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1年12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断，持续近两年之久。它是我们党内出现的一次试图纠正‘文革’错误的尝试，其实质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努力纠正‘文革’中的错误，阻止和减少它的破坏，逐步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使国民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摆脱困境，有所发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由于指导这次批‘左’的基本精神是1972年公开提出的，主要方针、办法也是在1972年出台的，因此有的研究者称之为‘周恩来1972年整顿’。
“2．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
“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逐渐展开。这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2)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围绕批‘左’还是批右问题，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异常激烈。周恩来亲自从‘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与此同时，江青集团竭力反对。其主要特点是，双方的斗争变得公开化、明朗化、白热化。
“(3)1973年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遭受挫折而被迫中断。由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文革’错误，因此他不可能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反而强调当时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英雄’、小学生批‘师道尊严’、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所谓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对此，周恩来虽坚持斗争，但毕竟已力不从心，致使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不得不因连连受挫而进入尾声。1974年初江青一伙又发起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恩来进行中伤、诬蔑，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使他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3．批判极左思潮的历史贡献
“有关著述论及较多的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启发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觉悟，进一步认清林彪、江青一伙的本质；二是为启发人们对‘文革’的否定起了导引作用；三是初步扭转了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为国家稳定创造了基本条件；四是‘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为我党后来纠‘左’创造了较好的组织条件；五是为我国后来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打开外交新局面减少了阻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六是这次批‘左’是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基础和先声。
七、‘文革’后期的周恩来
“在‘文革’后期的1973、1974和1975年，有三件大事与周恩来密不可分，一是1973年邓小平复出；二是1974年长沙决策；三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
“关于邓小平在1973年的复出，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但将这一决策付诸实施并最终成为现实的则是周恩来。大体的历史过程是：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邓小平安置在江西。周恩来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一年后的1970年秋，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邓小平是‘我的同行!’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上同陈毅亲属讲，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子女将这一信号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返京。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问题。最终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月下旬，周恩来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在人民大会堂欢宴西哈努克亲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重大的场合公开露面，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同年8月，邓小平出席十大并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书写了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通知的全文，至此便开始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1974年12月，周恩来为了挫败江青等人妄图利用召开四届人大之机来‘组阁’的阴谋，亲赴长沙同毛泽东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并决定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这就是‘长沙决策’。
“所谓1975年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的继续，是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对军队、铁路运输、教育等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工作的整顿，是对‘文革’以来的‘左’倾错误迅速、系统地纠正。
八、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
“研究者都同意陈云同志的评价，即‘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有的人把它概括为两点：一是起到了减少损失和中和错误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了这点。由于‘文革’本身的错误，周恩来虽然试图把党和国家从这场动乱中拯救出来，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所以，当‘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苦撑危局，在他还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消除动乱，维持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并且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保护了党和人民。二是在‘文革’中的重大关节点上，当历史的发展出现某些新的转机时，不失时机地促成了时局的转变，影响并推进了历史拨乱反正的过程。
九、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斗争方式
“有人指出了五点：一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三是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同时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四是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五是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
“有的研究者将周恩来在‘文革’中特有的斗争方式称之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谋略，并提炼为四个要点：一是敢入‘练狱’为党为民；二是调和允中练藏积精；三是退避三舍迂回反击；四是见机而作扭转政局。”
金春明、崔久恒：《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研究》，原载《“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第320—33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1月版。
“周恩来思前虑后，高瞻远瞩，在非常复杂的困难的处境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王年一·
“周恩来的抵制：他反复说明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不同意批判‘资反路线’。10月9日，他在接见清华红卫兵几个组织的代表时说：我在8月22日讲过了(按指8月22日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讲过)，中央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10月31日，他在与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时又说：前段错误路线时间并不长，也只是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反对否定一切。10月22日，他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10月3日，他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10月6日，谢富治对北航‘红旗’说：‘你们坚持在国防科委斗争二十八天，做得对!干得好!’10月7日，张春桥接见福建一些学生说：‘北航要求工作组赵如璋谈谈话，到国防科委等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不谈。我们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周恩来10月31日接见天津学生时则说，北航‘红旗’冲进了国防科委，方法不可效仿。国防科委怎么可以去呢?敌人还不乘虚而入啊!”
“周恩来对政治局委员谭震林等的抗争态度如何?他是赞同的、支持的。这个态度，在他的三个讲话中表明得最为充分。这三个讲话是：1967年2月17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2月18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2月18日接见国防工业口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这三个讲话，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周恩来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第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不能夺，只能监督业务。当时，财政部一名副部长一再违反命令，要和造反派一起夺财政部的权，李先念再三劝阻仍不听从，又出席了不许他出席的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周恩来在2月17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上，当众下令逮捕。周恩来明确宣布：
‘财政业务大权只能监督，不能夺。
‘财政、外交、公安的权不能夺。
‘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的有财权等，这些权不能夺。
‘对中央各部门，只应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已经做了，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中央的、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
‘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不能把党、政发号施令大权都夺过去，要有界限。
‘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第二，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周恩来指出：
‘群众解散了党组，党组可以由群众宣布解散吗?
‘党组还得恢复。商业部还是姚依林，通缉令取消，要道歉，也要好好检查，不然要走到反面。工交系统，他们那样做法，我们不同意。……你们只能监督，不能领导。责任还是部长、司局长负。党组织权要恢复，监督业务不能过分。
‘部党委上边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
“三次讲话最突出的内容是保护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周恩来讲到三个方面：第一，十七年来成绩是主流。他说：要看到十七年还是毛主席的红线起主导作用，这是主流。谁否认了这一点，就否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第二，要保护领导干部。他说：
‘不能说，中央各部都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中央每个部不是都必然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况且各人所犯错误有轻重的不同，也有根本没沾边的。只要作一两次认真的检查就行了。……一般地说，路线问题检查一下就行了。
‘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同志被你们斗了一个月，工作不能进行，几千个援助项目要处理，这样斗怎么行呢?我很难过，逼得我下命令叫方毅同志休息。
‘对吴波，你们就是因为一个桃园大队的问题非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结论中央做嘛!
‘《红旗》第三期社论第三段是毛主席加的，怎么可以三四十年的老干部都不要啦!他们都不好?!姚依林是我叫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们对他下通缉令，就是对中央下通缉令!通缉姚依林，就是通缉我了。
‘现在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张霖之的死，我心里不安。斗了四十多天，突然死了!这人有他的长处。康世恩、段君毅、王磊等人是我下命令要回来的。怎么能这一次把这么多老干部丢掉!外边有许多标语，都不是中央同意的。除党中央宣布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
“第三，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恩来愤慨地说：
‘关于对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业务耽误了，身体也摧残了。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你们不说什么，我们看了心里不忍。老干部都这么对待，他们不能没有情绪。……1935年以前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现在，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喷气式照出相来，还有什么‘百丑图’，中央看了很不安。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坏的只是少数。……你们当了政，下一代也这么对待你们行吗?这是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我想到这，我就难过。我若不说，我要犯罪。
‘现在斗争方式已发展到如此：打人、挂牌、游街。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我们对溥仪没有用刑，把他改造了。把末代皇帝改造了，这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奇迹。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用这种方式呢?这是不好的作风，不能让年轻人也这样做。在北京三座门，有的人把照片、漫画贴在街上，马上传到香港、东京、莫斯科，传到世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三座门贴的低级的大字报，我不愿意看。……街上标语是‘砸烂×××狗头’，什么狗头?是人头嘛!
“周恩来还要求领导干部负起责任来，坚持原则。他在2月18日对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说：
‘各部部长、司局长，还要转告所有的处长、科长，都要振作起精神来，要敢于创立工作条件，勇于负责任。已经和造反派说了，自然还需要先念同志一个部一个部地再做工作，各部自己也要做工作。
‘各部部长、副部长，都要负起责任来。这件事，下星期我们还要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对各部、各院校造反派组织，以及各部门的处、科长们，宣布一下。
‘现在有些地方，无休止的斗争，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说了的，那种无情的斗争、残酷打击的坏作风。……时间不到一年，其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对于这种不好的作风，不好的方式方法，要告诉青年，要告诉二三十岁的干部，不要把它当成是对的。我们不说，就是犯罪啊!……有骨气的共产党员，对于这种事情要拒绝，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对党对国家如何评价的问题。
‘半年了，六个月之久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不是党要采取的方法，我们要出来说话。’
“周恩来在这三次讲话当中，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是以上所引(其中个别地方也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正是主流的、本质的方面。周恩来和谭震林等老革命家的抗争是呼应的，和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