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周恩来思前虑后，高瞻远瞩，在非常复杂的困难的处境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等待时机，纠正错误。周恩来的伟大人格，永为后人景仰。”
“梁漱溟是一个不随俗、不趋时、不媚上的人，他在谈到周恩来时说：
‘周总理是好，周总理人真好!啊呀!周总理大家都说是人民的好总理，啧!我对他佩服，我佩服周总理。啊呀!啊呀!周总理是好人，啧，啊呀!立身干净得很!啧，啊呀，一心为公啊!（说到此处，梁老哽咽，唏嘘不已，眼睛发红，泪水盈眶，语不成声）啊呀。周总理可是好人，他这个人有善可称，无疵可指。你指他的毛病，挑毛病，挑不出来。啧!（哽咽）啊呀，好啊!他就是始终忠于毛主席。他始终作第二把手。总理人好得很，私生活干净极了。啧!啊呀!（哽咽）昼夜忙啊，见外宾接头谈话，都是到深夜。回到中南海，休息一会，休息那么一个短的时间，又要出来，连早点都来不及吃。上了汽车了，在汽车上给他送点包子、馒头之类吃一吃。他是一直忙、一直忙，忙到死啊!说是累死的。有口皆碑!’‘谈到周恩来吗，我也都谈到了。总之，周公是一个完人，只有他的优点、长处。他一生没有毛病，指不出来，无疵可指。他人太好了，太好了!提到周总理忍辱负重，那是真的，真是委曲求全。哎呀，啧!总理，感人哪!啊呀，啧!总理人太好了。（梁老唏嘘不已）’
“人民对周恩来的敬爱，就是对‘四人帮’的鞭挞。人民的哀悼有强烈的政治内容，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无声的谴责和深沉的抗议。‘四人帮’对此是很清楚的。”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25—126、212—215、605—60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邓小平为周恩来所作的悼词”，“是邓小平在相知相识共同战斗半个世纪后，献给周恩来的最后一份心礼，也是他代表全国的人民群众，为伸张正义和真理所发表的庄严宣言。”
·毛毛·
“1972年11月18日，在泰和，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池龙也住在这个招待所，听说邓小平在这里，便要求见一见。池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父亲和他在红一方面军时期是战友，风雨沧桑几十年，两人一谈就谈了两个钟头。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父亲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主席和总理时，父亲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父亲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毛泽东于12月18日作了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毛泽东的批示，给周恩来抓紧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持。
“l972年结束了。虽然天上仍是阴云密布，但一线阳光已从天边透出。
“1973年来临了，形势依旧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毛泽东继续坚持‘文革’极左错误；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和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是既不满意，又离不开。不满意的是，他觉得周恩来与他的一些想法相距甚远；离不开的原因，是到了此时，整个党、政、军包括外交方面的工作，以及台前幕后全国大局的维持，全靠着周恩来以其耿耿忠诚和超负荷的辛劳极力支撑。偏偏在这个时刻，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周恩来生病，对于命运多舛的中国来说，真好似屋漏又遭连阴雨。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要有人来维系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最后决定。”
“经历了六年多的‘文革’运动，到了此时，周恩来已是心力交瘁。他一面主持着党政军的全面工作，终日操劳，一面要不断地与中央文革势力进行斗争。‘文革’中间，大部分干部已被打倒，大大小小、繁复纷杂的工作，全靠他在支撑。国家离不开他，毛泽东也离不开他。可是，偏偏此时，他的病情加重，大量便血，需要施行手术。总理需要做手术、需要病休，可国家怎么办啊，工作怎么办啊!周恩来心里急呀，他急于加快解放大批干部的工作，一次就让中组部提出了一个解放三百多人的名单。他急于要让他的老战友邓小平尽快复出，他知道，邓小平复出，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完全可以顶替他的工作。如今，邓小平已经回京，他要想办法，尽快履行让邓出来工作的正式手续。
“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大员根本不可能赞同，于是便百般阻挠、从中作梗。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不过，这次让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文革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
“3月10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周恩来并告毛泽东：小平同志已回北京。当日，毛泽东即批复：‘同意’。周恩来在毛泽东批示后，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实现了让邓小平复出的愿望，周恩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毛泽东批示的当天，也就是3月10日，他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提出中央日常工作交由叶剑英主持。
“父亲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对于中央的这一系列直接关系到他政治命运的重大事件，却不知道。虽然他以政治的敏感预感到他复出的时间已迫近，但绝对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这样迅速。在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他工作的前一天，即3月9日，他还在为孩子的事给汪东兴写信，说他的大女儿邓林已在北京冶金研究所(即有色金属研究院)找到爱人，请汪东兴帮助将她分配到北京工作。汪东兴第二天就收到了信，并进行了批示。
“关于他复出的中央通知发出后，汪东兴向邓小平作了通报，遵周恩来嘱将有关文件送邓小平阅。事情进展得这样快，既出乎预料，又令人高兴。
“不久，受周恩来的委托，他的夫人邓颖超到花园村来看望邓小平夫妇。邓颖超和父亲同岁，比父亲大几个月，所以父母亲称她大姐。这个大姐，与一般人称的‘大姐’意义又有不同。父亲清楚地记得，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地下党活动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和他在一起。他们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他们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曾经住在楼上楼下。周恩来和邓颖超亲眼目睹了二十四岁的邓小平的第一次恋爱，亲自为他和张锡媛操办了婚礼。他们曾看着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幸福地工作和生活，也曾为张锡媛的难产而死和邓小平的悲痛而伤怀。在那个时候，他们叫邓小平为小弟弟。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前辈和兄长，邓颖超更为同姓的大姐。生死相知几十年，一晃又是近七年不见了。这次大姐来，本应是高兴的事，但不幸的是，大姐是受周恩来委托，来告诉邓小平夫妇他本人的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这时，父亲才知道，周恩来患病，并且患的是癌症这种恶性重病。相见时那高兴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3月28日晚十点，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江青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也是他近七年来，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从这天以后，他们的见面次数很多很多。他将要和周恩来一起，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地经历许许多多政治上的惊涛骇浪。
“3月29日，毛泽东在其住处那个著名的书房中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那里。这是自从1966年9月之后，时隔七年多，邓小平再次见到毛泽东。见了毛泽东后，邓小平参加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当场作出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这次会后，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在国务院担任的副总理的工作。
“50年代设立中央一线、二线，让邓小平作为实际上的接班人之一，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文革’开始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打倒邓小平却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是毛泽东的决定。让邓小平复出重新起用，也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这次见到邓小平，毛泽东是高兴的。其实，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始终存有一分赏识，或者说留意。在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决定后，首先，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使用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同时，可以说，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心中确实是寄予了一份厚望。从以后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毛泽东确曾给予了相当的重托和有力的支持。从此以后，在周恩来住院期间，许多外宾来访，都是由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进行陪同。在以后的三年中，不论是谈工作还是陪见外宾，邓小平多次出入毛泽东的这间书房，直到再一次被打倒。
“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待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要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的身上。
“近七年的时光过去了，天地间发生了多少的变化，每个人又都经历了多少的沧桑，真是说也说不完。党和政府还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着去做，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完的。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夜幕降临。共进晚餐时，他们还在交谈。玉泉山新绿层染的丛林寂静了，清澈滢碧的湖水波澜不起，鱼儿也潜入了水底，四周万籁无声，仿佛刻意地不去打扰这久已向往的、推心置腹的和重要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