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有令人喜欢的性格。他很开朗，有幽默感，他知道什么时候应严肃起来。他有一种匀称感。他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同时并不令人感到沉重。他没有一点骄傲，有时还带些率直。他很谦虚，平等待人，有人情味，使人感到安逸，不紧张。与他谈话，令人愉快。
“他有深刻的才智，能看穿很多情况，不是只看表面。他不会受骗或被人引入歧途。他有很实际的头脑，逻辑性强，理解力强，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具备一个好的外交家的品质。
“他业务熟练，是一个伟大的角色，能给人深刻印象。这是外交家所需要的很重要的技能。他极端诚实，是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又善于谈判。马歇尔对他的外交业务能力很赞赏。马歇尔说：在他赞赏的世界上的许多领导者中，周恩来是最好者之一。周恩来的品德、个人修养、业务才能、工作精神都是突出的。他一生献身于事业。他有惊人的渊博的知识。这在南京谈判中可以看出。
“他勤奋工作，从不考虑他自己的健康，经常工作到深夜。
“我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系印象深刻。他们两人是一对忠实挚爱的夫妻，协调相处，既是好朋友，又是好伴侣，没有什么矛盾和冲突，是非常和谐的一双，这是很难得的。
“周恩来的另一品质是：像他这样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却有时间而且愿与不在高位的普通人谈话，使人感到舒服。
“我与周恩来的关系使我感到，我虽然不同意他的共产党哲学观点，但我和他能找到共同点。有人认为：宗教不同不能谈，哲学观点不同不能谈。但周恩来这样具有高度发达的头脑的人，他心理上很稳固，很健全。他不紧张，无所畏惧，也不怕别人反对他，他很自信。当他向我谈他的历史时，我能了解他的思想，了解共产党为什么要进行革命。他不是那种认为只有一个真理的人，所以他能与人交流思想，他可以与人成为朋友。他使人觉得，他能与人和睦相处，建立友谊。
“当人们谈起周恩来时带着微笑，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Heart），他减轻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之处。”
亨利·李勃曼：《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原载《话说周恩来》第357—3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把周描绘为处心积虑的巧手，是不公允的。他是很忠诚的人。”
·美国友人谢伟思·
“就我记忆所及，周恩来的名字从来没有在歌曲中出现，也没有拍摄他的影片（除了新闻片外）。他是避免突出自己的。然而，我所到之处，都明显地看到人们很尊敬他，衷心爱戴他，首先因为他是毛泽东的最亲密同伴，其次因为他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是政府总理。对于一些知道较多的人来说，他也代表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恢复。
“想想中国昔日的政治惯例：居高位的人，总是倚势坐大，攫取权力，飞扬跋扈，积聚财富，把亲戚朋友安插到要职去。而周获得敬重的原因，正在于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派自己的亲信去当权，没有变得高高在上。他使政府通达民情。
“周是政府首脑，但从来没有旧儒家的那套重视礼典，排分等级。恰恰相反。他重视人与人的关系，重视人。
“我认为把周描绘为处心积虑的巧手，是不公允的。他是很忠诚的人。他早就认定了毛是全国的领袖，路线正确，诚心追随他。在较早的年代里，周的随员便坚持向我指出毛的高瞻远瞩，例如预见到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
“周的确留下著作不多，我想因为他不太热衷于抽象和理论的东西。他喜欢的是解决问题，设立和管理政府。他也具远见，但从实际而不是理论的角度出发。远在一九四四年，我惊奇地发现他已考虑到处理外交问题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我给他们找了一些讲述外交的书本和刊物。周是有远见的实干者。他与毛两人是相得益彰。
“周的婚姻也是忠诚的表现。他在一九一九年与邓颖超相遇，数年后结婚，两人相处和谐，从来没有任何流言蜚语，他们可说是中国的模范夫妇。
“另外是他的诚挚对待友人和对待曾经有益于中国或帮助过中国的人，例如邀请我们夫妇回去访问。他还向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不公正指责的外国人公开道歉。这都不是一个随风而倒的人的做法。”
谢伟思：《毛泽东的最亲密同伴》，原载《周恩来纪念集》第154—155页，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7年5月版。
“他时时刻刻用现实主义精神衡量中国。”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在1971年和1972年，周先生的精力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在许多人看来，他是在抢时间，好像一个昼夜的二十四小时，一周的七天，一个月的四周时间太少，不足以完成他面临的任务似的。
“这并不是异想天开。周先生知道他需要知道什么。他要掌握美国的情况，了解这个国家的政局，了解世界。就好像对西方在中国与世隔绝的漫长年月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要了解个透。”
“熟悉周先生的为人，甚至很熟悉中国的人，谁都无法完全了解这一点。但是周先生总是毫不含糊地说明一点：他是一心一意地，完全无私地忠于毛主席的。在谈到毛主席的时候，他一再表明自己的真诚态度，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给我们的’。
“无法明白周先生的老成练达作风怎样同‘五七’干校所代表的平均主义思想、农业生产的辛苦劳动、毛主席思想的改造部分结合起来。周先生从来不装出是党的农民干部模样。他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温文尔雅，聪明智慧，是个知识分子。但是谁也不会怀疑，这个人心里坚如钢铁。
“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就表现出来了。1966年夏末，一百万红卫兵，可能比这个数目还多，把周先生包围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里。当时没有武装人员营救他。毛主席和军队的领导人林彪，可能是不约而同都不在北京。经过两个昼夜，周先生同声势汹汹的红卫兵进行辩论，这些红卫兵硬说他是什么革命的‘叛徒’。辩论了四十八个小时，周胜利了。大群大群的红卫兵解散了，周先生也解围了。这几句话不准确，既没有“包围”，也就没有“解围”。也许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但这不是第一次。作为共产党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周先生上升到领导的地位，是奋斗出来的。毛主席的性格同周先生的性格迥异，没有比这更加截然不同了，但是在某个关键时刻，他们结成了同盟，从来没有因为岁月漫长互相竞争或政策分歧而中断过。
“周先生是怎样使这同盟一直存在下来的呢?
“一个答案当然就是非常深刻的现实主义感。他时时刻刻用现实主义精神衡量中国，以及中国的对手的。当善意的美国同情者要把长期双方敌对的责任归诸华盛顿时，他心平气和地但又是坚定不移地反驳他们。他一再坚持说，中国也得负起一部分敌对的责任。这是周恩来的求实主义以及心胸开阔的典型例子。”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主义感的政治家》，原载《周恩来印象》第151—1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周总理什么都不怕。”
·美国记者罗斯·特里尔·
“周总理训练和指导了很多政府人员。这些人员尊敬他是因为他完全大公无私。他把所有的力量都贡献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我们所处的水门时期，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非常杰出。
“就是在中国，这种精神也很杰出。中国共产党也不时有自私的人出现。大家记得，一九六七年七月，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周总理坐飞机到武汉去，飞机到了武汉的时候，他差一点被抓起来。
“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周总理什么都不怕。他身临过最大的危险，他受过批评，他也失望过，可是他从不提起这些事，他也从不因之感到自卑。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里，谈到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日常生活很不容易表现，周总理就是能够表现这种精神的一个代表。
“在北京住的外国人，有几个跟我提到一九七四年召开的外国专家会议，周总理曾在那次会议上演讲。他对外国专家们所做的工作表示谢意，他为了文革时对外国专家所犯的错误道歉。他再次肯定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目标，种族和国家的区别，会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消失。
“在中国政治方面，周总理使各种不同的集团跟各种不同的看法保持平衡。他有极大的耐心，别人会用行政压力解决的问题，他用劝导的方法解决。这一点使中国社会所有的因素都爱戴他。
“一九七三年，我在杭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在灵隐寺闹‘文革’的故事。两个红卫兵团体在这个西湖山上古寺的院子里起冲突。大家都同意用（毁灭旧世界）这个口号，可是大学的红卫兵觉得这种斗争只应该是政治上的斗争，而中学的红卫兵却觉得他们应该把这座庙真正的毁掉。最后，双方同意打电报给周总理，周总理觉得应该怎样办，他们便怎样办。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政府人员和重视经济发展的人士，都敬佩周总理。由以上这个故事，我们更可以看出，连极端的红卫兵也都敬佩他、信任他。
“我刚才已经提过，周总理一方面要求很严格，可是又很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他有钢铁般的坚固，也有杨柳般的柔软。这是他的秘密：他相信国际主义，但他却决不是只注意外表而不注意内容的人。他善于协调，可是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
“只有在你自己有坚定的立场的时候，只有在你有文化自信心的时候，只有在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你才能在民族革命中做一个国际主义者，在共产党里做一个协调者。这是周总理的特长。”
罗斯·特里尔：《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原载《周恩来纪念集》第184—185页，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7年5月版。
“周恩来对基础科学非常重视，对应用科学也注重。”
·美籍华人李政道·
“周总理极为有见解。他对人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献身国家和人民，日日夜夜奋力工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令人钦佩的。对周总理，每人都会讲这样的话的，这是普遍性。”
“我第一次与周总理长谈是1972年10月。那次谈的范围广，谈了四个半小时。周总理对基础科学非常重视，对应用科学也注重。”
“1974年我回国到上海，看到当时不但基础科学没有，教育也几乎完全没有了。我就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我的意见：
“‘我在上海听人家谈到芭蕾舞学校：学生从小入学，学语言，参加劳动，劳动当然很好，但跳芭蕾舞不能停。此事对我有启发，难道科技发展反而不如芭蕾?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而应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另外，培养科技人才也不能每人都一样，应选择优秀青少年（因每人先天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有个别差异），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即现在的少年班）。’
“我的信交上一星期，周总理即接见我。这是我第二次与周总理长谈，是1974年5月24日（人民画报上有接见的照片）。那时他的身体已不太好。那次主要谈教育工作。当时‘四人帮’都参加了。邓小平也参加了。
“周总理说，本来没有想见我，看了我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版送毛主席阅。周总理说完就把麦克风交给我，要我向大家说明我的建议。
“当时空气紧张。‘四人帮’也在座，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我讲完，谢静宜就没有礼貌，质问我，要与我辩论（看来谢是有准备的），谢说：‘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我答：‘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当时会上情况不正常，他们在私下议论。周总理说：‘不许开小组会议’。会上没有人能说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结果他们表面上被说服。少年班可以试办。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周总理就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周总理对教育非常关心，虽然当时他自己身体不好，也知道说服他们非常困难，但还是要尽量说服他们。少年班有周总理支持，种子是下了，可是还有人控制此事。他们有阴谋，对此事进行歪曲。5月30日毛主席接见，毛主席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他那时身体也不好。我主张选少而精的，每天劳动，但同时业务训练应是连续性的。
“我认为，应用科学与基础理论都要发展，要平衡。研究人员不能关在象牙塔里，也不能觉得自己了不起。知识重要，但知识并不是一切。周总理永远对国家忠心,并不觉得有知识就了不起。我们中国以农立国，应平衡发展，基础、应用、生产是三部曲。有了基础理论才能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才能应用。
“周总理一生对劳动人民是尊敬的。他认为劳动人民和研究人员两方面都重要，他配合双方。他有远见，长期以来他对这些问题就看得很远，他对各方面都注重。
“邓小平把周总理的思想发展出来了。”
李政道：《周总理的两次接见》，原载《话说周恩来》第373、374—3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每当激进派和保守派关系恶化时，他通常总是从中调处，达成妥协。”
·美国学者费正清·
“在外面的旁观者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件荒唐怪事。你怎么也想不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毛主席突然游泳横渡长江；10多岁的红卫兵在城市里横冲直撞；昨天还是最高官吏，今天却像囚犯一样在街上游街，然后就是穷凶极恶的残酷迫害。1966—1976年成了中国的‘失落的十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任何观点看，都是历史上最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一。对西方观察家来说，它甚至把中国变得比寻常更神秘了。大约有一亿人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中很多是受害者，而五亿左右的人可以说是受到它相当大的影响。”
“毛在发动和引导城市青年时，把在党内干部中整顿党风的一切原则都弃之如敝屣。事实上他向和他一道从延安来的领导者都宣战了。他操纵局势，使得中央委员会的以及其他的指示决议全按照他需要的加以通过批准。毛使党的领导人遵守一切服从党的领导的纪律，从而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也包括在某些关键时刻他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显然常常对于毛在肃清党内同事过程中某些不公正和不切实际的企图，尽自己的力量加以缓和、弥补。”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很不容易估量。作为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成员和政府的主要行政官员，他实际上每件事都要过问。几乎没有一件事证明他对毛的忠诚有过动摇。另外人们广泛称道他是一个富于人情的领导者，什么时候发生了做过头的事，他总是尽力加以缓解。这样，他多次插手保护过知识分子。每当激进派和保守派关系恶化时，他通常总是从中调处，达成妥协。”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378、382、39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版。
“他的这种责任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英国作家韩素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