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按部里安排，我带了汇报稿，向国防工办、空军、四机部、五机部分别去汇报。汇报完后，工办又召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负责歼7Ⅲ型的副部长开会，由叶正大副主任主持，在我汇报之后，研究落实各项部外配套设备。会后，工办起草了一个向******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79年5月24日，我们去空军汇报时，张廷发司令员未参加。但他要亲自听汇报，于是我和吴逢光留在北京，于6月4日再次由崔副部长带我们去空军汇报，出席的除张司令员以外还有曹副司令员、姚副参谋长等不少空军领导干部。我按汇报稿汇报完后，张司令员说了不少，我都认真做了记录，但我感到很多是说给在座的空军同志听的，如飞机配套问题的严重性，电子设备和武器配套的重要性，不配套飞机发挥不了作用等。又谈了歼12飞机打起仗来没什么用处，是教训，歼6Ⅲ也是教训。谈到歼7Ⅲ，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更好的飞机。说歼9我们要切合实际，相当于米格-25，我们一下子能搞出来吗？一会儿说MΦ搞不出来，一会儿说要搞歼9，矛盾。咱们有个误解，要雷达，不光是为了全天候，更重要的是要老远就可以发现敌机、雷达和导弹配合在一起好攻击，雷达还是要研究下视能力。飞机上设备配套好，比飞机本身重要，要打仗，首先是电子设备火控系统……接着张司令员再次强调，现在决定生产一些米格-21MΦ，我们是不得已。
会上，张司令员当场决定，要亲自去成都看样机，于是6月6日由崔副部长和我陪同张司令员坐“子爵”号专机直飞成都。第二天，去看了两架飞机。按崔部长安排，我还向张司令员简要汇报了与英国谈判引进马可尼航空电子设备的情况。看完样机坐下开会，厂里孙志端、谢明等参加，试飞大队大队长李湘君汇报了歼7Ⅱ型试飞情况。张司令员除歼7Ⅲ型问题外，还谈了歼教5飞机，说歼教5飞机很好，这飞机一开始即干得很稳。
我这次去北京整整活动了一个月。6月9日去611所向设计室干部传达去北京汇报和活动的情况。吴逢光同志要求说，所党委要求先结合思想状态布置工作。我不是所党委成员，也不了解大家的思想状况，所以请吴出面主持布置工作。我在传达去北京汇报及活动的情况时，本来一起去北京汇报的吴逢光借故不参加了。此前1979年3月，三机部文件更改了歼7系统工程设计室由132厂党委领导改为委托611所党委领导，看来发挥作用了。
继3月文件决定112厂退出歼7Ⅲ任务后，7月又有三机部文件，011基地设计人员因有歼教7任务，退出设计室。
北京汇报活动结束后，7月初三机部下达歼7Ⅲ研制的通知，除样机管理和成件研制问题外，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设计原则调整为测绘设计，二是研制进度后退为力争1983年达到设计定型，三是成立现场指挥领导小组，决定由132厂厂长孙志端为领导小组组长，张金波、王南寿、谢明为副组长。
5月去北京汇报，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看我的笑话，已让我很为恼火，正拼命压着。这时，在北京又听到了一些人在背后对我的人身攻击，说我到611所捞个人的好处。真是岂有此理，歼7Ⅲ原来一直是132厂的任务，现在变为611所为主，究竟谁捞谁啊？三机部党组决定歼9让路（实是下马），用歼7Ⅲ作填补611所空白的角色，从大局出发，我是可以理解的。歼9下马这本是非常正常的事，高空高速已不是歼击机发展的方向，也并不是被歼7Ⅲ挤掉的。我力促歼7Ⅲ上马，并不是歼9下马的罪魁祸首，要达到什么个人的目的？现在王南寿同志脱身了，所里一些同志怨气向我而来，我已无法再留恋这已经为之奋斗了六七年的歼7Ⅲ了。再联想到前些日子，在所里听到议论说，611所的所级干部是省委组织部任命的，而我这厂副总工程师是市委组织部任命的。言下之意，我当总设计师领导所级副总设计师不般配。我听了没多去理他，只想到611所大部分技术骨干，都是当年我在112厂飞机设计室时的同事和部下。现在看来，我对这些人事关系十分麻痹了。611所虽然是新所，很多人这辈子尚没有拿出具体成绩，但设计研究所的人，从骨子里瞧不起工厂的技术人员，这不是一朝一夕所养成的，现在已不是50年代当年飞机设计室那时的精神面貌了。
没有向厂领导汇报，我以个人名义于1979年5月14日在北京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请飞机局张金波局长转送主管歼7Ⅲ型的崔副部长，全文如下：
张金波副局长转崔副部长：前不久部在京召开飞机外挂三化会议期间，611所两名代表（一火控组长，一总体设计员）对132厂叶家琪、王再刚两同志说“屠基达把611所弄得不死不活”“屠基达把611所的人弄死了，还要捞一把骨头”等。
这两名611所同志，我均无直接关系，可见是另有人煽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把由于领导决定歼7Ⅲ型改为测绘为主后产生的极不正常的不满和怀恨集中于我。联系其他情况，我认为在当前这种组织情况下我不可能有效地参与领导好测绘设计工作，请求部领导同意我个人在这次汇报完后即退出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
特此报告
132厂屠基达
1979．5．16
我这报告给上去以后，没有下文，也没有人找我谈。我仍继续带人坚守歼7Ⅲ岗位。但部3月文件下达之后，所里起了变化，飞机设计室的组织机构无形中被撤销了，因歼7大改提的设计组长，被说成是冒牌的，也撤掉了，设计室的办公室被说是黑户口。在没有和我商量和通知的情况下，听说吴逢光直接通知去掉主管这一级签字，主任、组长都恢复原职，也不找厂里派出的副主任副主管了，我和陈志立副总也被架空了。
现场的工作还在抓紧进行。1979年5月开始，工厂Ⅲ型现场办公室，按设计室的要求，组织力量在样机上先后做了飞机操作系统、自动驾驶仪功能、雷达电校靶、进气道调锥、全机共振等26项地面试验和参数测验，分别做出了测试报告。之后又进行了22项外形测绘、37项轴线定位和交点测量、绘制参数模线等大量工作，递交设计室使用。后边这项工作是1979年8月开始的，当时厂所成立了样机测绘小组，我任组长，吴逢光和工厂总工艺师金春祥任副组长。外形测绘的办法，继承当年歼5甲的办法，铺设精确的大平台，把飞机架设在大平台上，用样板和画线测出飞机外形和进气道管道内形，同时绘制参考模线光顺纠正，再反过来取出理论外形图数据。
这时三机部机关已不像过去那样抓紧了，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而按照部和空军的指示，飞机研制要坚持按照程序办事，飞机的战技要求将再次讨论。乘此机会，我起草了一个厂里的报告：为明确技术责任制，132厂退出歼7Ⅲ设计室，改由611所承担全部设计工作。谢明总工程师同意这个报告稿，孙厂长则主张先由他口头向三机部领导汇报请示，不用文字。
1979年9月底，在北京由空军科研部召开了歼7Ⅲ方案论证预备会，除三机部外，并请总参、国防工办派人参加，我和吴逢光都参加了。科研部的论证室会前做出了歼7Ⅲ飞机的论证报告，曾报请张司令员批示。张司令员批了：要积极支持三机部搞歼7大改，未落实的技术问题要和三机部诚恳协商。请曹副司令员关心这事。我们听了传达后理解这是张司令员授权曹主管了。
9月6日，我参加了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在成都召开的歼7Ⅱ型的设计定型会议。第二天，召我们汇报歼7生产上的问题，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三机部莫文祥副部长等出席。会上又谈到歼7Ⅲ的问题，曹副司令员谈到在北京召开一个方案论证的预备会，暂时不请四机部、五机部参加，先由三机部和空军协商。
预备会曹副司令员和三机部赵、油、崔三位副部长都出席并讲了话，都强调歼7Ⅲ型飞机基本上是仿制MΦ，气动外形是测绘的，结构是基本测绘的，有些机载设备改用国内的。要求三年左右搞出来。
论证报告涉及飞机座高问题，增加压力加油和消极干扰问题，火控系统和半自动引导问题，外挂三化问题，以及是否要引进国外电子设备问题。讨论的时候，吴逢光几次在会上说测绘设计的原则不松动的话，很多成件问题不好办。
1979年12月初，我和吴逢光、宋文骢等一起赴京向崔副部长汇报歼7Ⅲ型总体方案。由宋文骢具体汇报。之后又在部飞机局张金波主持下，与空军交换了意见，意见一致后，纳入战技要求，确定总体方案。
撤销飞机设计室
1980年1月，三机部正式发文，同意撤销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改由611所承担歼7Ⅲ型飞机设计任务。原由部任命的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及有关机构也相应免去和撤销，并提出按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把研制规模和进度控制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之上。接到文件后，厂所分别向有关人员做了传达。然后我率张仁保、陆英育与611所吴逢光、李克唐、张颖芝讨论起草联合设计歼7Ⅲ飞机的工作总结。
在1978年至1979年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132厂有67名同志，每天往返厂所之间，认真参加了歼7Ⅲ型飞机的方案论证，成品协调，打样设计以及气动、载荷、强度计算等工作，还包括飞机说明书、飞行员手册等的翻译出版工作，应该说身心是挺辛苦的，家里也顾不上，原单位脱开了，两头不讨好，说做了无私奉献也不为过。撤销设计室前，要求我厂设计人员妥善向611所同行移交了全部文件资料。一年多的辛苦、几年的积累，全交出去，空手而归，没指望听到一句感谢的话。
总的看来，由于工作周期长、任务复杂，开始时又来势凶猛，成立联合的飞机设计室，未必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做了一次试验，完成了历史使命，也结束了歼7Ⅲ型总设计师曾经由132厂转换至611所的过渡。
之后，由于样机移交611所管理后，因测绘需要，样机被破坏，又到国外用美元买来第二架可飞的样机，做Ⅲ型试飞参改。
1980年6月，中组部曾志副部长率工作组来132厂蹲点调研，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寻找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厂级干部，在当时厂级干部都是老干部。同年9月，三机部党组任命我为副厂长，孙志端厂长调部任六院院长之后，11月，中央组织部任命谢明为厂长我为总工程师，我想这是在贯彻邓副主席的指示：大型军工企业要任命总工程师，加强技术责任制。这时我曾组织过一段时间的歼7Ⅲ型生产准备工作，这是从另一个方向过问歼7Ⅲ型。
尾
声
三机部决定歼7Ⅲ型由611所设计，132厂和011基地共同研制之后，1980年6月，经******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立项，要求1984年设计定型。实际情况是1984年4月26日实行首飞，经过4年的定型试飞，至1988年2月4日由******中央军委常规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设计定型。
在飞机定型试飞基本结束以后，按照惯例，132厂提前做好小批生产的工作，自行决定投料15架份制作零件。但1988年当年，空军迟迟未向三机部发出小批生产订货的信息。厂里十分着急，因为各项配套成件须要及时正式订货，各承制厂都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大部分也都涉及二次配套及原材料订货的问题。当时正好空军接替曹里怀的副司令员林虎中将来厂检查工作，厂里提出歼7Ⅲ定型后的首次订货问题，林副司令员当着我们（132厂主要领导和成都飞机发展中心的领导）的面说：歼7Ⅲ任务是过去领导定的，现在空军领导已决定，不订货生产了。原因他没有细说，我们也不好问。事后我们回想设计定型的时候，空军果然没有提出定型后小批生产的任何文字和问题，看来是早已内定了的。但是我们着急了，因为这15架飞机零件投料是工厂自己决定的，怎么办？另外飞机研制虽然主要是国家投资的（3亿多元投进去了，多浪费）。但按规定研制中的工装费用70%由工厂垫付，好几千万元垫进去了，如何处理？之后不久莫文祥部长来厂（莫部长已接替吕东部长工作），中心和厂里领导又反映了这个大问题，莫部长对我们说，这事三机部也没有办法，当年三机部和空军联合上报定歼7Ⅲ任务前，吕部长带三名副部长（其中一名为莫部长）和张司令员及三名副司令员一起开会，吕部长问张司令员，歼7Ⅲ究竟要不要，要多少？张司令员说，要300架，我们就投入研制。当初就那样定的。现在空军换了新班子，决定不要了，部里也没有办法。
这真是个意外的结局。歼7Ⅲ后晚至1988年才定型，回想起1979年2月27日三机部党组扩大会上吕部长讲话，竟然不幸被他言中，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幸而峰回路转，1988年下半年传来好消息。1989年，我国40年大庆，空军要准备有新飞机飞过天安门受阅。决定有6架歼7Ⅲ参加。
因此决定订8架歼7Ⅲ飞机。真是谢天谢地。这样，小批投料的15架中8架落实了。此后，工厂和部继续做工作，其余7架后来也订了货。
工厂最后总算迈过了这个坎。
（200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