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他不仅智慧过人，富有魅力，胆识超群，而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尽瘁，把自己一切都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物是极其罕见的。如今西方时兴搜寻名人的缺点错误以及他们鲜为人知的劣行。总是有人问我：‘韩素音，依你看，他一贯非常廉洁，从不软弱胆怯……他就没有一点污点吗?’很难向西方人解释清楚周恩来一尘不染根本不会腐化，因为西方许多名人都有不少毛病，有时甚至非常自私卑鄙。揭名人的短处这几年非常时髦。”
“为了写这部传记，我与许许多多的人交谈过。他们认识周总理或者和他在一起工作过。我有意寻找周恩来身上的弱点、缺点，甚至像发脾气这种小过失也不放过。我觉得人都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作家应该写人而不是写神。但是，在所有认识他或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中，我发现他们都对周恩来怀着深切的爱和敬佩的心情。这是永恒的怀念，具有不朽的力量。他受到他周围所有的人真心实意的爱戴。这并不是因为他总是正确，他像其他人一样也犯错误。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时代人受过。拿周恩来和世界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作比较，我只能说就人格品德而言，这些人都不能望其项背。我的美国出版商曾问过我，‘难道你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我回答说：‘我找过，而且花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譬如不为人知的恶习、贪婪……他全都没有。他从来不谋私利。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彻底献身精神的革命者。’
“我在其他书中详细记述了我与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夫人、尊敬的邓颖超女士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曾多次提到了这次谈话。以后，我与他多次会面，并都有记录。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周总理承认观点可以不同，而且实际上是欢迎分歧意见的。他知道世界是多式多样的，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他欢迎和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因为他懂得只有通过争论，人的头脑才能变得更加敏锐。时至今日，想起他，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我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
“然而，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过分流露个人情感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在这本书中，我已摈除了个人的感情，写的是事实——仅仅是事实。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希望中国的青年，即我们所说的第四代人，读一读这本书。他们不了解过去。他们对革命早期的情况非常模糊。他们不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英雄。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英勇献身，中国这个在世界上受压迫、受屈辱最深的国家才赢得了解放。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他们中有一种倾向，蔑视历史，嘲笑英雄，怀疑周恩来在某些紧要关头所起的作用。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过去一无所知，又乐意接受对中国的肤浅的指摘，特别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民主’充满幻想。
“本书试图公正地表明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心里权衡的是所有政策和行动的最终目标。特别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对他治理的国家负责，要对他的人民的切身利益负责。为此，他受到了全世界的钦佩和尊敬。他的这种责任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某些人对他的武断批评我不敢苟同。他们对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未经邓颖超女士的首肯，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周恩来夫人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几十年来一直是周的朋友和伴侣。我告诉她，为了子孙后代，必须出版像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物的传记，她才同意我写这本书。青年需要榜样，可惜的是，在今天，许多国家的青年只能效仿电影明星、歌星……然而，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够向他们揭示人生真谛的人物，而不是现在西方宣扬的那些被扭曲了的人生‘价值’。
“为了后代，我试写了这本书。周恩来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关于与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的思想，强调‘双百’方针的思想以及执政党必须欢迎批评、广开言路的思想，当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思想为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取得成功指出了惟一的途径。中国未来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建立保障自由讨论的必要体制和机构。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周恩来一贯强调知识分子、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他尽力维护基础科学。他明白没有基础科学中国也就没有自己的科学家和专家。而没有科学家和专家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甚至中国的独立也会受到威胁。
“全面记述周恩来一生的作为需要多卷巨著才能做到。我想写的书应该明白通晓，没有繁琐的细节，能为读者提供一幅完整的周恩来的画像。周恩来是政治家、革命家，他将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我希望这本书易读易懂。我决定这本书首先在中国出版，因为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应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为中国造就了这么多像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物而感到骄傲。另外，我想让敬爱的邓颖超女士和所有周恩来的朋友先读到这本书，以便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尤其是一本试图包容几种不同观点的书。
“所以，这本书仅仅是我个人对一位伟人表示永久的怀念和崇敬的一点微小的努力。周恩来的巨大形象将永世长存。我希望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应该讲授周恩来以及他的战友和同事们的生平，是他们谱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解放这篇光辉灿烂的史诗。”
“周恩来曾扼要地跟我说起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想法。他说：‘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个彻底的变革。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他的话使人觉得‘文革’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炼，一次思想上的教育。似乎只要思想上下决心，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时，谁也没料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会变成那样子。”
“素来不爱发火的周恩来躺在病榻上，怒气冲冲地提起‘文化大革命’：‘大热天起鸡皮疙瘩，真令人难以想象。’成群结队的红卫兵长达22个小时的轮番围攻，使得他心脏病发作了。他一直毫不动摇，像往常一样同红卫兵们谈话，直到嗓子嘶哑、精疲力竭为止。从1966年的11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周一直患有心律不齐、气喘、昏厥等病症，每天要四次服用治心血管病的药物。然而，每当他从持续几分钟的昏厥中苏醒过来仅半小时，就会站起来，把医生支开。尽管双手还在颤抖、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他还是说：‘我们现在继续工作吧……’
“1988年10月，聂荣臻同我谈起‘文革’那些年月时，对我说：‘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竟是如此的激烈、疯狂。我们毫无准备。’面对充满暴力的‘文革’，这些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清洗以及战斗的老干部也感到不知所措，情绪低落。一年以后，毛坦率地对他们说：‘你们把‘文革’称为动乱，你们这样讲，也许是对的。我与你们一样，也没有思想准备。毛预料‘动乱’，或者‘天下大乱’，将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但他没有料到自己亲自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会失控。”
“周恩来以及党内其他领导人面临这样的局势，感到困惑不解，无能为力。他们曾经穿越过险象环生、荆棘密布的历史长廊，避开了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党内斗争的陷阱，得以生存下来。可是，过去总有一些安全保障机制，如党的纪律、党的规章制度等等。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们不可能猜想到共产党的主席竟然会策划摧毁和推翻党的高级领导阶层，竟然会号召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来帮助他进行这场异想天开的斗争。”
“邓小平在后来谈到周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和他的许多同事也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也是为了保存别人……他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他没有陷于绝望，也没有因而精神崩溃。
“曾经多年担任周的秘书，并善于思索的浦寿昌说：‘周恩来面临两种抉择，无论哪一种都需要他做出完全的自我牺牲’。
“他要是否定、谴责‘文化大革命’，他就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牛鬼蛇神’，‘而且没有人再去跟随他了’。假如情况如此，中国人民、中国的经济、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极端分子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党的垮台。赶走刘、邓之后，除了毛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享有周的地位和影响。
“周的另一位助手和我谈起‘敬爱的总理’时，他说：‘毛也需要周恩来。尽管毛利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运动，但他十分精明，不会不保留周恩来，以控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的。’毛对在自己面前告周恩来状的人反复说：‘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他是个大管家。’
“黄华说：‘周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他不争权夺利。他从不向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有一天动乱结束，他依然在位，他会使一切都完好如初。’
“另一位前大使说：‘我认为周想起了孩提时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那就是胯下受辱的韩信。周在1928年不是就说过，为了革命我们可忍辱负重吗?’
“他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他在那些岁月里顽强地忍受着痛苦。但是他挽救了无数的男男女女。经济专家陈云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
“‘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才清楚他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了地狱。’
“十八层地狱……对于‘文革’的幸存者来说，‘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然而，或许有一天，毛发动群众运动反对共产党内官僚机构的行动会得到更客观的评价。
“不过，在1966年、1967年，对许多党的老干部来说，确实好似地狱一般。他们全都寄希望于周。周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入地狱，谁能拯救那些身陷地狱的人呢?’”
“周恩来事无巨细，样样过问。他无处不在，无不关心。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告诫人们不要武斗，但是收效甚微。北京饭店的服务员决定不再伺候外国客人、资本家或海外华侨了，不再为他们擦皮鞋了。束手无策的饭店经理向周求援，他在粗暴无礼的服务员‘造反派’代表的陪同下要来见周。从前一天晚上十点开始，周已经接待了三批红卫兵。现在已是清晨六点钟了。周看了看手表说：‘好吧!我两个小时以后才去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我现在就去你们饭店，替外宾擦鞋。’
“服务员代表尴尬地相互推诿。周谆谆教育他们说：‘你们拒绝为我们的客人服务，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是给革命事业抹黑。’
“据估计，周在1966年和1967年两年之间接见红卫兵多达100次以上。他的讲话似乎从不出格，但总包括一些与‘文革’小组的人细微的差异和不同之处。他是公认的毛的代言人，但是担任这个角色，他有许多激烈的竞争对手。林彪、毛的妻子、极左派王、关、戚都极力想把他撵下台，他精明练达、老于世故的特点贯穿于他的每篇讲话之中。他从不直接反驳同事或者表示异议。但是他对他们的话进行精简、修饰，一点一点地加以否定。表面上看他在吹捧江青，实际上却巧妙地把江的激烈言辞冲淡了。他赞扬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将’。‘你们生在红旗下，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必须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指导你们的一切行动……’然后，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毛泽东思想。‘不要武斗……搞武斗是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
“周马拉松式的讲话有三个主题。首先，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逻辑，通情达理，不要搞武斗。其次，革命是为了促进生产，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最后，阶级斗争不是查一个人的出身和查他的三代。‘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可以改造自己……这是毛主席的观点。’他以自己为例，说明出身于腐朽的封建家庭的人，只要在实践中彻底改造世界观，是可以成为坚定革命者的。
“他管理着国家，或者说，管理着国家中还可以管理的部分。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居然能设法使国家继续运转。他还负责指挥向越南运送军事物资。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林登·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驻越美军人数扶摇直上，从三万人升到1968—1969年间的50万。周恩来把‘支援越南’与努力重新控制全国的交通运输联系起来。当时红卫兵大串联，乘火车不买票，交通十分混乱。造成交通混乱的还有铁路管理机构中的‘造反派’，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为所欲为。最让周伤脑筋的是，如何说服他们，造反是为了促进生产。周保护了外经贸部部长李强，派李亲自去视察胡志明小道，远远地躲开了红卫兵。‘你到不了那里，就不要回来。’当然，李部长到了那里，而且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快到1967年末，周才重新控制了通讯和公路、铁路运输。
“1966年10月，周阻止红卫兵用火焚烧广州交易会。广州每年一次的交易会是为外国公司和商社举办的。它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交会上出售绘有古典英雄人物的瓷器、仿造的古董、地毯、绸缎、刺绣以及机械设备……连续数天，周不厌其烦地劝说广州市各个红卫兵组织，绝对不要去冲击广交会。广交会为‘我们支援英勇的越南兄弟抗击美帝国主义’提供外汇。‘我们必须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卖到国外去，才能帮助越南同志。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以后的两年，他都亲自前往广州以保证广交会顺利进行。
“面容瘦削、身体虚弱，但坚强不屈的69岁的老人继续在战斗。他呕心沥血地战斗着，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周恩来带领我们走出了地狱。他与恶魔一个一个地较量。’与他一起在煎熬中度过那些岁月的人感慨万分地这样说着。他们像周一样，为了生存而说假话，为了挽救他人而说假话。现在，有些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周为什么不顶住毛?党员和人民会跟着周走的……’
“不，他们不会跟着周走的。周是个知识分子，非常受人尊敬和爱戴。但他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毛在基层群众中间有着巨大的魅力，而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刘少奇、邓小平可能掌握着强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有多么强大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检验。可是，他们无法战胜毛。周除了做他力所能及的事、等待时机、一个一个地剪除恶魔以外，根本没有取胜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