本，进行资产证券化等，或者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和民间资本双重结合的方式发挥杠杆作用。如此引入竞争机制，不仅更加契合市场化要求，还能提高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同时也为政府的退出机制提供了渠道。而对于商业化程度较低的公益性项目等，可以借鉴国外发行市政债的经验，在考虑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情况下发行地方债。
（二）民间金融风险
近年来我国民间金融发展迅速，成为金融创新的主要源泉，但其巨大的风险也对金融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8.11万亿元，同比少增2.09万亿元。与此同时，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9.80万亿元，也就是说，银行体系的存款大量流失，民间金融体系已经占据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当比例。大量的资金持续注入高风险投资领域，不仅会助长资产泡沫，也将使整个金融体系积聚大量风险。
民间金融是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但是，其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具有交易隐蔽、风险难测等问题，极易滋生违法行为。以民间借贷为例，过低的存款利率与过高的借贷回报吸引了庞大的民间资本，并呈现极度蔓延之势。从江浙沿海到内陆地区，从制造业延伸至商贸流通进而普通家庭，甚至于部分银行也将信贷资源暗渡陈仓从中图利，境外热钱更是觊觎已久。日益广泛的参与主体，不断扩张的地域范围，快速膨胀的资金规模，使我国民间金融市场错综复杂、险象环生。
对于民间金融，要因时、因事而异，实施差别化政策，兼顾市场需求和潜在风险的平衡，鼓励发展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工具创新和服务创新。我国的民间金融有其出现的历史必然，唯有体制的深化改革才是治本之策，包括填补监管空白、完善政策法规、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逐步将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以及有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借此可以进一步拓宽社会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推动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发展。
五、二次收入分配对民生改善大有可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内需，特别是扩大最终消费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应该说，扩内需既是我国2012年稳增长的需要，也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的需要。扩大居民消费，最核心的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较快增长。而要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中，政府都大有可为。
近年来，局部地区的“用工荒”使得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从传统的“生存成本定价法”转向“市场型劳资谈判”。农民工工资近年保持了近20%的同比涨幅，而与此同时，城市工薪阶层工资增长却相对缓慢，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在推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方面，是不是只能靠劳动力市场自然变化，而政府作为的空间不大呢？笔者以为，在初次分配中，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加强劳动执法，强化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完善工会制度以及工资形成机制，逐步落实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提高劳动者在工资定价方面的话语权，改变就业市场供过于求带来的劳动者弱势地位以及劳资双方天然形成的权利不对等。
在初次分配中，通过破除电信、电力、石油等行业的垄断，可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还可以进一步对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减税，这样既可以增加就业，同时也可以通过给企业减负，让企业有条件让利于劳动者。
在二次分配中，政府部门大有可为。政府部门可以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民生。同时，各级政府还可以加大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将这部分资金运用到民生领域。目前重庆市规定将国企利润的30%上缴财政，用于民生领域，这一经验值得推广。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二次分配力度，增加了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对“民生”定义过宽，民众对许多“民生”投入并没有直观的感受，受益可能也不多。其次，许多民生投入存在利益输送、分配不公的问题，比如，保障房分配中等就存在变相福利分房问题，在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中，更是存在一部分社会人群福利更多，另一部分社会人群福利更差的“负福利”状态。
还有，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地域分布不均，加重了部分民众的生活负担。比如，近年各地出现优势教育资源不断集中的倾向，城市家长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学习，不得不缴纳高昂的“择校费”。而农村家长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得不进城陪读，家庭教育成本不降反增。在家长们负担加重的同时，一些教育机构则从中获益。
因此，政府在增加民生投入的同时，一方面要把更多的资金向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倾向；另一方面，还必须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公共服务相对公平。只有这样，民生投入才能发挥更好的效益，否则二次分配可能沦为向利益群体输送利益的通道。
当前政府部门应当抓住机遇，在收入分配领域推进一系列改革。唯有如此，居民收入增长过慢、内需增长乏力的状况才可能得到根本改观。
六、别把入不敷出当成“积极财政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布局优化。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养老等各类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落实好各项保障措施和救助机制。
这是中国政府重视民生的重要宣示。同时，我们还要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把资金投放到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至关重要、民营企业不愿意或无力投资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扶贫等等。要优化政府投资规模，避免公共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要有长远规划，防止前面建后面拆，并且重视公共设施维护。
上述目标的实现和措施的落实，都需要必要的财政投入。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进行审慎的思考，尤其不能将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同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政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们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幅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带动经济增长。“积极”是与“消极”相对的，任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都应该是积极的。
例如，有利于经济发展且缩小财政赤字的政策也可以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近些年来，有些人却将入不敷出的赤字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划上等号，给本来让人三思而行的赤字财政政策戴了一顶桂冠。这种提法在概念上是混乱的，在实际上是有害的。
按照这种逻辑，减少财政赤字的政策或者财政盈余政策岂不成了“消极财政政策”？因为“积极”是褒义词，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好的财政政策，谁还敢提倡与“积极”相对的“消极”财政政策呢？这就容易引起长期的财政赤字，造成政府债务扩大。
在我国，与“积极财政政策”并列的还有“稳健”财政政策，都是褒义词，两种政策都成了好政策。“稳健”顾名思义就是稳重，不轻举妄动的意思。其实，我国在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年头也都是有赤字的，例如，2004～2006年就是如此。稳健财政政策不过是赤字少一点而已。这些年来，除2007年经济过热的年头外，财政基本上是赤字，没有盈余的时候。
其实，国际上对财政政策早有明确的界定，赤字财政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平衡政策。赤字财政政策一般也叫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叫紧缩性财政政策。当然，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同时增加支出和税收、保持预算平衡的政策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
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两种政策都可以是好的、积极的。就像中央银行一样，有时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即放松银根；有时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即收紧银根。多年前，我们的财政政策也是一目了然的，如“预算平衡，略有节余”，不说对不对，至少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